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玄之指出，天地會的不少儀式都是由正統道教而來的。[65]什麽才算是道教，從來都是個問題，戴玄之隻是粗略地運用這個詞語來指他視為中國民間宗教的信仰和習慣。參加天地會儀式的人，也像參加鄉村儀式的人一樣，是在尋找一種知覺經驗以及自身的行為宗教認可。在拜會儀式中與天地會創始人同列的神明，也是鄉村道士所接受的，至於那些插在木製米鬥中央的燈、劍、鏡、秤、尺、剪刀和算盤，則是道教打醮儀式中具有特殊意義的物品。問答部分是拜會儀式的主體，是天地會獨有的，但符咒和神秘的文書則叫人想起道教的做法。因此，天地會的傳統為何是異端的問題，與道教地位的問題密切相關，尤其因為道教奉行於鄉村，也存在於國家的正統意識形態當中。
盡管清政府對於不影響到政治秩序的非儒家信仰一般相當寬鬆，但正統中國信奉的是儒家，而很多鄉村宗教以及為鄉村宗教服務的道教儀式，都是異端。問題在於人與自然的關係。在清王朝的儒家秩序之中，皇帝及其臣僚高居著溝通天人的位置，而道士在其儀式中也扮演著同樣的角色。兩者的分別，不是宇宙論的分別。清朝末年，道士已經可以接受反映塵世官僚架構的層層神明，然而他是在直接拜祭中向上蒼稟告，而儒家卻是強調皇帝或其主持老百姓祭典的代表的角色。無論清朝官員私下的信仰如何，他們至少在理論上是反對道教在社群中間所舉行的醮會的，因為涉及道教的社群儀式很容易便威脅到國家的象征性權威。[66]
清代的民間宗教與國家的正統頗不相同，因為民間崇拜較接近道教的，而非儒家的天人觀點。民間宗教突出神明對人類一切活動的認可，所以接近於魔法。個人通過禱告、祭奠，以及運用宗教符咒，感通於天。民間宗教的很多方麵，清政府雖無法與之妥協，但也不能視若無睹。舍難取易的辦法，就是隻把那些公然宣示造反的教義，或與曾一度造反的組織有關的民間宗教打成亂黨。官員無須深究一個教義是否會煽動造反，因為他們隻需看看這些教義是否與法律的定義相符。
本文認為，叛亂的教義不一定是指向造反。然而，天地會的傳統礙於其叛亂的性質，不能整合到官方的宗教係統中。魏斐德指出，天地會成了一個獨立的政治合法性源頭。[67]此外，由於天地會尊崇明朝皇帝，於是便與清政權不兩立：在天地會的參照係統中，清政權是不合法的，而由於天地會是合法的政治秩序的支持者，於是便可標榜得到社會倫理和正統神明的認可。這個信仰係統對於那些自覺是罪犯的人必定相當吸引，因為他們是忠於明室的叛亂分子，遂得以擺脫清政府的宗教壟斷，自行安排神明的庇護。
天地會自我形象中的合法性，當可解釋這個組織為何不與大多數具有合法地位的社會習慣對立起來，卻堅持實行這些社會習慣。天地會的規條並不反對孝親、敬老，更大的忠貞——效忠明室，反而是以經過調適的形式遵行這些道德規範。[68]甚至可以說，成員間的兄弟之誼並不是對三綱的破壞，而是調整；因為一個以天為父以地為母的成員，其對別的成員的關係也一定等同於兄弟的關係。組織的確先於家庭，但經過拜會儀式，組織已形同家庭。就天地會的情形看來，即使是一個異端的思想也不能避開社會的符號結構。正統與異端雖然在當前的目標和重點上並不相同，但在正當性申辯的需要方麵，彼此所采用的基本概念——“綱常”——卻是與中國文化相通的。
[1] 原文為：“The Heaven and Earth Socie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in Kwang-Ching Liu and Richard Shek eds.，Heterodoxy in Late Imperial China，Hawai'i：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4，pp.365-392.
