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進入20世紀後，列強侵華加劇，民眾反抗清廷的鬥爭亦蓬勃發展。清廷內外交困，為維護統治，不得不順應形勢，進行改革，實行新政。新政一項內容為：從1902年起，各省科舉要考試能夠解說四書、五經和論述中國曆史、政治及西學政治、藝學的策論，廢除八股文章。這樣，剛剛學作試帖詩、八股文的錢玄同也不得不接觸新學了。他的老師讓他讀《瀛寰誌略》、《海國圖誌》、《東洋史要》、《地理答問》、《綱鑒易知錄》、《盛世危言》、《校邠廬抗議》等書。[23]不過，錢玄同並未立即接受新學，相反對新學充滿抵觸之情，“維時不肖極惡西學，憶有一回師書《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論》，吾大罵改服製之不應該”。錢玄同在自編年譜中曾評價自己這一行為是“不隨士趨新，似不肖漸長一端，然無意識之頑固也”。[24]這種無意識的頑固實際上是長期接受封建正統教育的結果，反映了一個自幼在嚴父教導下，以科舉仕途為目的的讀書人麵臨社會變革，否定過去，重新作出人生選擇的困難。
1902年，錢玄同赴湖州府試。回來見師，其師馮藍宋以錢玄同年幼失父，家無恒產，為其生計考慮，讓他學習一些應用之學。[25]錢玄同遂從師習算學，加減乘除之法，習《數理精蘊》。8月13日，錢母去世。9月，兄錢恂回湖掃墓。錢恂（1854-1927年），字念劬，清末外交官，1889年以直隸候補縣丞隨薛福成出使英國、法國、意大利、比利時。回國後，為張之洞幫辦洋務。1890年任駐俄使館參讚。1899年，任湖北留日學生監督。1905年為赴東西洋考察憲政大臣參讚官。1907年5月7日，以江蘇省補用知府任出使荷蘭大臣，翌年7月23日任改任駐意大利公使，1909年8月11日罷官。他贈錢玄同《世界地理》、《萬國曆史》、《國家學》、《法學通論》四種書籍，錢玄同竟“不知為何物，以為東籍也”。[26]但麵對家庭的變故，社會的變遷，錢玄同也不得不改變其對新學的態度。他回憶說，當時他“擬稍閱新書，苦未得其門徑，適有以《新民叢報》告者，因取閱焉”。[27]錢玄同此時雖欲讀新書，但接受新學還是艱難的。他對譚嗣同的《仁學》的激烈議論，“很是生氣，曾經撕毀一本《仁學》”。[28]其實，錢玄同對於《新民叢報》“不僅提倡民權政治，鼓吹思想革新，而且隱隱含有排滿之意”的宣傳接受也是有限的。當時與其思想更為契合的是戊戌時期康梁的保皇論，當錢玄同知道《新民叢報》的前身是《清議報》時，便設法買到幾本殘缺的《清議報》全編，當他讀到戊戌、己亥時的保皇論文章時，“於是大悅”，“五體投地，時時要將它高聲朗誦的”。[29]以至於13年後，錢玄同還能記得《愛國論》中讚美光緒的一大段文字，他在反駁一位讚成反滿的朋友的信中寫道：“本朝雖以異族人入主中夏，然已為二百餘年之共主。吾儕食毛踐土，具有天良，胡可倡此等叛逆之論！況今上聖明，肆口詆淇，抑豈臣子所忍出！”。[30]錢玄同此時的思想是“想做新黨卻主張保皇”。[31]這種思想的產生有其主、客觀原因：
第一，戊戌變法失敗後，在思想界、輿論界改良思想仍占主流，這勢必要影響錢玄同。盡管當時民主革命思想已開始傳播，但影響尚小。當時，章太炎、鄒容、蔡元培、吳稚暉等已積極宣傳革命，可錢玄同的故鄉湖州，“那地方離上海很近，坐輪船要不了一日一夜，可是上海底新書報極不容易輸入（並非官廳禁止，那時內地底官廳還未曾懂得禁止新書報，實在是因為老百姓不要看它），我們看得到報紙隻有《申報》和《新聞報》，它倆對於章、鄒、蔡、吳先生底主張革命，都持極端反對底態度，並且它倆記載《蘇報》案，非常地漏略模糊，看了得不到一些真相”。[32]所以，錢玄同在當時雖知道《蘇報》案一事，但“那種尊崇本朝底心理，仍與前此相同，未有絲毫改變，所以極不以章、鄒、蔡、吳底主張為然”。[33]
