第三節 老問題與新希望

社會黨國際在70年代初以來所發生的各種調整和變化的確是難能可貴的，但也表現出難以為繼、後勁不足的征候。就此而言，這些變化的發生也暴露出其自身存有的更為嚴重的問題，這就是與生俱來、始終未能擺脫甚至在有些時段愈顯其烈的“歐洲中心主義”弊病。作為一個以“國際”的形式開展活動、主要注意力名義上又集中於國際重大問題的世界性政黨聯合體，社會黨國際的對外活動乃至自身的存在和發展無不受到這一弊病的危害和影響。

在政策思想上，“歐洲中心主義”主要表現為社會黨國際始終受縛於以歐洲為中心、根據西歐國家的利益和需要去觀察世界和考慮問題的傳統視角。因此，它長期以來不能較為現實地、全麵地估量和判斷國際形勢的發展，不能對國際重大事件做出合乎全世界涵蓋更廣大的第三世界人民和國家願望和要求的反應。其政策往往落後於現實的變化，更談不上對未來發展有所預見；其理論往往囿於西歐社會改良的實踐，無法適應於其他地區或國家的現實。在50年代，建立伊始的社會黨國際隻能執行實際上已由西歐各國政府認可的政策；進入60年代後，它才開始重視亞非拉問題，但又未能堅持下去，而且這種重視始終難以一以貫之的堅持和深入，反映出了社會黨國際的急功近利以及它對第三世界問題或是淺嚐輒止，或是避重就輕、就事論事的態度；到70年代初，社會黨國際終於發生了較前幾個時期更為明顯的變化。但正如前麵的分析所闡明的那樣，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西歐獨立自主、聯合自強趨勢日益發展的影響使然，是西歐國家在新的形勢下普遍而全麵地調整對美、對蘇聯東歐國家和對第三世界國家戰略和策略的間接結果，是西歐國家國內政局變化、政治力量對比關係發生變動而引起的，而並非是社會黨國際消除“歐洲中心主義”弊病的結果。正因為這樣，直到70年代中期，社會黨國際還不能提出真正有利於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主張，不能完全接受它們提出的某些合理要求。

在具體活動中，“歐洲中心主義”弊病主要表現為社會黨國際過於重視歐洲事務，明顯輕視歐洲以外地區的發展變化，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的問題。關於歐洲事務的討論，往往在它的各種會議上占有絕對優勢的地位。僅從可比較的數字來看，在其前12次代表大會上，它通過了58項專門論述國際問題的專項決議，其中29項涉及歐洲事務，與第三世界國家有關的隻有14項；而在另外7項關於國際形勢的一般性決議中，闡述歐洲事務的篇幅也占近一半。同一時期的理事會會議和執行局會議也表現出同樣的傾向。自1961年開始不定期舉行的成員黨領導人會議，無論是與會者或者是會議主題幾乎都限定在歐洲。至於那些非正式的專家會議，不僅大多與歐洲事務有關，而且會議本身對這些事務進行探討的詳盡程度更是令人驚訝，其議題從歐洲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到選舉、辦報、國有企業管理、移民等等無所不包。一般說來，社會黨國際會議地點的選擇也極具象征意義。但在這方麵，過分關注歐洲的狀況也可窺見一斑：12次代表大會無一例外地都在西歐城市舉行；截止到上世紀80年代末，總計共達近百次的理事會會議和執行局會議也僅有1960年、1973年和1975年三次在歐洲以外地區召開。另據不完全統計，社會黨國際在1951—1975年期間先後建立過35個研究國際重大問題或事件的工作小組和特設委員會，但其中隻有9個直接與第三世界有關。正如前麵已經提到的，60年代初這種狀況稍有改觀，但到60年代末卻又恢複舊貌，及至70年代亦無多少變化。

在組織建設方麵，“歐洲中心主義”則表現為社會黨國際過於倚重歐洲成員黨，對接納第三世界國家政黨持消極態度，在國際組織內部對這些黨又采取歧視性的做法。長期以來，是否堅決反共、是否主張或實行西歐式的“議會民主”和“多黨製”，實際上是社會黨國際接納新成員時奉行的“不成文法”。以此劃線自然妨礙了不少第三世界國家政黨進入國際。到1962年時，社會黨國際成員黨雖已增至42個，但其中