[2] 本文定稿後，關於天地會又出現了兩部著作：David Ownby，Brotherhood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Early and Mid-Qing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Barend J.ter Haar，Ritual and Mythology of the Chinese Triads，Leiden：E.J.Brill，1998.
有關的法律參看薛允升著：《讀例存疑重刊本》（北京，1905；黃靜嘉編校本1970年由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1792年的法律特別針對台灣，1811年修訂後把廣東和福建涵蓋在內，參看《大清會典事例》，1899年重印，卷779，第18頁下～第19頁上。這些法律改變的曆史回顧，參看Robert J.Antony，“Brotherhoods，secret societies，and the law in Qing-dynasty China，”in David Ownby and Mary Somers Heidhues eds.，“Secret Societies”Reconsidered，Armonk，N.Y.：M.E.Sharpe，1993，pp.190-211.有關天地會史學的全麵討論，參看Dian H.Murray（in collaboration with Qin Baoqi），The Origins of the Tiandihui，The Chinese Triads in Legend and Histor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3] 在有關這些儀式的諸多記錄之中，可以特別參看Gustave Schlegel，Thian Ti Hwui，The Hung League，A Secret Society with the Chinese in China and India，Batavia：Lange and Co.，1866；reprint，Singapore：Government Printer，n.d.；J.S.M.Ward and W.G.Stirling，The Hung Society，or The Society of Heaven and Earth，London：Baskerville Press，1925—1926；以及蕭一山：《近代秘密社會史料》，北京：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1935年；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重印。
[4] 關於上海小刀會，參看盧耀華：《上海小刀會的源流》，《食貨》1973年3卷5期，第207～218頁，以及上海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編：《上海小刀會起義史料匯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
[5] 1811年的小冊子已收入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合編：《天地會》（下稱《天地會》），1（1980—1988），卷1，第3～32頁。其他的小冊子除了已經收入Schlegel，Thian Ti Hwui 、Ward and Stirling，The Hung Society，以及蕭一山：《近代秘密社會史料》之外，最重要的一些見於羅爾綱編著：《天地會文獻錄》（出版日期、出版者不詳，1942年序；香港：實用書局重印，日期不詳）。有關馬來亞和新加坡的活動，參看M.L.Wynne，Triad and Tabut：A Survey of the Origin and Diffusion of Chinese and Mohammedan Secret Societies in the Mala Peninsula A.D.1800—1935，Singapore：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1；Leon Comber，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A Survey of the Triad Society from 1800—1900，Locust Valley，N.Y.：J.J.Augustin，1959；以及W.Blythe，The Impact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a Historical Study，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
[6] 莊吉發：《清代天地會源流考》，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1年，第79頁。莊氏引述的備忘錄，載《天地會》，卷6，第424～427頁。
[7] 莊吉發：《清代天地會源流考》，第92～93頁。《大清曆朝實錄·仁宗實錄》，沈陽：“滿州國國務院”，1937年卷304，第24頁上～第25頁下。
[8] 《大清曆朝實錄·宣宗實錄》，卷196，第9頁上～第11頁下。
[9] 佐佐木正哉：《淸末の秘密結社》，東京：近代中國研究委員會，1967年，第31～32頁。
[10] 《仁宗實錄》，卷296，第21頁上～第23頁上；《宣宗實錄》，卷158，第18頁，卷168，第24頁上～第26頁上，卷280，第17頁下～第19頁上。比較《仁宗實錄》，卷176，第30頁上～第31頁下；《宣宗實錄》，卷69，第10頁下～第11頁下，卷72，第26頁下～第28頁上。
[11] Schlegel，Thian Ti Hwui，pp.27-31討論了腰憑的內容。其他的例子見蕭一山：《近代秘密社會史料》，卷1，第25頁上～第26頁上，而在上海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編《上海小刀會起義史料匯編》一書圖版第5頁，有上海小刀會腰憑的複製品。至於案例三，參考蕭一山：《近代秘密社會史料》，卷1，第26頁上和David Faure，“Secret Societies，heretic Sects，and peasant rebellions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Journal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5.1（1979）：11的討論。
[12] 這是《西魯書》所描述的版本，也見於蕭一山：《近代秘密社會史料》，卷2，第3頁下～第7頁下。不同的版本，見Murray，The Origins of the Tiandihui，pp.197-228.
