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地質學中的板塊漂移一樣，科學文明的板塊也發生著“漂移”。隻是這種板塊漂移並不像地質板塊漂移那樣要經曆數以億計的地質年代、並發生明顯的空間位移，而是在基本不變的板塊空間構造格局中呈現出局部的擴張（或收縮）以及文明重心的轉移。從全球性的曆史眼光來看，無論是人類文明的孕育、誕生過程，還是她在幼年時代的成長過程，不同文明板塊的巔峰時期是在由此及彼、往返遞進的波動中推進的。雖然人類文明的出現與發展可以有多個中心，但就整個人類文明的發展而言，它總是表現為在若幹個不同的中心之間發生重心的轉移。因此來說，“文明的重心是一個時代文化水平的標度，它反映該時代文明進步的總趨勢。由於文化的發展和傳播是在各個中心之間以波的形式相互作用和相互推動的，因而，重心的位置取決於各種文明波動和匯流的總的指向，既包括精神方麵的，也包括物質方麵的”[43]。
在曆史上，許多曆史學家、人類學家注意到文明演進的波動性以及文明重心的轉移現象。例如，意大利曆史哲學家維柯（Giambattista Vico）、德國曆史哲學家斯賓格勒等人把曆史看作是生命有機體，認為任何生長著的文明都有其誕生、童年、成長和老年等各個時期，最後又都歸於死亡。而在湯因比看來，雖然有些文明衰落或消失，但有些文明卻在“挑戰”和“應戰”過程中頑強地存活下來，並且在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上拓展自身的範圍和影響力。例如，上古時期的地中海諸文明經過不斷地融合，最終發展出比較完整的希臘文明形態，到了“希臘化”時期，這種文明擴散到意大利半島、歐洲西部、西亞和北非，其勢力範圍和影響力達到了它的巔峰狀態。但隨後開始出現衰落，其勢力範圍內的敘利亞文明（尤其是其宗教文化）開始抬頭，並從西亞往地中海世界進行滲透和擴散。經過一千年左右，最終將宗教文化紮根於西方文明之中，實現了文明重心的轉移。
為了具體描述這種重心的轉移或變遷，不少學者提出“知識型”“智力頻譜”（mental spectrum）“文化周期線”（culture cycle）“長波”等概念和理論，並進行某種階段性的劃分。例如，福柯提出“知識型”概念並對人類知識發展進行了某種程度的階段劃分。福柯認為，經過古希臘傳統到希伯來—基督教傳統，西方知識和西方思想不斷分化、衍生，形成蔚為大觀的複雜形態。而這個複雜形態是受到其內部深層結構的製約的。這個深層結構就是所謂“知識型”。按照福柯的“定義”：“知識型是指能夠在既定的時期把產生認識論形態、產生科學，也許還有形式化係統的話語實踐聯係起來的關係的整體；是指在每一個話語形成中，向認識論化、科學性、形式化的過渡所處位置和進行這些過渡所依據的方式；指這些能夠吻合，能夠相互從屬或者在時間中拉開距離的界限的分配；指能夠存在屬於鄰近的但卻不同的話語實踐的認識論形態或者科學之間的雙邊關聯。知識型，不是知識的形式，或者合理性的類型，這個貫穿著千差萬別的科學的合理性類型，體現著某一主體、某種思想、某一時代的至高單位。”[44]根據這一定義，福柯把西方觀念史、思想史、科學史看作是知識型轉換的曆史，是一個經曆了文藝複興知識型、古典知識型到現代知識型的轉換過程，它們分別對應於相似型知識、表象型知識和有機結構型知識，且不同知識型之間是不可通約的。不難看出，福柯知識型理論把後結構主義的方法引入思想史當中，是一種創新。但由於他過分強調曆史進程中的“斷裂”和“不連續性”，並側重於將觀念史的變化解釋為所謂“話語實踐”的轉換。這樣，文明世界要麽被看作剝離了主體性的、由偶然事件拚湊而成的集合體，要麽使這種轉型缺乏曆史本體的依據。更為重要的是，福柯的知識型劃分僅僅局限於西方文明（尤其是近代以來的），因而缺乏一種全球文明的視野。
另一個很有影響的關於人類文明或文化演化及其階段劃分的理論是美國科學社會學主要奠基者之一P.索羅金的所謂“智力頻譜”理論。在四卷本的《社會動力學和文化動力學》著作中，P.索羅金為我們展示了公元前800年至公元1900年甚至更長時段的人類社會文化周期性“波動”的巨幅圖畫。P.索羅金指出，人類社會的發展取決於人類價值係統以及由這種價值係統為基礎的文化係統的交替演進，在任何不同的曆史時期，都有一個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係統或文化類型發揮著主導性的作用。這些在曆史上發揮過主導作用的文化係統有三個：觀念的（ideational）、感性的（sensate）以及介於這兩者之間的理想的（idealistic）。而且，“每一種都有其自己的心態，有自己的真理體係和知識體係、自己的哲學和世界觀（weltanschauung）、自己的宗教形式和‘神聖’標準、自己的是非體係、自己的藝術和文學形式，有自己的道德、法律和行為標準，有自己的社會關係的主導方式、自己的經濟和政治組織，最後，有自己的人格類型以及特殊的心態和行為”[45]。例如，“在一個訴諸感性的社會和文化中，基於感覺器官證據的感性真理體係必定起支配作用”[46]。它們能培育出經驗主義的認知方式和研究方法，進而孕育產生自然科學。可以說，“真理的經驗係統與科學的發現變動過程是攜手並進的”[47]。就整個人類社會而言，上述三種文化係統及其各種具體的混合形式，在不同的曆史時段中交替性地呈現出來，它們共同構成人類文化演進的“智力頻譜”。