來自歐洲以外地區的政黨隻有12個，而真正屬於第三世界國家的政黨卻隻有6個；與1951年成立時相比，第三世界國家政黨的數量隻增加了4個。同一時期卻還有烏拉圭社會黨宣布退出國際。（SI:SII,1963, No 34-35）1963年的社會黨國際在第八次代表大會大聲稱要加強同那些主張民主社會主義但名稱並無此類名詞的第三世界國家政黨的聯係，為此還增設“觀察員”資格。（SI:SII, 1963, No 39-40）但結果卻形成了新的歧視和阻礙，自此先後有10個第三世界國家政黨加入國際，但均未能成為正式成員。直到1975年底，社會黨國際全部成員連同觀察員在內已有56個政黨，但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的不足15個，僅占成員黨總數的1/4左右。更有甚者，在國際領導層中，歐洲成員黨的領袖幾乎包攬了一切職務。前11屆的國際主席和副主席、總書記均由清一色的歐洲人充任。直到1972年十二大副主席人數增至8人時，以色列工黨領袖、政府總理梅厄夫人才首次作為歐洲以外地區的政黨領袖當選為國際副主席。作為一級決策機構的社會黨國際執行局，也是歐洲人的天下，第三世界國家政黨難有立錐之地。執行局的構成在1951年時為10個黨，1966年十大時擴至15個黨，但直到1972年社會黨國際十二大擴至18個黨時，第三世界國家政黨才第一次實際進入執行局，而所占比例僅為1/6。可見，第三世界國家政黨不僅很難加入社會黨國際，而且始終被排斥在國際內部的決策過程之外，歐洲成員黨在國際中一直享有一言九鼎、舉足輕重的地位。

上述政策思想、具體活動和組織建設三個方麵互相聯係、互相影響，使得社會黨國際從成立伊始便帶有社會黨人“歐洲俱樂部”或“白種人聯誼會”的色彩，直到70年代也未能消除之。“歐洲中心主義”成為社會黨國際難以治愈的頑症，到70年代更是顯得愈加明顯。反過來，第三世界國家及其政黨也因此對社會黨國際深懷疑慮和戒備，不願與之主動交往；而已加入國際的第三世界國家政黨則消極觀望，或是對國際的各種活動不甚積極，或是一遇機會便要自立門戶。因此，直到20世紀70年代，社會黨國際在歐洲以外地區沒有取得足以稱道的業績和立足點。這與它的“國際”名稱形成了鮮明而又頗具諷刺性的對照。

當然，社會黨國際對這種尷尬局麵並非毫無覺察。如前所述，早在1952年的社會黨國際“二大”上，時任國際主席的菲利浦斯就曾指出過淪為“白人國際”的危險。（SI:SII,1952, No 43-44）此後，社會黨國際的領導人也多次談到過這個問題，強調要發展同歐洲以外地區的聯係，要同亞非拉政黨加強交往；社會黨國際本身也進行過一些努力。但由於這些主張或認識缺乏係統性，缺乏根本立場和態度的轉變，因而未能導致社會黨國際本身的重大改革或調整。而與之相應的活動也或因後勁不足而半途而廢，或因方向有誤而未見成效。

如果說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初期，國際形勢的發展曾使社會黨國際不得不進行一些應時應景的小修小補，力圖使“歐洲中心主義”有所改觀；那麽，在進入70年代以後，各種事態的發展已隨社會黨國際麵臨二者必居其一的重大抉擇：要麽以改革求發展要麽守現狀變衰亡。“社會黨國際所帶有的歐洲中心主義”色彩，已處於再也不能維持下去的嚴峻局麵。

僅就歐洲事務而言，1973年中東戰爭爆發後阿拉伯產油國實行的石油禁運在政治、經濟乃至思想意識上都對西歐國家形成了猛烈的衝擊。隨之而來的1974—1975年二戰後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同樣對“歐洲中心主義”構成了巨大壓力和挑戰，迫使這些在能源、原料和市場等方麵依賴於第三世界的西歐國家再次審時度勢、加強調整同第三世界的關係。受此影響，社會黨國際也不能不重新評價自己對第三世界的態度和政策，總結以往的經驗教訓，針對一再變化的形勢作出較大規模和更有係統的調整。另外，在同一時期，歐洲一體化取得了重大的進展。1972年初，英國、愛爾蘭和丹麥正式簽約加入後，歐