第二，錢玄同自幼喜讀《公羊》，而康有為、梁啟超倡導變法的理論武器就是以新知附益舊學，用進化論改造古老的今文經學，托古改製。錢玄同因喜《公羊》而接近康、梁。如錢玄同自己所言，1902年，他在讀了《經世文新編》之後，“見其中多康、梁說宗教之詞，崇《公羊》，以孔子為教主，乃大好之。蓋予數年前讀《公》、《穀》之時，即好《公》、《穀》也。知康梁之言《公》、《穀》，非能真知聖人改閏變製之理者，徒以國勢陵夷，教禍日迫，欲崇之為教主，因取《公羊》以附會之，故每欲與歐洲新理附會。不肖蓋無學者，故適成為葉公好龍而已”。[34]
第三，錢玄同剛剛由舊學轉向新學，這種轉變不是自覺的。如他自己所言：“昔之反對新書為無意識，今之喜讀新書亦無意識也，蓋有入世想錢之心而讀新書，烏克有濟。”[35]這種不自覺，也影響了對新知的進一步探索。
第四，錢玄同此時對曾經在戊戌變法中支持康梁變法的光緒皇帝仍有好感，如他後來所回憶：“那時我底尊清思想，實在是因為對於載湉個人有特別之好感。而對於那拉氏，則已經不承認伊是皇太後，而且以為伊是該殺的，伊正是漢之呂後，唐之武後一流人物。蓋我彼時之思想，完全受‘保皇論’之支配也。”[36]這一點也反映了戊戌後保皇人士和社會上許多人的普遍心理。
盡管如此，舊思想的堤壩一旦出現縫隙，新思潮的大水勢必洶湧而來。雖然錢玄同對新學的認識還很有限，但已邁出了由舊式知識分子向新式知識分子轉變的第一步。
二
1903年後，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民族、民主革命進一步發展，革命團體相繼建立，革命思想宣傳日益加強。在上海，出現一個創辦刊物、介紹西方民主政治學說的熱潮。1903年10月，錢玄同結識方青箱。受方青箱影響，錢玄同“始知今年四月被逮之章、鄒宗旨確乎不錯”，並開始閱讀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和鄒容的《革命軍》。[37]二書對錢玄同產生了重大影響。錢玄同的思想從此發生轉折性變化，由尊清走向反滿革命。
錢玄同思想轉變的基礎是民族主義。1903年，錢玄同閱讀了湖南留日學生曾鯤化編著的《中國曆史》，“見其多民族主義之談，甚愛之”。[38]據俞旦初先生研究，曾氏《曆史》有兩個特點，一是強調曆史要重視進化因果關係的同時，突出國民在曆史上的地位。二是突出民族主義。[39]從錢玄同當時的思想看，他感受最強烈的顯然是後者。錢玄同讀《革命軍》、《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時感受最強烈的也是民族主義。對此，錢玄同後來寫道：“看它底序中將‘同胞’二字照屁款式之‘皇上’二字例抬頭寫它，末行是‘皇漢民族亡國後之二百六十年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記’，本文第二行寫‘國製蜀人鄒容泣述’（這‘製’字與穿孝的人底名片上的小‘製’字同義，‘國製’是說‘漢族底國亡了，現在給它穿孝’），種種特別的款式和字句，以及文中許多刺激的論調和名詞，看了以後，很使我受了一番大刺激，前此底尊清見解，竟為之根本動搖了。”“再看太炎先生底《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看到‘堂子妖神，非郊丘之教；辮發瓔珞，非弁冕之服；清書國語，非斯邈之文’數語，忽然覺得：對ㄧㄚ，這些野蠻的典禮，衣冠，文字，我們實在應該反抗ㄤㄚ，再看下去看到‘向之崇拜公羊，頌法繁露，以為一字一句皆神聖不可侵犯者，今則並其所謂複九世之仇而亦議之’數語，更大大地佩服起來。