P.索羅金對人類社會文化演進的描述是著眼於大範圍的社會與文化變遷的，是力求從整體的高度把握一個時期社會文化的總的特征和形貌，所強調的是基本的取向和大致的相似性。然後才是在這個大的框架下討論所要討論的具體細節問題。我認為，這種宏觀的方法正是從文明板塊甚至從全球框架視野下揭示人類社會文化發展過程和發展規律所必需的。尤其是P.索羅金通過觀念的文化和感性的文化這樣兩個位於兩極的文化形態以及中間階段的諸多過渡形態來闡述人類文化的波動規律的做法，能夠避免在闡述包括科學文化在內的整個文化時由於細枝末節問題而帶來的麻煩。如果能將這樣兩種文化形態擴大到整個東西方兩大科學文明板塊來認識，我們也許就能發現人類科學文明演進的一些基本線索和基本規律。當然，P.索羅金的智力頻譜理論也有不完善的地方。這個不完善的地方在默頓看來，是P.索羅金理論的明顯的“唯心主義”傾向。例如後者將真理標準的不同歸之於文化類型（文化心態）的不同，也沒有很好地探討不同文化類型和文化心態生成和轉換的客觀基礎和社會存在問題，因此該研究“主要適合於對文化進行全麵描述，而不適合於分析在同一社會中不同的存在條件與思想之間的關係”[48]。在我看來，P.索羅金的理論仍較多地將文化演進的描述局限於西方（雖然他也在他的著作中提到印度、中國古代的技術與發明），而沒有看到或較少將其他文明板塊尤其是東方文明板塊納入到文明演進的過程中。這也是他的理論明顯不足的地方。
我認為，人類文明尤其是科學文明演進及其周期性波動的主線條發生在東西方文明兩大板塊之間，雖然在不同的文明板塊內部各自具有不同的演進軌跡，並構成不同的“亞周期波動線”。我們隻要粗略地瀏覽一下曆史便可清楚地看到這一點。如前所述，古老的、原始的科學文明發生在埃及、美索不達米亞等傳統意義上東方的文明古國中，尤其是古埃及、古巴比倫的科學形成了自己獨有的風格，並對古希臘科學文明產生了積極的“刺激”作用。古希臘人吸納了東方的各條知識之流，以理性的方式形成了人類曆史上最初的係統的知識體係——希臘科學。到了亞曆山大時期，在希臘化的學術中，希臘成分占有壓倒性優勢，已經明顯地不同於古埃及、古巴比倫時期那種直觀的、形象化的、並且比較零碎的知識。它的特征是思辨性和較高程度的形式化、係統化，因而對人類的學術和知識係統來說，是一個進步。然而，到了古羅馬時期，希臘的學術傳統式微。雖然古羅馬人創造了較為輝煌的技術成就，但那已不是古希臘的嫡傳。到了西羅馬帝國滅亡時，古希臘以來的科學和哲學精神已差不多消失殆盡了。西方從此開始進入漫長的“中世紀”，其中包括二三百年的所謂“黑暗世紀”。這在一些曆史學家看來，“西歐的‘黑暗時期’正好與有些不久便被阿拉伯人征服的亞洲國家學術異常興盛的開始期同時”[49]。這個時期，阿拉伯-伊斯蘭世界不僅保存和翻譯了包括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的著作在內的大量的科學文本，而且在古希臘和古羅馬人的基礎上進行了新的創造，在天文學、數學、物理學、生物學、地理學、醫學和文法學等領域產生了許多傑出的科學家。如果考慮到成熟的中國科學文明的“勃興”的時間要更早於這一時期，並早在阿拉伯科學文明之前就通過阿拉伯已經“西漸”了，那麽整個東方科學文明對西方的影響所持續的時間要更長其程度要更為強烈。因為這個時候的情形正如李約瑟所說，中國科學文明“在獲取自然知識並將其應用於人的實際需要方麵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50]。當然，從16世紀開始，文明演進的指針似乎又一次發生了逆轉。“在公元第一千年期間，技術和發明主要是從東方傳到西方的。直至17、18世紀，這個進程才倒轉過來。”[51]隨著地理大發現、隨著資本主義工業革命以及文藝複興運動、宗教改革運動等的到來，科學文明的走向再次發生轉移。到17世紀，西方科學文明占據了絕對優勢地位，產生了所謂“科學革命”。這次革命的火焰一直燃燒到19世紀，它的光芒覆蓋了整個文明世界。