洲共同體（以下簡稱“歐共體”）已擴至9國，歐洲其他國家也與歐共體建立了良好關係。由此，歐洲聯合展現出蓬勃發展的良好前景。在經濟上，原歐共體6國與“自由貿易區”7國間的對立衝突不複存在；在政治上，關於政治合作的“達維農報告”實施順利，1979年即可實現歐洲議會的直接選舉。為此，歐洲社會黨又迫切需要以更明確、單一的區域性協調機構來處理相互間的關係，謀求更緊密的合作，因而它們在1974年創立了“歐洲共同體各國社會黨聯盟”，以正式成員和觀察員的名義接納了所有的社會黨國際歐洲成員；同時，還醞釀成立歐洲議會社會黨黨團的跨國性常設辦事機構。（Pridhams, p.72）但這樣一來，卻使社會黨國際不再具有過去那種居間調停和緩解歐洲社會黨之間矛盾分歧的職責；歐洲社會黨也不再需要利用社會黨國際的機構和會議來處理它們之間的事務。此時的社會黨國際隻有將注意力轉向歐洲以外地區，轉向影響更廣泛、意義更深遠的國際重大問題才能求得發展，更確切地說，才能證實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此外，當時的內部組織狀況也使改革的需要顯得愈加迫切。一方麵，始終是國際支柱的某些西歐社會黨或者是由於自身處境困難而無暇顧及國際組織的事務，或者是因不滿於國際的作用有限而失去參與國際活動的積極性，甚至另尋其他國際交往的新方法。因此，社會黨國際自70年代初以來在相當長時間內難以組織較大規模的活動，代表大會的日期曾一推再推，理事會會議自1971年5月後長期未曾舉行，其他活動也大多處在停滯之中。即使是在費盡力氣才得以舉行的活動，參加者也愈來愈少。另一方麵，社會黨國際的活躍與否主要取決於擔任主要領導職務的個人的活動能力和熱心程度。自1964年始終擔任國際主席的皮特曼，到1975年時年滿70歲，已是年老力衰且又體弱多病，經常不能參加社會黨國際的活動，從1975年5月起幹脆不再出席國際的任何會議，處於實際退休的狀態，也直接影響了社會黨國際的活動。

由此可見，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社會黨國際迫切需要以新的活力激發自身、以新的活動調動成員黨、以新的形象吸引更多的政黨加入、以新的人選改善領導狀況。所有這些都表明改革勢在必行。

20世紀70年代中期國際形勢的變化和社會黨國際自身處境固然表明了不改革即衰亡的危險，但也為改革的到來和成功提供了契機和希望。

東西方關係的緩和，特別是歐洲局勢的緩和，為社會黨國際作出獨立的政策抉擇、真正確立其中間立場創造了必要的客觀條件。獨立是對依附、追隨和盲從美國而言，中間是對美蘇爭霸的傳統國際政治兩極格局、傳統的意識形態分歧而言。對於社會黨國際來說，在“冷戰”**年代那種陣線分明、對壘嚴密的狀況下是不可能有獨立和中間可言的。正如社會黨國際機關刊物的編輯德埃伊在一篇回顧1972年成員黨發展狀況的文章中所指出的，“當東西方關係惡化時，社會民主黨人便很難做出選擇，要麽同意大多數人對國際問題的看法，要麽就被指責為克裏姆林宮的代理人”。因此，二戰後初期“冷戰”的出現導致社會黨采取支持西方國家的政策。然而，“隨著60年代末期國際局勢緩和的迅速發展，社會民主黨人能夠重新堅持其中間立場”，他甚而認為這在現象上表現出社會黨左傾化的發展。（SI:SA,1973, No 1）正如我們在前麵兩節所論證的那樣，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社會黨國際及其成員黨轉向提倡和支持緩和、放棄“反共不交往”轉向“超意識形態合作”、與美國愈加疏遠進而發展為嚴厲批評美國等等，均表現了它向中間立場的過渡，表現了在客觀條件的變化後它已經作出了必須的調整。

實際上，社會黨國際趨向中間立場在某種程度上便是向主張不結盟和中立外交的第三世界國家的接近。獨立性的加強又進一步使它能夠以新的眼光來看待和觀察國際問題，並由此形成新的見解，采取新的對策。可以說，20世紀70年代以來社會黨國際的變化為70年代中期的改革奠定了基礎。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