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人遊戲之媒體暴力》終於寫完了，這篇小說從醞釀、構思到最後完稿，我用了兩年的時間。這幾年，關於媒體暴力的新聞經常見諸網絡報端，關於媒體暴力的反思也漸漸浮出水麵。當我開始思索這個問題的時候，才愕然發現自己其實也曾經是媒體暴力的踐行者。
關於媒體暴力，其實有兩層意思，第一種指的是包括電影、電視、電子遊戲、報刊等在內的媒體，含有或刊登暴力內容，並對人們正常生活造成某種不良影響的暴力現象，比如說美國校園頻發的槍擊案，比如說我國各地經常發生的校園暴力事件，都是受到這種媒體暴力的影響。第二種指的是媒體本身的暴力，媒體及其從業者利用媒體本身作為大眾傳播媒介的話語權優勢，對新聞當事人或被波及的人群所實施的一種暴力行為，比如常用的汙名化都屬於這個範疇。
這篇小說講的是第二種媒體暴力，這種暴力的危害更大。第一種媒體暴力不是說不重要，隻是限於小說的篇幅無法展開，也許將來會有另外一篇小說著重講這種暴力。
我從事新聞工作已經將近十個年頭了，回首這十年，我也曾有意無意地對采訪對象進行了媒體暴力，小說中的情節都來源於生活，有的更是我曾經幹過的事。那時候我年輕不懂事，以為攝像機扛在我的肩上，我便成了正義的化身，於是我便可以為所欲為，可以將被采訪對象逼上梁山。比如，小說中，姚瑣涵采訪銀行行長的情節，樊玉群大鬧扣車場的情節，就是我真實經曆的。我一直沒覺得這樣做有什麽不妥，可是當我年歲漸長學會了反思，我認識到我的荒唐和跋扈，我知道我的媒體大棒也許已經傷害了很多人。我不知道那位被我傷害的銀行行長和保安現在怎麽樣了，如果他們能碰巧看到這篇小說，我想在這裏對他們說：對不起，請原諒我當年的少年輕狂。
其實，進行這種反思的記者也並非我一人，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記者陳耀文2007年就在他的博客上，講述了自己對一當事人進行媒體暴力的經過，他也是采用了剪輯的技法，隻用了被訪對象一句同期聲，而對其解釋的話一概沒用。那個老板說：“你采訪我沒有？我跟你說了他們的事情沒有？你一句都不在節目裏播，就給我剩一句‘把燈關嘍’，你什麽意思？你他媽的把磁帶都給我留好了，這輩子傾家**產我也跟你打官司。”
陳耀文說：“在隨後的時間裏，那個老板對著我吼的那句話，時不時會在我的耳畔響起，也一次次刺激和逼迫著我往深裏想這個問題。我公正嗎？我在現場了解的信息就隻是這些嗎？一個個問號，一個個拉不直的問號。”
跟我一樣，陳耀文在他的博客裏說：“我覺得該說一聲對不起。不僅僅是對那位老板，還應該對當年的觀眾朋友們說：對不起。為什麽說對不起？因為我現在明白了：在這件事情的報道上，我堂堂皇皇地使用了媒體暴力。”
反思之後，我們都不再進行媒體暴力，追求客觀公正，還新聞本來的麵目。陳耀文說，那件事情之後，他還製作過很多焦點節目，隨著對這個問題的深入思考，他越來越注意對事件各方當事人的全麵采訪，保證每個人在話筒前都有充分的表達，甚至是已經被法律宣判有罪的人，也依然會給他起碼的尊重。
反思，這應該是每個新聞工作者都應該做的吧？
實際上，有的人行使了媒體暴力而不自知，有的人為了追求收視率訂閱量為了增加廣告，而在故意進行媒體暴力，對後者，我無話可說，在經濟利益麵前，一篇再怎麽精彩的小說，對矯正時局都無關痛癢。而對前者，我隻希望這篇小說能有一點點借鑒作用，希望我的每位同行在不自覺地濫用話語權的時候，稍微給自己提個醒。
如果能做到這一點，我想這篇小說就算是成功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