薩頓指出：“每當一個民族退出這場競賽時，總有另一個民族撿起這支火炬，繼續進行人類的永恒的探索。”[52]他以精湛的科學史研究證明，人類科學曆史大致經曆了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經驗知識的發展階段；第二個階段是希臘人建立的理性基礎；第三個階段是中世紀的宗教與阿拉伯實驗科學對西方科學產生影響的時期；第四個階段是16、17世紀開始的近代科學革命時期，是西方科學文化占統治地位的時期。本來薩頓的目的是要提醒人們，不可忽視東方科學文化在曆史上的主要影響。其結果他發現了這種從東方到西方，然後又從西方到東方的“律動”過程。這個過程為一些研究所證實。以數學為例，按照數學史家李文林的觀點：“在數學史上，算法傾向與演繹傾向總是交替地取得主導的地位。籠統說來，古代巴比倫和埃及式的原始算法時期，被希臘式的演繹幾何所接替；而在中世紀，希臘數學衰落下去，算法傾向在中國、印度等地區繁榮起來；17～18世紀應該看成是尋求無窮小算法的英雄年代；而從19世紀特別是19世紀70年代直到現在，演繹傾向又重新在比希臘幾何高得多的水準上占據了優勢。”[53]這個交替演進過程與薩頓的描述基本吻合，從一個側麵反映出東西方科學文明的周期性更迭。
為了更清晰地刻畫東西方科學文明的交替演進曆史進程，我對美國曆史學家伯納德·格倫主編的《世界七千年大事總覽》中的有關數據進行了統計和分析。[54]（見表2-2）
表2-2 東西方科學文明演進“波動”狀態統計表
從表2-2中可看出，東西方科學文明確實呈現“波動”狀態，且反映出“優勢半球”[55]與“非優勢半球”更迭的一般規律。從曆史階段上大致劃分如下。
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為東方（古埃及、古巴比倫）優勢半球時期。這個時期有記載的科技成就36項，東方為32項，占絕對優勢；西方僅四項，為非優勢半球。
公元前999年～公元450年：為西方（古希臘羅馬）優勢半球時期。這個時期的科技成果共有77項，西方為48項，占據優勢；東方僅為29項，為非優勢半球。
公元451年～公元1450年：為東方（中國、印度、阿拉伯）優勢半球時期。這個時期的科技成果共有93項，東方為60項，占據優勢；西方為33項，為非優勢半球。[56]
公元1451年～公元1831年：為西方（西歐）優勢半球時期。這個時期的科技成果共有534項，西方為532項，占絕對優勢，東方僅為2項，為非優勢半球。
仔細分析，還可發現這個演進過程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優勢半球”與“非優勢半球”呈不對稱態勢。即優勢半球的“興盛期”恰好對應於非優勢半球的“轉型期”或“相對停滯期”。例如，歐洲近代的“科學革命”恰好對應於中國明清以後科技發展的“轉型期”。在這裏，轉型期的科技發展並非完全停滯，而僅是相對放緩前進步伐。正如李約瑟所指出的，“停滯”一詞根本不適用於中國，它隻是相對而言：對一個更高層次的科學文明而言，原來曾經是先進的科學文明顯得似乎是落後的東西了。[57]
第二，每一個優勢半球的確立都經曆了發育期、興盛期和轉型期（或相對停滯期）三個主要階段（對於非優勢半球則是興盛期、轉型期和複興期三個主要階段）。[58]所謂優勢半球即科學文明的“重心”。這個時候的科學文明具有明顯的“示範效應”，並構成“高壓”態勢對處於非優勢半球的科學文明進行滲透和影響。但是，對於上揚一方或處在高壓一方的科學文明來說，並不是單純的一方拋棄另一方，也不是所謂新範式與舊範式的截然斷裂。對於上揚的一方來說，它在保留自身文化特質和優勢的基礎之上，吸納異質文化的優長，達到揚長避短的目的。[59]
第三，在“優勢”和“非優勢”半球交替之間存在著一個過渡時期。當“優勢半球”的“極化”（單側化達到興盛時的表現）達到頂點時，它不僅不能促進科技的發展，反而成為科技發展的桎梏，畢竟它隻是一種片麵的、跛足的發展，因而它開始走下坡，逐漸進入相對停滯期。在這期間它開始吸納對立麵的積極因素，以彌補自己的不足，以待轉型期過後，形成又一輪的興盛期。也就是說，這一時期的優勢半球從轉型期進入下一個發育期。對於非優勢半球來說，經過較長時期的相對停滯和轉型後，它便獲得了上升的力量，開始由轉型期進入複興期。特別是在吸納了對方麵的“去極化”積極因素後，更加明顯地抵消原有的殘存的不利因素，一躍而獲得新的發展力量，由“非優勢”轉變為“優勢”。從表2-2中可看出，在轉化的力量發生質的變化之前，對立雙方經過一個“交叉點”（中介），這就是東西方科學文明交流的頻繁期和大爆發期。這個時期也可稱為東西方科學文明的“會合期”，其間的相互作用或交互作用最為明顯。通常這個時期的傳統科學文明模式尚未改變，而新興的科學文明模式尚在形成之中，不會因為兩種文明的碰撞而爆發“科學革命”。這個時期的科技成果數量是相對貧乏的。例如，在13世紀至15世紀，是東方優勢半球轉變為西方優勢半球的過渡期，人類科技成果僅為14項，且東西方各自處於大致相當的水平上。
