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已經相當清楚，那些所謂與天地會有聯係的組織，都有自己的頭目和獨立的指揮。然而，所有這些組織到了1810年或1820年，均服膺一個信念，就是相信它們源於同一個祖先，有共同的反清傳統。這個信念讓這些組織的成員獲得一種曆史使命感，並使他們視自己為一個“大我”中的“小我”，在浩**的洪流之中實踐遠大誌向的這種信念，表現在天地會的儀式之中，但這是否影響了個別成員的行動，則是另一個問題。
儀式的顯著特點、個別成員的活動，以及組織的結構，均可見諸案例中。以下四個案例盡管不完整，卻是官方檔案中可以找到的最佳案例：
案例一
“嘉慶五年（1800）十二月間，福建同安縣陳姓人到廣東海康地方看相。海康縣人林添申邀陳姓至家看相，陳姓告以入會好處，遇事可互相幫助，傳授暗號開口即說‘本’字，以三指取物，並將身帶天地會舊表一紙，交給林添申收存。林添申因貧苦難度，起意自行糾夥結拜。於嘉慶六年（1801）六月內，與方庭相等共七人，議定每人出錢三百文，交給林添申買備酒肉，於七月初七日在村外僻靜地方結拜。林添申取出表文給眾人閱看，表文內有‘複明，萬姓一本，合歸洪宗，同掌山河，共享社稷，一朝鳩集，萬古名揚’等語。”[6]
案例二
“福建漳浦人歐狼……嘉慶十九年（1814）六月間，歐狼因貧難度，稔知添弟會的手訣暗號，乃起意結會，先後糾邀謝乃貴等三十六人入會。六月十五日，在霞浦縣天岐山空廟內結拜，俱拜歐狼為師，取名‘父母會’。會黨結盟時拜天為父，拜地為母，父天母地，此即後世‘父母會’得名的由來。歐狼傳授三八二十四洪字口號，問從哪裏來哪裏去？答從東邊來西邊去。問從哪裏過？答從橋下過。以及取物吃煙，俱用三指向前等暗號。歐狼被拿獲後，奉旨正法。父母會中所藏小書內有‘李朱洪’‘萬和尚’等名。”[7]
案例三
案例四
“1854年，廣東花縣農民湯逢吉與同鄉的六十人參加了拜會儀式。做“老母”（即主禮人）的是一個叫黃裔的人，而做“舅父”（即介紹人）的則叫湯亞二。後來，他加入了佛嶺寺的一個造反組織，並歸湯亞四指揮。他們與官軍數度交戰，然後組織瓦解了。後來，他到了香港，當了一個西方人的廚子。他隻當了一年便返回鄉下，糾集自己的組織。”[9]
在這些例子中，反清傳統是顯而易見的，但除了案例四之外，其他的均無煽動叛亂之嫌。無論如何，他們沒有一個足以發動叛亂的持久組織。
從個人層麵出發，我們隻能猜測這些人參加這些儀式的原因。乍看來，自家人掌握切口和手語，可以免遭土匪劫掠。此外，成員遇到麻煩，可以得到幫助。所需的幫助各有不同。有一個案例，某個添弟會搶掠殺人，但受到一個在衙門當跑腿的成員包庇，免被起訴。另一個案例，廣州府的一個三合會在收割之時，要挾破壞農作物，向地主索取地租的10%～20%作保護費。並不是每個地主都自願參與，一位參加了四川一個組織達八個月之久的商人，聲稱土匪殺了他的門房，並逼他參加拜會儀式；他後來當上了土匪頭目兒子的老師，並且管理組織成員的紀錄。在江西省，有些會社在收割之時收規，地主有時也參與，以便繳保護費。這些例子之中，沒有任何一個有煽動推翻政府的意圖。案例四是個例外，發生在太平軍已經擾亂了地方政治序之後，很多組織——不論是土匪還是義軍——都刻意用拜會招兵買馬。[10]
禮儀之所宣示的內容十分不同，但案例一至三所見的切口、暗號和拜會，不外三種意思：自命天地會的那些組織及其變種，有同一的根源；它們均銳意恢複明室；維係持久的關係。因此，一個組織的成員可以合理地預期其他組織的成員施予援手。