因為我從十三四歲起，就很相信《春秋公羊傳》，公羊對於齊襄公滅紀，褒他能複九世之仇，這個意思，那時我是極以為不錯的。那麽，滿清滅明，以漢人為奴隸，我們漢族正應該複九世之仇ㄨㄚ”，“複仇既然應該，則革命正是天經地義了。讀完太炎先生此書才恍然大悟，二百餘年以來滿庭之宰割漢人，無所不用其極”。“章鄒底主張，實在是有理ㄧㄚ有理，一定非革命不可。”此後，錢玄同“又陸續看了些《浙江潮》、《江蘇》、《漢聲》、《舊學》、《黃帝魂》、《警世鍾》、《訄書》、《攘書》之類，認定滿洲政府是我們唯一的仇敵，排滿是我們唯一的天職”。[40]
知是行的先導。確立了反滿革命思想的錢玄同立即把思想轉化為行動：第一，1904年4月25日，錢玄同斷發，“以表示義不帝清之至義”。[41]這一行為，是錢玄同當時思想進步的一個標誌。第二，與方青箱、張介定、潘芸生等辦《湖州白話報》，“要做那開通民智的事業”。[42]《湖州白話報》不奉清朝正朔，而以幹支紀年。對此，錢玄同說，“其實寫幹支還不能滿足，很想寫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二年”，“隻因這樣一寫，一定會被官廳幹涉，禁止發行，所以隻好退一步而寫幹支”。[43]第三，6月至上海製西衣，並往拜見蔡元培、劉師培二人。[44]蔡元培，時在上海創辦《俄事警聞》（後改《警鍾日報》）。劉師培當時著《中國民族誌》，闡述光複漢族的見解，著《中國民約精義》，直接呼號民權自由，著《攘書》，直白清廷作為夷狄應該攘除。當時被譽為“東亞盧梭”，更自稱“激烈派第一人”，宣傳排滿革命，名重一時。錢玄同欲拜見此二人，其思想傾向可見。
1904年12月，錢玄同考入上海蘇氏民立中學堂，因學費無著，改入南洋中學。1905年春，錢玄同到上海南洋中學讀書。南洋中學是盛宣懷用電報局、招商局的盈餘款辦的。培養的目標是造就忠實於清廷的洋務人才，一切設施均有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性質。尊孔忠君表現得特別突出，每逢朔望，總辦率全體學生排隊至禮堂，用三跪九叩禮謁聖，8月27日孔誕，每年均懸燈結彩，放假慶祝。[45]在錢玄同自編的年譜中有“八月二十七日，學堂中因孔誕演劇，予不讚成，致召全體學生之反對，人人要毆我”。[46]的記載。這一史料說明思想轉變的錢玄同與同學之間在觀念上已有所不同。20世紀初的上海是中國思想最活躍的地區，東西文化、新舊學術在這裏交融、碰撞。1905年2月，以“發明國學，保存國粹”為宗旨的《國粹學報》在上海創刊。“《國粹學報》，是當時革命派刊物中專門談學術的一種，對近代中國的思想、學術界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學報》的編者們表示要師法《莊子·天下》和《荀子·非十二子》的精神，探討學術源流，曆敘諸家得失，來為現實政治服務。他們批判乾嘉學派末流的繁瑣考據和陸王心學的禪寂清談，號召人們研究祖國的曆史和文化，繼承和發揚民族傳統，在當時尤為突出地宣傳了‘夷夏大防’的民族主義思想，猛烈地抨擊了以清王朝為代表的封建主義專製製度。”[47]《國粹學報》強烈地吸引了錢玄同。1905年，錢玄同先後閱讀了《學報》主要作者劉師培的《國學發微》、《周末學術史序》、《兩漢學術發微論》、《南北學術不同論》、《古政原始論》、《經大義相同論》、《小學發微補》、《理學字義通釋》、《國學教科書》等文章及《學報》中的其他文章，並讀了夏曾佑的《中國古代史》，“於是始知國學之梗概”。[48]