第四，存在兩半球更迭的“時間遞減律”。統計數據表明，第一個優勢半球周期，人類用了三四千年，第二個優勢半球（古希臘—羅馬）用了1500年左右的時間，第三個優勢半球（中國、印度、阿拉伯）用了七八百年的時間，第四個優勢半球（西歐）用了三四百年的時間。如果從19世紀下半葉開始算起，第五個優勢半球（東方）可能要用150年到200年的時間。也就是說“東方科學文明的複興”可在21世紀中葉完成。如果對這些數據做“理想化”的處理，大體上可呈現幾何級數遞減趨勢，即按3200、1600、800、400、200年的頻率進行。（見圖2-2）[60]
圖2-2 東西方科學文明交替演進圖
從東西方兩大科學文明演進的角度來看待科學史分期，將改變我們的一些傳統看法。傳統科學史分期的觀點主要有兩種：第一，以單一的歐洲科學史、歐洲文明史的階段劃分為標準（至少以之為樣例）。在一些教科書中基本上都是以古希臘以來的西方科學文明為標準，其他的科學文明或被忽視或至多被當作陪襯和點綴的對象。第二，以生產方式或社會形態的標準劃分科學史的各個階段。具體表現為強調物質性的生產活動對科學技術的決定性影響，毫無疑問，強調社會結構（包括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與科學技術的簡單對應關係。這兩種劃分標準都有各自的不足：前一種觀點忽視了其他科學文明尤其是作為整體的東方科學文明的地位與作用，後一種觀點忽視了社會文化、社會心理給予科學文明的影響。它們兩者共同的不足則是，忽視了地理—自然環境的基礎性、潛在性影響。新的科學史分期理當按照上述科學文明板塊交替演進的基本模式進行劃分，至少可以做這方麵的嚐試。
最後解答一種疑惑。也許人們會問，為什麽科學文明要以地緣板塊作為其基本單元？為什麽科學文明板塊構造呈現不均衡性和不對稱性？為什麽處於優勢半球的科學文明會向非優勢半球轉化，或者相反？對於這類問題，曾有學者從地理環境、氣候條件的角度探討其成因，有的從所謂“宇宙法則”的角度來進行論證，還有的從思辨的辯證法角度給出說明。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又都有些不足：要麽過分強調地理—自然環境的作用和影響，要麽幾乎完全否定人類實踐活動以及文化對自然的反作用，成為“宿命論”者，要麽過於籠統，缺乏實證性。在我看來，科學文明的板塊效應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涉及天文、地質、地理、生態等自然科學領域，不是本書所要探討的重點問題。重要的是，人類科學文明的板塊性強調了地緣因素在長時段的結構性變化對科學文明創造活動給予的影響，它至少給我們提供一個看問題的大視野，能夠避免從單一的視角，如觀念的、文化的、社會的、經濟的、地理—自然環境的等方麵作片麵性考察。當我們從這樣一個大視野進行考察與研究時，我們實際上是將經濟基礎的、社會文化的、生態係統的、神經心理的諸方麵因素統一起來，采取一種綜合性的策略。我想，也隻有從這個綜合大視角出發，我們才有可能獲得比較滿意的答案。
[1] 此處參照阮煒的觀點。之所以使用“文明體”一詞，是因為每一種文明及其形態都是特定的曆史文化共同體（大型的人類集團）在特定的空間和地理環境下創造和形成的，因而除了具有精神性以外還具有自然性和實體性，並且表現為個體性或單元性。見阮煒：《地緣文明》，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6。
[2] 我這裏沒有分別給出“科學文明”和“科學文化”兩者的定義，而是在最寬泛地理解“文明”和“文化”兩者含義的基礎上來使用這兩個概念。我同意曆史學家P.巴格比（Bagby）、湯因比將文明和文化看成“可認知的研究領域”的觀點。參見〔英〕阿諾德·湯因比：《曆史研究》，劉北成、郭小淩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19頁。
[3] 湯川秀樹指出，自然科學是從歐洲發展起來的。日本在幕府末期開始大量引進歐洲科學。見〔日〕湯川秀樹：《人類的創造》，那日蘇譯，石家莊，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2，第247頁。
[4] 〔美〕喬治·薩頓：《科學的生命》，劉珺珺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第29～30頁。
[5] 〔英〕阿諾德·湯因比：《曆史研究》，劉北成、郭小淩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52頁。