已經出版了的小冊子，讓我們對這些禮儀所宣示的東西有更多的了解。幾套在拜會中使用的問答，完整地保留下來，其中一部分見於案例二。案例三的八角圖形是天地會憑證——“腰憑”（係在腰間的憑證）的一部分，在古斯塔夫·舒勒格（Gustave Schlegel）和蕭一山的書中有錄載。八角圖形裏寫有詩歌和怪字，而在蕭一山的書中，八角圖形上寫上了天地會的不同分堂以及與每個分堂相關的名字。案例三中的馬紹湯很可能翻印了這個腰憑。[11]
同源的故事是拜會儀式的核心，具備不同傳統合流的種種特點。這個故事稱天地會源於若幹少林僧人，這些僧人曾幫助康熙皇帝征服了一個名為西魯的國家。但康熙後來背信棄義，攻打少林寺，把寺院燒成平地，除了五個僧人外，統統給殺光。五個僧人逃了出來，遇上了五個反清義士，一起誓言反清複明。於是，五個僧人稱為“前五祖”，其餘五人則稱為“後五祖”。這十個人以及他們後來糾集的人，遇上了陳近南，陳近南為他們引見明朝皇帝的後裔朱洪英。此外，陳近南幫助過鄭成功在台灣抗清。這些不同的故事之間鬆散的聯係，意味著多個叛逆傳統在天地會的文獻和儀式逐漸成型的過程中合流了。[12]
華德（J.S.M.Ward）和斯特林（W.G.Stirling）的著作The Hung Society，or The Society of Heaven and Earth 一書載有皮格靈（W.A.Pickering）19世紀晚期在新加坡親睹拜會儀式的記錄，起源的故事在拜會開始的時候重述了一遍。據小冊子所示，在向新人的儀式提問中，多處提到起源的故事。例如，在廣西發現的1811年的小冊子裏，有以下的問答：[13]
問：爾衫袖然何有大小？
答曰：左邊穿袍，右邊穿鉀（甲）。
問：爾穿甲去那（哪）裏？
答曰：將去與清兵交戰。
問：因何事情？
答曰：因為江山之事。
問：爾勝敗如何？
答曰：頭三陣清兵敗走，後三陣失落小主（即朱洪英），特來訪主到兄家。
一直問下去，答案透露參與戰鬥的人數達一百零八人，其中包括小主。這些人便是攻打西魯的少林僧人。
案例三所引的詩，也與起源的故事相關。五祖曾各散東西，後來又聚首一堂。同時，成員貼身藏有“洪英”，這一方麵是指朱洪英，另一方麵是指腰憑。這種關係持久不變，直至趕走滿人，恢複明室為止。[14]
從上引四個案例看來，每個天地會組織均通過與一個既有組織接觸而成立，但在接觸過後，那個“父母”組織就不再與“子女”組織維持任何關係。不同組織的成員之間沒有互通消息，也沒有協調可言。這樣說來，天地會甚至不是一個“網絡”。“網絡”這個詞語往往用來指個別單位互不從屬，但相互之間卻又並不完全無關。這些組織的統一僅象征性地存在於傳說的層麵；我們甚至無法證明土匪真的放過了懂得切口或手印的人。[15]
因此，把每個天地會都認作一個“香堂”，組織上劃一，包括了“香主”“大佬”“二佬”“紅棍”“櫃匙”“草鞋”等位置，是相當誤導的。盡管舒勒格指出，劃一的組織普遍見於東南亞，而且至少在一部鹹豐時期（1851—1861）的回憶錄中提到過，可是有關的描述也許更適用於那些經營可觀生意的組織，這些組織給在東南亞的礦場和農場工作的移民和他們在鄉下的族人提供保護。案例一至四顯示，很多組織在中國本土都是很小的，成員不過從幾個人到六十人。[16]此外，通過拜會儀式授予的成員資格隻是象征性的：“入”會的新人並不隨之成為特別職務組別的成員，而儀式的主禮人是傳統的執持者，而非特別職務組的領袖。換言之，天地會傳播的不是一個劃一的組織，而是一套禮儀和傳統。[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