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基本立場搖擺不定
60年代初，社會黨國際對第三世界國家的重視以及相應作出的政策調整對它在其他方麵的政策也有重大的影響。雖然在60年代後半期，它更多地關注歐洲事務，但恰恰是在這種關注中又繼續了60年代初以來的微妙變化，而這時歐洲接連不斷發生的重大事件又給這種變化以極大地推動。因此，也正是在對歐洲問題的討論研究當中，在不斷針對新的情況而提出相應的政策主張中，比較集中地反映了社會黨國際基本立場的搖擺，反映了它開始偏離50年代初以來所持有的追隨美國、支持冷戰和堅決反蘇反共的態度。
在前麵提到過的“奧斯陸宣言”中，除了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態度發生變化以外，與社會黨國際對歐洲問題的認識有關的變化也是十分明顯的。這包括第一次在綱領性文件中批評美國：針對美國當時正在越南進行“特種戰爭”的情況，指出“亞洲的緊張局勢，也是由美國的某些政策造成的”。同時，還第一次明確提出“為結束冷戰而進行不懈的努力”，強調通過理解、通過加強聯合國和平工具的作用來實現和維持世界和平，主張實行常規武器和核武器的全麵裁軍。（SI:SII,1962, No 24-25）這同50年代初時社會黨國際領導人以及會議的正式決議都對美國表示擁戴；強調通過北約組織一類的集體防務安排和重整軍備來維持和平相比，顯然是一種不可忽略的變化。
與美國特殊關係降溫是在60年代後半期，社會黨國際在同美國的政策關係方麵距離逐漸加大。在這一時期，美國到處插手、幹涉他國內政直至直接派兵參戰，甚而以抵禦共產主義為名支持和扶助許多國家的極端反動保守勢力，在日益覺醒的世界人民麵前暴露了它力圖維持霸權的卑劣用心，因此遭到主持正義的國家和人民越來越猛烈的抨擊和反對。同樣，相對獨立性不斷發展的社會黨國際對美國的這種政策和做法愈益不滿，不能也不願仍舊維持對美國的特殊感情；在紛至遝來的國際重大事件中，它對美國的批評也越來越尖銳。例如，1965年美國粗暴幹涉多米尼加人民反對獨裁政權的鬥爭；1967年美國又暗中支持希臘的軍事政變以及隨後的獨裁統治；繼1961年發動“特種戰爭”之後，美國又開始“局部戰爭”直到在印度支那三國都采取了軍事侵略行動。在這些事件爆發之際，社會黨國際都對美國的所作所為提出指責，要求它按照世界人民的正義要求辦事；同時還逆美國之意而行事，或明確支持美國攻擊的對象或公開反對美國支持的對象。特別是在越南問題上，隨著戰爭的每一次升級，社會黨國際及其成員黨對美國的批評也在升級。這充分表明社會黨國際已經在相應當程度上放棄或改變了一味追隨、順從美國，盲目支持美國的做法，加強了自身的外交政策獨立性，特別是相對於美國而言的獨立性；還表明社會黨國際在以現實主義的眼光看待分析問題方麵亦有所發展。因此，盡管這一時期對美國的批評大多還是就事論事，但這對社會黨國際的基本立場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同美國的“疏而不離”是社會黨國際基本立場發生搖擺的第一種表現。
早在1963年5月，社會黨國際便根據西歐共同市場的發展以及美國關於建立北約“多邊核力量”的提議設立了兩個工作小組，其一研究社會黨人的歐洲政策問題，其二研究歐洲共同防務政策問題。（SI:SII,1963, No 9）同年9月舉行的第八次代表大會，社會黨國際又將“歐洲聯合與大西洋夥伴關係”列入議事日程。（SI:SII,1963, No 39-40）歐洲事態的發展變化在60年代後半期相當迅猛且影響深遠，社會黨顯然不能不對此表示極大的關注。因而它的政策主張和立場也不能不相當地做出調整。
在北約事務方麵，法國的舉動引發了劇烈的震蕩。繼1963年1月法國拒絕將從阿爾及利亞撤出的軍隊置於北約一體化司令部序列和6月從北約撤出法國艦隊之後，戴高樂總統在1965年9月第一次示意法國有可能退出北約，結束那種在“一體化”的名義下將法國命運交給“外國當局”的“從屬關係”。1966年3月法國正式要求北約組織的“一體化”司令部和基地撤出法國，法國也退出歐洲盟軍司令部和中歐司令部。與此同時，在歐洲共同體問題上，法、德、意、比、荷、盧6國的聯係與合作有了明顯的增強。1965年3月， 6國部長理事會會議決定將根據1959年“羅馬條約”設立的“共同市場”、歐洲煤鋼聯營和歐洲原子能聯營三個組織的執行機構合並為一，成立“歐洲經濟共同體”。19