[13] 《天地會》，卷1，第15頁。
[14] “洪英”一詞也用以指天地會的成員，Schlegel，Thian Ti Hwui，p.29提出了把這個詞解釋成“洪氏英雄”的理由，這顯然是一語多義，既指憑證本身，也指朱洪英，以及那個成員自己。
[15] Frederic Wakeman Jr.，“The secret societies of Guangdong，1800—1856，”in Jean Chesneaux ed.，Popular Movement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 1840—1950，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pp.29-47認為那些所謂與天地會相關的組織是獨立的，但承認它們“互通消息和守望相助”（30），但我們沒有這些互惠互利的證據。
[16] 有關東南亞這些組織一個極佳的描述，見Mary Somers Heidhues，“Chinese organizations in West Borneo and Bangka：kongsisand hui，”in Ownby and Heidhues eds.，“Secret Societies”Reconsidered，pp.68-88.
[17] Fei-ling Davis，Primitive Revolutionaries of China，A Study of Secret Societies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71，pp.101-125，以及Jean Chesneaux，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Gillian Nettle，tran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1，p.31混淆了拜會儀式中的主禮成員和新人應當加入的執事會。這兩部著作所假定的這些執事會的劃一程度，也較見於原始材料的為高。鹹豐時期的參考資料是曾望顏18世紀50年代初期的回憶，收錄於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編：《太平天國史料》，北京：開明書店，1950年，第523～527頁。
[18] 參看Jean Chesneaux，“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s historical evolution，”in Jean Chesneaux ed.，Popular Movements，pp.1-21，以及Lee Poh-ping，Chinese Society in Nineteenth Century Singapore，Kuala Lumpu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pp.48-58.
[19] 徐棟：《保甲書輯要》，約成書於1837年，輯於1871年，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重印，卷2，第16頁下～第36頁上。卷2，第34頁上～第35頁下討論了乞丐和運輸工人的腰牌。《宣宗實錄》，卷284，第20頁上～第21頁上也提到運糧工人的腰牌。
[20] 參看蕭一山：《近代秘密社會史料》，第4章。詩歌通常是以“有何為證？”一問引出，“舅父”便答：“有詩為證……”。
[21] Ward and Stirling，The Hung Society，pp.53-107.
[22] Barbara E.Ward，“Not merely players：drama，art and ritual in traditional China，”Man（new series）14（1979），pp.18-39.
[23] 這方麵的證據見於Chan Hok-lam，“The White Lotus-Maitreya Doctrine and Popular Uprisings in Ming and Qing China，”Sinologica10（1969），pp.212-233；山東大學曆史係中國近代史教研室編：《山東義和團調查資料選編》，山東：濟南大學出版社，1980年，特別是第113～244頁；以及Michael Saso，Daoism and the Rite of Cosmic Renewal，Pullman：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1972.
[24] 麥嘯霞：《廣東戲劇史略》，廣東文物展覽會編印：《廣東文物》，香港：中國文化協進會，1941，第8章；Fredrikke Skinsnes Scollard，“Shiwan pottery explored，”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8（1978），pp.101-112.