[6] 法國著名曆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說得好：“地中海悠久曆史的最佳見證人就是地中海本身。”見〔法〕費爾南·布羅代爾：《地中海考古：史前史和古代史》，蔣明煒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第3頁。
[7] 阮煒：《地緣文明》，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6，第2頁。
[8] 〔美〕 H.J.德伯裏：《人文地理》，王民等譯，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第105頁。
[9] 阮煒：《地緣文明》，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6，第2頁。
[10] 此外采用文化人類學家克拉克·威斯勒的觀點。見〔美〕克拉克·威斯勒：《人與文化》，錢崗南、傅誌強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第49頁。
[11] 轉引自朱力安·斯蒂華：《文化形貌的導師——克魯伯》，黃維憲、宋光宇譯，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82，第140頁。
[12] 〔美〕露絲·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王煒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第32頁。
[13] 〔英〕阿諾德·湯因比：《曆史研究》，劉北成、郭小淩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20頁。
[14] 〔英〕阿諾德·湯因比：《曆史研究》，劉北成、郭小淩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1頁。
[15] 〔美〕D.普賴斯：《巴比倫以來的科學》，任元彪譯，石家莊，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2，第4～5頁。
[16] 采用“板塊”概念的意義還在於，它可以揭示不同文明（尤其是主要文明）間的“拚合”關係及其構造特征。一個很有趣的史實是，“大陸漂移說”的創立者、德國氣象學家和地質學家魏格納（A.Wegener）發現大西洋兩岸（特別是非洲西岸與巴西東端）輪廓的高度吻合，因而認為非洲大陸與南美洲大陸曾經是“貼合”在一起的，隻是後來經過“漂移”才分開的。
[17] Christopher Cullen：“Shifting Tectonic Plate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Reflection on the Life and Work of Joseph Needham”，載《自然科學史研究》，2005。
[18] 張光直：《考古學專題六講》，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第23頁。
[19] 王紀潮認為，作為一種宇宙觀和思維方式，亞美文化連續體以宇宙的整體性、連續性為特征，盡管這種文明體具有薩滿教的巫術性質。參見王紀潮：《亞美文化連續體背景下的科學——“李約瑟問題”的人類學觀察》，載江曉原主編：《多元文化中的科學史》，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5，第357～372頁。
[20] 通常人們講到的東西方文明是指舊大陸兩端諸文明，而這些文明大都集中在東半球範圍內。實際上，西半球的北美洲文明、加勒比海文明、南美洲文明（包括瑪雅文明、印加文明和安第斯文明）等文明分別以不同的性質和特征被列入西方文明或東方文明之中。這表明，東西方文明的劃分並不嚴格地局限在地理空間範圍之中。
[21] 轉引自張光直：《考古學專題六講》，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第1～2頁。
[22] 〔美〕喬治·薩頓：《科學的生命》，劉珺珺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第142頁。