少年時期，是一個人思想可塑性最強的階段。在晚清革命大潮的激**下，錢玄同由一個尊崇清王朝的舊式知識分子轉變成為一個反滿革命論者。值得注意的是，從接受革命思想開始，錢玄同就受到民族主義的極大影響。
1905年12月9日，錢玄同東渡日本。日本是亞洲最早采用西方製度、走向近代化的國家，也是中國維新派和革命派活動的基地。到日本後，錢玄同的視野更為開闊，他的活動直接融入辛亥革命的時代大潮中。他的政治觀念、文化思想也在更廣闊的空間中進一步發展。
[1] 錢玄同一生隨思想變遷曾多次更改名字。師黃、德潛是他最初的名和字，據錢玄同回憶，此名是“先子命也，因先子晚年處境多逆，欲使勉為詩人。黃，黃庭堅也。德潛，沈德潛也”。錢玄同東渡日本後，“以睹青年之無愛國心，鹹務變夏於夷，毅然以明種性為己任，因更名曰夏……以諸兄姊中己最稚，因改字季（或以一字不便呼，故或曰子季、季子）”。（見錢玄同1910年自撰之《錢德潛先生之年譜稿》，1887年條）在日本留學時用名錢怡，錢玄同是他1916年9月所改，據他說改名玄同，是“妄希墨子之故也”。1921年以疑古為別號，自稱疑古玄同。1937年複名錢夏。其筆名較多，如渾然、中季、王敬軒、異、仁佗、XY、無能子、疑古玄同、掇獻玄同、疑古老人。其號有餅齋、龜競、義鵠、逸穀、逸叟、彥鈞、鮑山疒叟等。
[2] 《錢玄同致周作人》，1937年8月20日。見周作人《錢玄同的複古和反複古》，《文史資料選輯》第94輯，113頁，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4。
[3] 錢振常和錢振倫共著有《玉谿生詩箋注》、《樊南文集補編箋注》。除上兩部合作著作外，錢振倫還有著述多種。另據王森然在采訪錢玄同後所作的《錢玄同先生評傳》稱：“振常先生最不好名，少年所作，均已焚毀，故蓋世文章，所傳者少。”參見《近代名家評傳》（二集），331、332頁，北京，三聯書店，1998。
[4] 黎錦熙：《錢玄同先生傳》。曹述敬：《錢玄同年譜》，147頁，濟南，齊魯書社，1986。黎錦熙之《錢玄同先生傳》為多種有關錢玄同研究的資料所收錄，如劉紹唐之《錢玄同先生傳及手劄合刊》（台灣傳記錄文學出版社1972年1月影印版），吳奔星編著之《錢玄同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沈永寶編《錢玄同印象》（學林出版社1997年版），高勤麗編《名人筆下的錢玄同和錢玄同筆下的名人》（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為方便閱讀，以曹述敬著之《錢玄同年譜》頁碼注出引文出處。
[5] 《錢德潛先生之年譜稿》（自編），1893年（手稿本）。
[6] 王森然：《錢玄同先生評傳》，《近代名家評傳》（二集），331頁。
[7] 《錢德潛先生之年譜稿》（自編），1894年。
[8] 《錢德潛先生之年譜稿》（自編），1893年。
[9] 錢玄同：《劉申叔先生遺書序》，《劉申叔遺書》，30頁，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10] 《錢德潛先生之年譜稿》（自編），1899。
[11] 同上。
[12] 《錢德潛先生之年譜稿》（自編），1893。
[13] 《錢德潛先生之年譜稿》（自編），1898。
[14] 《錢德潛先生之年譜稿》（自編），1899。