[25] 鈴木中正：《乾隆十七年馬朝柱的反清運動》，《中華文史論叢》1981年第2期，第125～139頁；莊吉發：《清代天地會源流考》，第83頁。
[26] 莊吉發：《清代天地會源流考》，第161～162頁；比較蕭一山：《近代秘密社會史料》，卷3，第13頁上～第14頁上。
[27] 《天地會》，卷1，第110～112頁，第116～117頁。David Ownby晚近認為嚴煙等供述“並沒有揭示出多少林爽文起義期間和前後反清或複明的證據。”參看David Ownby，“Chinese Huiand the early modern social order：evidence from eighteenth-century Southeast China，”in Ownby and Heidhues eds.，“Secret Societies”Reconsidered，pp.34-67；引文見第54頁。
[28] 《天地會》，卷1，第126～127頁；胡珠生：《天地會起源初探》，《曆史研究》1979年第4期，第62～76頁；以及Shaoqing Cai，“On the origin of the Gelaohui，”Modern China10.4（1984）：481-508，並參看Cheng-yun Liu，“Kuo-lu：A Sworn-Brotherhood Organization in Sichuan，”Late Imperial China6.1（June 1985），pp.56-82.
[29] 《天地會》，卷1，第64～65頁，第137～138頁。
[30] 《天地會》，卷1，第161～162頁；比較蕭一山：《近代秘密社會史料》，卷3，第13頁上～第14頁上。
[31] 參看莊吉發：《清代天地會源流考》，第12頁起。這種說法首先是由翁同文提出的：《康熙初葉“以萬為姓”集團餘黨建立天地會》，《南洋大學研究院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論文》1975年第3期（新加坡）。
[32] 《天地會》，卷1，第111頁。
[33] 那彥成：《那文毅公奏議》，出版日期、出版者不詳，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重印，卷5，第10頁下～第11頁下。
[34] 比較《天地會》，卷1，第70～72頁，第162～166頁和秦寶琦和劉美珍：《試論天地會》，第167～168頁。
[35] 秦寶琦：《清前期天地會研究》，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116頁。
[36] 莊吉發：《清代天地會源流考》，第78～113頁。
[37] 前引書，第88～98頁；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檔案係中國政治製度史教研室編：《康雍乾時期城鄉人民反抗鬥爭資料》，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卷2，第727～729頁。
[38] 《仁宗實錄》，卷284，第31頁下～第32頁上，卷358，第4頁下～第6頁下，卷364，第15頁；《宣宗實錄》，卷12，第16頁上～第17頁上，卷26，第45頁上，卷101，第40頁上～第41頁下，卷158，第37頁下～第38頁上，卷176，第7頁上～第9頁上，卷214，第43頁下～第44頁下，卷233，第11頁上～第12頁上，卷299，第5頁上～第6頁上，卷301，第34頁上～第35頁上。
[39] 《宣宗實錄》，卷186，第8頁上～第9頁下。
[40] 《宣宗實錄》，卷335，第20頁下～第21頁下，卷337，第20頁下～第22頁下，卷338，第5頁上～第6頁上，卷339，第33頁上～第35頁上，卷340，第13頁下～第14頁上，卷346，第23頁上～第24頁下。
[41] 《宣宗實錄》，卷158，第37頁下～第38頁下，卷176，第7頁上～第9頁上，卷269，第4頁下～第6頁上。
[42] “把子”的意思在這裏頗不明確，我把它當作“拜把子”或“拜兄弟”裏的那個意思，見田宗堯編著：《中國古典小說用語辭典》，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5年，第458頁、第650頁。關於李沅發、雷再浩和棒棒會，見Philip Kuhn，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Chang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p.107-112.