[23] 已故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說：“根據研究文化史或史前文化的不同目的，聚落可以被看作是考古學上一個基本的分析單元，一個靜態的、占據著特定的時間和空間範圍的單位。”見張光直：《考古學：關於其若幹基本概念和理論的再思考》，曹兵武譯，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第32頁。筆者認為，“聚落”概念大體上可對應於“社群”概念。
[24] 〔美〕普雷斯頓·詹姆斯、傑弗雷·馬丁：《地理學思想史》，李旭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第432頁。
[25] 1905年，地理學家赫勃生（A.J.Herbertson）提出世界自然區劃方案；1965年，林克（A.B.Rink）提出一個七級係統的地理區劃方案。20世紀80年代，蘇聯地理學家打破過去把水平地帶性和垂直地帶性截然分開而以前者為主的舊傳統，強調兩者的統一性和不可分割性，進而按地勢高低和輻射平衡情況，將全球劃分為四個地帶係統。見趙鬆喬等：《現代自然地理》，北京，科學出版社，1988，第7頁。
[26] 〔英〕邁克·克朗：《文化地理學》，楊淑華、宋慧敏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第5頁。
[27] 轉引自〔英〕邁克·克朗：《文化地理學》，楊淑華、宋慧敏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第9頁。
[28] 〔英〕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北京、上海，科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8頁。
[29] 〔英〕W.C.丹皮爾：《科學史及其與哲學和宗教的關係》，李珩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5，第40頁。
[30] “單側化”（lateralization）是神經生理學和神經心理學的概念，是指人類大腦功能的差異，特別是指大腦兩半球功能的分工和高度專門化。這裏借用來指稱不同科學文明體係之間存在著的不均衡、不對稱等特性。
[31] 〔美〕D.普賴斯：《巴比倫以來的科學》，任元彪譯，石家莊，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2，第20頁。
[32] 自然科學大事年表編寫組：《自然科學大事年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33] 金觀濤等人（1983）統計了從公元前6世紀到19世紀末這兩千五百年時間內的近兩千項科學技術成果，從中發現中國古代科學體係中，技術性成果計分高達80%，理論性成果積分占13%，而實驗成果積分僅占7%。這說明中國古代科學體係具有技術化的傾向。與之相反，西方科學體係則具有“理論化”的傾向（其理論性成果積分為47.6%）。見金觀濤等：《問題與方法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160頁。
[34] 李友東：《先秦中國和古代希臘文明起源的地理環境之比較》，載《史學月刊》2007年第5期。
[35] 張光直：《考古學專題六講》，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第18頁。
[36] 〔日〕梅棹忠夫：《文明的生態史觀》，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上海分店，1988，第164頁。
[37] 董欣賓、鄭奇：《魔語：人類文化生態學導論》，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
[38] 轉引自〔美〕H.F.科恩：《為什麽科學革命繞過了中國》，載劉鈍、王揚宗編：《中國科學與科學革命》，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第214～278頁。
[39] 〔英〕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北京、上海，科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53頁。
[40] Livingstone，D.N.：“Putting Science in Its Place：Geographie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2003.