67年7月，合並後的單一執行機構開始行使職權；1968年7月，6國之間完全取消關稅，成為一切工業品的單一貿易區，較之羅馬條約的規定提前一年建立了關稅聯盟；同年8月，又開始實行共同農業政策。
雖然西歐各國對這一係列事件作出的直接反應並不一致。例如對法國撤出北約一事，北約組織中的其他西歐參與國並未明確表示支持，有的甚至持反對態度。在這些國家的社會黨之間，看法也不相同；而且再沒有任何國家或任何執政黨願意仿效法國的做法。再如“歐洲共同體”一事，西歐其他未加入共同體的國家對此表示擔憂，其中6國還另組了“自由貿易聯盟”，試圖在經濟上與之抗衡。社會黨人一向表示原則上支持歐洲聯合，但一遇具體問題則又陷於爭吵之中。盡管如此，上述事件所傳達的更深層次的信息仍然是明白無誤的，西歐各國和各個政黨對此也是心領神會的。這就是西歐必須走聯合自強的道路，應當在國際政治中獨善其身，在國際關係中保持與兩個超級大國的對等，在大西洋聯盟內部注意對美國的獨立。可以說，在70年代和80年代體現在具體政策當中的那種聯合自強的趨向，其精神實質就是在60年代後半期開始形成的。
在社會黨國際內部，對歐洲事態的關注和研究達到了一個**。除了正常的會議安排以外，它在這一時期還創立了成員黨（主要是歐洲成員黨）領導人會議的製度性做法。這類會議不是定期舉行，而是根據需要加以安排；會議通常並不發表公報或通過決議，其討論內容和最後結果亦對外界保密。因此，在這些會議上，各黨領袖往往可以坦率地交換意見，探討某些對未來發展更有意義的問題。從1961年到1968年，僅此類會議便有10次之多。與此相應，社會黨國際對歐洲事務的看法也有了新的變化，主要是觀察問題的方法與以前有所不同。例如，1963年9月的八大在“關於歐洲經濟一體化的決議”中提到“為創建一個包括一切國家的歐洲經濟一體化組織而尋求新的途徑和新的方法”，而且強調歐洲成員黨“深刻地意識到自己對整個世界，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更廣泛的義務”。（SI:SII,1963, No 39-40）1966年5月的十大，將“世界意義上的歐洲問題”列為主要議題並通過了相應的決議，表明社會黨國際不再是孤立地看待歐洲事務，而是將其同更廣泛的世界經濟政治問題聯係在了一起。（SI:SII,1966, No 9-10）1968年8月在哥本哈根舉行的理事會會議又討論了“風雲變幻的歐洲：對民主社會主義的挑戰”這一問題，（SI:SII,1968, No 16-17）顯示出社會黨國際要從思想原則的高度反思歐洲近些年來的形勢變化。
當然，直到60年代末，社會黨國際的變化尚未定型，也未形成明顯的結果，但其趨向已然顯現，其意義也非同小可。對於社會黨國際來說，隻有當那些起主要支柱作用的西歐社會黨能夠比較清醒地認識自身的問題，並能夠從全球經濟政治聯係中引申出新結論的時候，它才能夠進一步進行其他方麵的調整或變革，才能夠對全局性問題形成新的看法和新的政策。正是因為這樣，社會黨國際在60年代，特別是後半期在歐洲問題上的態度變化可以看作是其基本立場搖擺的又一種表現。
如前所述，堅持反蘇反共是社會黨國際成立之初所確立的基本立場的構成要素之一。在這方麵，繼50年代後半期表現出將意識形態對立與具體政策問題相區別的傾向之後，社會黨國際在60年代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首先是對其成員黨同其他國家執政的共產黨的交往采取一種類似於默認甚或默許的態度。例如，對1963年11月法國社會黨領袖、時任國際副主席的居伊·摩勒率法國社會黨代表團應邀訪問蘇聯一事，社會黨國際從未提出異議。（SI:SII,1963, No 48）早在1959年，日本社會黨就曾派出過代表團訪問中國。但直到1964年，日本社會黨以總書記成田知己為團長率代表團訪問了蘇聯以及第四次訪問中國、並且分別同蘇共和中共發表了聯合聲明後，社會黨國際才第一次過問此事，但在實際處理中又十分謹慎。同年11月的執行局會議隻要求日本黨的代表說明情況；次年2月的執行局會議聽取了介紹卻又認為還須進一步的審查；直到10月的又一次執行局會議，才作出了最後的表態，發表了一項聲明。但其內容卻十分耐人尋味：聲明一方麵重申了“法蘭克福宣言”中有關指責共產主義是獨裁製的條款，強調屬於社會黨國際組織的任何政黨以及這些黨中的任何黨員都不得認同共產主義的政策、目標和