[43]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清代檔案史料叢編》1978年第2期，卷13，第138～141頁。
[44] 鴉片戰爭對廣東地方秩序可能造成的影響，是在19世紀40年代還是在太平天國期間出現的，還不清楚。Wakeman，“The secret societies”對廣東1840～1856年的情況有出色的描述。
[45] “米飯主”的意義，參看蘇鳳文：《黨匪總錄》，出版者不詳，1889年，重印於古亭書屋“秘密社會叢刊”第4輯第4卷，台北：祥生出版社，1975年，卷9，第4頁下。廣西這些組織的例子，見前引書以及蘇鳳文：《股匪總錄》，出版者不詳，1889年，重印於古亭書屋“秘密社會叢刊”第3輯第1卷。
[46] 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香港：猛進書屋，1962年卷1，第240～242頁。
[47] 關於洪大全的文獻相當豐富。C.A.Curwen，“Taiping relations with secret societies and with other rebels，”in Jean Chesneaux ed.，Popular Movements，pp.65-84有概括的描述。晚近的討論，見蔡少卿：《論太平天國與天地會的關係》，《曆史研究》1978年卷6，第46～61頁和莊吉發：《清代天地會源流考》，第114～143頁。可以特別參看Elizabeth J.Perry，“Taipings and triads：the role of religion in interrebel relations，”in Janos M.Bak and Gerhard Benecke eds.，Religion and Rural Revolt，Dover，N.H.：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4，pp.342-353.
[48] 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第245頁。
[49] Ernest John Eitel，A Chinese Dictionary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London and Hong Kong：Trüber and Lane，Crawford，1877，第282頁把“放白鴿”解作“女子騙婚、拆白”，陳洸瀧的職業由此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解釋。
[50] Sasaki Masaya，Shinmatsu，pp.39-47.
[51] Barbara E.Ward，“The red boats of the Canton Delta：chapter in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Chinese regional drama，”載於《“中央研究院”第一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民俗文化組》，台北：“中研院”，1981年，第233～257頁。
[52] 陸寶千：《論晚清兩廣的天地會政權》，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第8～22頁；太平天國革命時期廣西農民起義資料編輯組：《太平天國革命時期廣西農民起義資料》，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第505～722頁。
[53] Barbara E.Ward，“The red boats，”p.4.
[54] 麥嘯霞：《廣東戲劇史略》；蕭一山：《近代秘密社會史料》，卷4，第5頁下～第6頁上。
[55] 朱壽朋：《十二朝東華錄：光緒朝》，出版日期、出版者不詳；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影印本，第2046～2047頁。
[56] 前引書，第2946～2947頁，第3461～3464頁，第3661～3664頁。
[57] 前引書，第307頁，第309頁。
[58] 前引書，第2946～2947頁。
[59]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清代檔案史料叢編》，卷1，第142～151頁。
[60] John Lust，“Secret societies，popular movements，and the 1911 revolution，”in Jean Chesneaux，ed.，Popular Movements，pp.165-200.
[61] Wynne，Triad and Tabut，p.74.
[62] 前引書，pp.61-64；章盛：《香港黑社會活動真相》，香港：天地圖書公司，1980年，第38～43頁；《八十年前黑社會源流》，《新知周刊》，香港：1980年6月16日，15；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編纂：《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四冊，台北：正中書局，1964，第647～684頁。
[63] Charlton M.Lewis，“Some notes on the Ko-lao hui in late Qing China，”in Jean Chesneaux，ed.，Popular Movements，pp.97-112；朱金甫：《清代檔案中有關哥老會源流的史料》，《故宮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2期，第65～71頁；莊吉發：《清代天地會源流考》，第134～139頁。
[64] 關於青幫，參看Faure，“Secret societies，”；陳國屏：《清門考源》，上海：1946年；香港：1965年重印，David以及胡珠生：《青幫史初探》，《曆史學》1979年第3期，第102～120頁。
[65] 戴玄之：《天地會與道教》，《南洋大學學報》1972年第6期，第156～161頁。
[66] 比較Stephan D.R.Feuchtwang，“School temple and city god，”in G.William Skinner 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67] Wakeman，“The secret societies，”pp.34-35.
[68] 這些規條部分可見於三十六誓，參看蕭一山：《近代秘密社會史料》，卷3，第1頁上～第12頁上。相關的分析見陸寶千：《論晚清兩廣的天地會政權》，尤其是第5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