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布局天下 第一百一十章 北伐(3)
接下來,自然就是被辛稼軒形容為“元嘉草草”的劉宋北伐了,說起來,兩個政權的國號甚至相同,所處形勢也相近,很有參考意義。
劉宋時期,皇權得到極大的加強,就像如今的蕭統一樣,應該說,南宋之時,起初時候皇權也很是弱小,嶽飛等人固然是民族英雄,可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也是軍頭,尤其是劉光世和張俊,如果不加裁撤,不是沒有可能成為藩鎮。因此,趙構製造諸多事端,尤其是拿嶽飛開刀,固然是自毀長城,可是在當時那種極其特殊的情況下,也有趙構自身無奈之考量。
而蕭統初來之時,恰好是小朝廷風雨飄搖之時,而山海戰一役,蕭統便初步確立了自己的威望,同時遷往台島以後,原本的許多勢力都失去了鄉土之根基,很多事情都要重新開始,這也給蕭統集權提供了機會,加上張陸二人尚算忠心,蕭統又及時構建了自己的力量,外部形勢也一直很緊張,客觀條件也逼迫宋廷上下團結一心,共禦外侮,而此時的領導中心,無疑也必須是天子!
劉義隆北伐時,己能集中全部的國力從事北伐,但此時“華夷觀念”已出現一種微妙的變化。自劉裕代晉,這種觀念上的微妙變化便已初顯端倪。劉裕在劉穆之死後倉促東歸,已是置關中於不顧;削弱豫州(劉裕死前分豫州為南、北兩部,南重而北輕)則又是置河南於不顧;劉義隆北伐,遣使告魏主“今當修複舊境,不關河北。”。不得不說,這是一個不可原諒的失誤!蕭統每每讀史到此處,未嚐不扼腕歎息!
隻圖河南,不問河北,已無收複北方舊疆的意思,這無異於自降氣勢,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道義的正當性,而遣使北魏。則又一改東晉時期“不與劉、石通使”地立場。種種跡象表明,晉宋之際,“華夷觀念”已出現一種不利於光複而有利於偏安,不利於統一而有利於分裂的微妙的變化。對於“華夷”南北對峙的政治現狀已經是一種理所當然的接受,其北伐已經根本沒有收複舊疆、統一天下的意思。
回到本朝。南宋時期的北伐則因趙家王朝的偏安特性和對統兵將領一貫地猜忌、不信任而受到牽製。趙宋王朝為能苟安東南,甚至不惜自毀長城,殺掉嶽飛這樣的名將。
而如果細究起源,可以發現上述北伐史實,有一個共同的特性,即當政者的北伐意圖實際上都在北伐之外。若要進一步深究的話,又當追溯到整個喬遷政權本身政治上地弱點。喬遷政權本身又是為強敵所逼、被迫遷徙的產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進取的特性。能夠收拾江南半壁江山的局麵已經非常滿足。這一點在東晉孫綽的上書中表現得比較典型。
再回到當年。桓溫北伐收複洛陽,可以說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雖然眾所周知,桓溫北伐有很大的私心,不過因勢利導,變壞事為好事。也是為政者必須的素質,而桓溫北伐,固然是為了自己篡位建立功業,樹立威望。打造輿論,可是如果形勢允許,光複中原地不世之功,桓溫想來也不會拒絕。
於是乎,桓溫就在這種矛盾的心情中,上疏請晉廷還於洛陽舊都,本來桓溫也是做好了幾手準備。如果朝廷。真的敢因勢利導,宣布還都。那麽桓溫也自然會順水推舟,率軍繼續北上,一舉光複。
可是,桓溫的一絲絲僥幸,還是沒有得逞。朝臣們以“北土蕭條,人情疑怯”,不樂北遷。這時孫綽上疏曰:“昔中宗(晉元帝)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實賴萬裏長江畫而守之耳。今自喪亂以來,六十餘年,河、洛丘墟,函夏蕭條,士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老子長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若遷都旋之日,中興五陵,即複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為國遠圖;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怯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趨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江外,數十年矣,一朝頓欲拔之,驅躕於窮荒之地,提挈萬裏,逾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田宅不可複售,舟車無從而得,舍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將頓仆道途,飄溺江川,僅有達者。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
孫綽之言,無論在當時還是在後世,都很有代表性,甚至在台灣島上的時候,以司徒不群為首的所謂清流們,也成天在朝堂上這麽聒噪。仔細考量,蕭統也無奈地發現,江南喬遷之地,已成“安樂之風”;中原故土,反成“習亂之鄉”。能保有江南“安樂之國”已經非常滿足。曆史上,喬遷東南的政權雖多以北伐、收複中原為口號,但真正徹底的北伐少,跟喬遷政權的上述特性有很大關係。
出於政治上地需要,以北伐作為整合南方社會的一麵旗幟,本無足厚非,蕭統也不是那種死心眼到必須名實一致的人,麵子工程,不做也不行,可是如果弄錯輕重緩急,就大大不該了。在北方淪亡,中原板蕩之際,北伐的口號對於重建社稷、收拾人心、振奮士氣、奠定江南立國規模的確具有重大的意義。此時的北伐實際上具有整合內部和對抗北敵這雙重地意義。
然而,北伐除了作為旗幟外,畢竟還應有本身地內涵。隻有一個整合得比較成功的社會中才能凝聚出強大地力量,才會有真正徹底的北伐。此時,事權歸一,將帥用命,士氣振奮,社會組織、社會動員也都暢通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