[15] 錢玄同：《左氏春秋考證書後》，1931年3月7日，《古史辨》第5冊上編，4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6] 錢玄同：《劉申叔先生遺書序》，《劉申叔遺書》，30頁。左氏為太官（《北堂書抄》引作太官廚），公羊賣餅家，語出《三國誌·魏書·裴潛傳》引《魏略》：“嚴幹，字公仲……特善《春秋公羊》。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為太官，而謂公羊為賣餅家。”龔自珍曾有“昨日相逢劉禮部，高言大句快無加，從君燒盡蟲魚學，甘作東京賣餅家”一詩。《雜詩乙卯自春徂夏在京師作》十四首之六。
[17] 錢玄同：《三十年來我對於滿清的態度底變遷》，1924年12月30日，《語絲》第8期，1925年1月5日。
[18] 《錢得潛先生之年譜稿》（自編），1892年。
[19] 王森然：《錢玄同先生評傳》，《近代名家評傳》（二集），333頁。
[20] 見1923年2月3日《錢玄同日記》。據錢玄同回憶，“父親在日，曾給我一個別號叫做‘有不為齋’，當時是因為康有為漸出風頭，父親是反對此人的，故以‘有不為齋’為我的別號”。
[21] 錢玄同：《保護眼珠與換回人眼》，《新青年》第5卷第6號，1918年12月15日。
[22] 《錢玄同日記》，1919年1月1日。
[23] 《錢德潛先生之年譜稿》（自編），1901。
[24] 同上。
[25] 《錢德潛先生之年譜稿》（自編），1902。
[26] 同上。
[27] 同上。
[28] 錢玄同：《三十年來我對於滿清的態度底變遷》，1924年12月30日，《語絲》第8期，1925年1月5日。
[29] 錢玄同：《三十年來我對於滿清的態度底變遷》，1924年12月30日，《語絲》第8期，1925年1月5日。
[30] 同上。
[31] 《錢玄同日記》，1919年1月1日。
[32] 錢玄同：《三十年來我對於滿清的態度底變遷》，1924年12月30日，《語絲》第8期，1925年1月5日。
[33] 同上。
[34] 《錢德潛先生之年譜稿》（自編），1902。
[35] 同上。
[36] 錢玄同：《三十年來我對於滿清的態度底變遷》，1924年12月30日，《語絲》第8期，1925年1月5日。
[37] 《錢德潛先生之年譜稿》（自編），1903。
[38] 同上。
[39] 俞旦初：《愛國主義與中國近代史學》，77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40] 錢玄同：《三十年來我對於滿清的態度底變遷》，1924年12月30日，《語絲》第8期，1925年1月5日。
[41] 同上。
[42] 《錢玄同日記》，1919年1月1日。
[43] 錢玄同：《三十年來我對於滿清的態度底變遷》，1924年12月30日，《語絲》第8期，1925年1月5日。
[44] 《錢德潛先生之年譜稿》（自編），1904年。
[45] 餘子夷：《回憶蔡元培和草創時的光複會》，《文史資料選輯》第77輯，3頁，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
[46] 《錢德潛先生之年譜稿》（自編），1905年。
[47] 楊天石：《論辛亥革命前的國粹主義思潮》，《尋求曆史的謎底》，290、291頁，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
[48] 錢玄同：《劉申叔先生遺書序》，《劉申叔遺書》，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