組織；但另一方麵隻提到“國際執行局高興地接受日本社會黨做出的保證，即與其他黨一樣，日本社會黨將接受上述原則的指導”（SI:SII,1965, No 21），同時，還認為日本的曆史傳統和目前的政治局勢不同於其他國家。這裏非但沒有對日本黨進行懲戒，反而有某種開脫的意味。到1967年10月，在社會黨國際理事會會議上，勃蘭特等人甚至還提出“為建立東西方之間的相互諒解”，應當發表一項關於共產黨的聲明，應當在當年的十月革命50周年紀念日向蘇聯致信。他強調，同共產黨人的關係史不能重寫，但“過去的交戰屬於過去的事，而不能讓它重演”。（SI:SII,1967, No 22-23）會議雖然完全采納了這項建議，但還是成立了專門的小組進行前期準備。
微妙變化的第二種跡象則是對在國內同本國共產黨進行合作的社會黨實行因地而異、因時而異的區別對待。例如，1966年5月的社會黨國際十大根據總書記卡西的報告以及其他一些調查材料，以馬來亞工黨在其農村宣傳中與馬來亞共產黨陣線並無區別，工黨組織的實際工作已由共產黨人或共產黨的代理人所控製為由，取締了馬來亞工黨的成員資格，將其驅逐出社會黨國際。但與此同時，社會黨國際對這年春天芬蘭社會民主黨同共產黨共同組成聯合政府，在更高層次實行合作一事未置一詞。（SI:SII,1966, No 9-10）同樣，日本社會黨早在60年代初便與日本共產黨合作，為反對《日美安全條約》而采取過許多統一行動；1965年時，先有黨中央國民運動局關於與日本共產黨進行聯合鬥爭的通知，後有新任委員長佐佐木關於建立包括日本共產黨在內的聯合陣線的提議。（小山弘建和清水慎三：第395頁）社會黨國際對此也從未作聲。這種區別對待的標準似乎與社會黨國際如何判定當事黨在本國的地位、實力以及在國際中的分量、影響有關。
第三種跡象突出地體現在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後社會黨國際對此而作出的反應之中。入侵事件發生的當天，恰值社會黨國際理事會在哥本哈根舉行會議。會議就此事進行討論並發表了聲明，其中對蘇聯提出了嚴厲的譴責，但更強調此事對所有致力於緩解東西方之間緊張關係的人們所造成的挫折和損害。（SI:SII,1968, No 16-17）在這年11月舉行的執行局會議上，擔任國際副主席職務的聯邦德國社民黨主席、政府副總理兼外長勃蘭特全麵概述了當時的國際形勢，他雖提出由於侵捷事件而顯示了加強西方軍事聯盟的需要，但同時也明確表示“任何挫折都決不能使我們放棄緩和政策”。（SI:SII,1968, No 22）因此，社會黨國際此後圍繞著侵捷事件而開展的各種活動與50年代時因波匈事件而進行的活動相比，有兩點不同：一是它並未就此全麵攻擊共產主義製度，而集中指責蘇聯；二是它在指責蘇聯霸權主義的同時並未放棄繼續謀求全球緩和的主張，更沒有走到重提擴軍備戰以防止戰爭危險的地步。也正是有了這種區別，雖然社會黨國際研究共產黨國家情況變化的工作小組受侵捷事件影響而未能像最初設想的那樣提出新的見解，雖然由它起草並由社會黨國際1969年6月十一大通過的“關於共產黨和共產黨國家的發展的決議”又重複了50年代時的反共主義言辭，但並未在實際工作中恢複那時的僵硬反共立場，而且時隔不久又發生令人驚訝的迅速變化。（SI:SII,1969, No 14）
上述三點微妙變化實際上已使1956年那項著名的“不與共產黨人進行任何合作”的決議多少有些形同虛設。那種拒絕合作的態度顯然已不適於60年代以來客觀形勢的發展，不適用於各成員黨的具體情況。社會黨國際在實踐中多少是變通了，但是形式上仍未放棄或改變過去的文字規定；它對成員黨多少是變通了，但對它自己卻仍是恪守“拒絕主義”，結果是大大限製了它自己對外活動的範圍，給自己帶來極大的不便和損害。因此，在70年代、80年代國際形勢進一步的發展麵前，社會黨國際終於作出了重大的轉折。但轉折的最初起點是上述三點變化。
對美國疏遠、對歐洲問題的新認識和在同共產黨合作問題上的新變化，構成了60年代，特別是後半期社會黨國際基本立場搖擺的主要內容。所謂搖擺，就是既發生偏離但並未最後背離或最後定型。因此，60年代是社會黨國際由50年代初走向70年代變革的過渡時期，這時的社會黨國際在某些方麵不同於50年代的狀況，同時又為70年代的進一步變化奠定了基礎。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