[41] 李三虎：《科學知識話語的空間轉向與科學地理學》，載《自然辯證法通訊》1998年第6期。
[42] 孫俊等：《科學地理學的理論基礎及其研究內容與學科性質》，載《地理科學進展》2012年第2期。
[43] 林德宏、張相輪：《東方的智慧——東方自然觀與科學發展》，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第597頁。
[44] 〔法〕米歇爾·福柯：《知識考古學》，謝強、馬月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第214頁。
[45] 轉引自〔美〕P.K.默頓：《科學社會學》（上），魯旭東、林聚任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第199頁。
[46] Sorokin，Pitirim A.：“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Vol.Ⅱ.New York：American Book Company，1937～1941，5.
[47] Sorokin，Pitirim A.：“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Vol.Ⅱ.New York：American Book Company，1937～1941，60.
[48] 〔美〕羅伯特·K.默頓：《社會理論和社會結構》，唐少傑、齊心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8，第606頁。
[49] 〔英〕W.C.丹皮爾：《科學史及其與哲學和宗教的關係》，李珩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5，第108頁。
[50] 〔英〕李約瑟：《東西方的科學與社會》，載劉鈍、王揚宗編：《中國科學與科學革命》，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第83～101頁。
[51] 〔英〕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二卷），何兆武等譯，北京、上海，科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548頁。
[52] 〔美〕薩頓：《科學的曆史研究》，劉兵、陳恒六、仲維光編譯，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7，第179頁。
[53] 李文林：《數學的進化——東西方數學史比較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第4頁。
[54] 〔美〕伯納德·格倫主編：《世界七千年大事總覽》，雷自學、王迎選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90。
[55] “優勢半球”是神經生理學和神經心理學的概念。指人類大腦半球具有的某種特殊機能，如語言、視知覺等。也泛指半球機能的不對稱性。這裏借用來指稱東西方科學文明的發展所具有的不同的“重心”態勢及其影響力（“非優勢半球”即指科學文明的非重心狀態）。但是必須指出，兩個半球並不直接指稱地球上的“東半球”和“西半球”。參見第50頁注釋①。
[56] 默頓對索羅金關於16～18世紀經驗主義的統計一直低於唯理論的指標數據存有疑問。我認為，隻有把索羅金的統計放到當時或更早時期的阿拉伯實驗型的科學技術對西方科學文化的“介入”以及當時歐洲的經驗主義相對於曆史上占統治地位的唯理論狀況有所“嬗變”的背景中，才能回答默頓的疑問。即當時的經驗主義的存在及影響力是相比較而言的。這與我們通常將近代科學看作本質上是經驗主義的判斷是一致的。
[57] 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在明末以後仍繼續緩慢地發展，並出現了四部集傳統科學技術之大成的科技名著，即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徐光啟的《農政全書》、徐霞客的《徐霞客遊記》以及宋應星的《天工開物》。至於整個清代，其科學技術也同樣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58] 學者周哲水在“文化周期線”理論模型中認為每一條“文化線”都具有上升波段、成熟波段、沒落波段和改造波段這樣四個波段。其中，當文化線處於上升波段時，其發展動力極為充沛而效力很低；當文化線處於成熟波段時，效力很高而動力開始衰減。當然，兩條文化線並不是不搭界的。在曆史上，東西方文化以互動的方式相互發生影響。這種影響構成了兩條文化線進入改造波段的外部動力。可以說，“文化互動是人類進步的根源。人類史上每一次重大突破，都是因為文化的互動所引發的”。見周哲水：《世紀大預言：從台灣看東亞新思維》，台北，風雲時代出版有限公司，1995，第110頁。
[59] 科學史家席澤宗認為，西方近代自然科學與古希臘文化沒有淵源關係。見席澤宗：《古希臘文化與近代科學的誕生》，載《光明日報》1996年5月11日版。我認為，這種觀點隻是看到了問題的一個方麵，即隻看到西方近代科學受中世紀宗教文化和技術文化的影響，因而比較注重感性經驗的知識，比較注重觀察和實驗方法的一麵，而沒有看到近代西方科學並未拋棄它們的基本特質（這個特質就是古希臘以來所形成的“知性”的特質，即對概念化和形式化的訴求），仍然強調自然的一致性、實體的永恒性以及因果性的描述。
[60] 考慮到東西方文明的相互作用（曆史上它們從來就沒有分開過），考慮到大的波動周期裏“鑲嵌”著的小的波動以及隨機的“擾動”因素，人類文明波動演進的實際情況要複雜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