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體上說,社會革命會擴大人們的眼界,開闊人們的視野。“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這種矛盾——正如我們所見到的,它在迄今為止的曆史中曾多次發生過,然而並沒有威脅交往形式的基礎——,每一次都不免要爆發為革命,同時也采取各種附帶形式,如衝突的總和,不同階級之間的衝突,意識的矛盾,思想鬥爭,政治鬥爭,等等。從狹隘的觀點出發,可以從其中抽出一種附帶形式,把它看做是這些革命的基礎,而這樣做是相當容易的,因為進行這些革命的個人都由於自身的文化水平和所處的曆史發展階段,而對他們自己的活動本身抱有種種幻想。”[129]這段話是說,生產關係的矛盾引起社會變革,而每一次革命總有自己的理論支撐,它在革命前是思想準備,在革命中是理論指導,在革命勝利後是思想主導。馬克思恩格斯寫作《德意誌意識形態》時,正值工業革命在世界各地展開,那時的大工業創造了交通工具和現代世界市場,“大工業通過普遍的競爭迫使所有個人的全部精力處於高度緊張狀態。它盡可能地消滅意識形態、宗教、道德等等,而在它無法做到這一點的地方,它就把它們變成**裸的謊言。它首次開創了世界曆史,因為它使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於整個世界,因為它消滅了各國以往自然形成的閉關自守的狀態。它使自然科學從屬於資本,並使分工喪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質的最後一點假象”[130]。不過,意識形態的走向是一種非線性的狀態,它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隨著曆史的推進,共產主義將是占據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個人意識與集體意識的關係都要發生變化。就個人意識而言,它將在世界曆史性活動中被慢慢消融,“單個人隨著自己的活動擴大為世界曆史性的活動,越來越受到對他們來說是異己的力量的支配(他們把這種壓迫想象為所謂世界精神等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擴大的、歸根結底表現為世界市場的力量的支配,這種情況在迄今為止的曆史中當然也是經驗事實”[131]。就國家的意識形態邊界而言,它將隨著世界曆史性活動而獲得新的形式,“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範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越是擴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於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曆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曆史”[132]。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也因為生產力、分工和內部交往的發展程度而發生變化。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與以往所有的思想不同,它所代表的運動也和以往所有的運動不同,也就是說,共產主義要突破舊的意識形態界限,確立新的意識形態體係。“共產主義對我們來說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133]但是,共產主義也不是世界主義,二者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日益激烈的階級對立以及工人運動的發展,共產主義將是占據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
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的力量隻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134]共產黨人之所以在實踐方麵是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們在理論方麵最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這是由先進的階級意識決定的。馬克思在《普魯士狀況》中談道:“這一時期的哲學之所以強大有力,完全是由於資產階級的實際上的軟弱;他們既然不能在實際生活中向過時的製度進攻,就必須讓那些在思想領域進攻這種製度的大膽的理想主義者占先。”[135]這裏,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意識形態是一種現實的力量,是一個戰鬥的旗幟。“現代社會主義是工人運動在理論上的表現”,其中必然寄托著工人群眾的力量和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力量,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共產主義和所有過去的運動不同的地方在於:它推翻了一切舊的生產和交往的關係的基礎,並且破天荒第一次自覺地把一切自發產生的前提看作是先前世世代代的創造,消除這些前提的自發性,使它們受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支配。”[136]這是共產主義理論和共產主義運動的巨大作用。
如果說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馬克思還沒有明確談及資本主義的曆史命運,那麽在《資本論》中關於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終結就有了明確的表達。像任何一種特定的意識形態一樣,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注定要被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所取代,而要實現這一轉變,必須以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為指導。但是,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未來社會形態是共產主義社會,這不是鐵板一塊、毫無差別的體係或製度。“共產主義和所有過去的運動不同的地方在於:它推翻一切舊的生產關係和交往關係的基礎,並且第一次自覺地把一切自發形成的前提看做是前人的創造,消除這些前提的自發性,使這些前提受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產主義實質上具有經濟的性質,這就是為這種聯合創造各種物質條件,把現存的條件變成聯合的條件。共產主義所造成的存在狀況,正是這樣一種現實基礎,它使一切不依賴於個人而存在的狀況不可能發生,因為這種存在狀況隻不過是各個人之間迄今為止的交往的產物。”[137]它的出現,既是對舊的社會形態的否定,也是新製度思想體係的實踐。
共產主義初級階段裏,意識形態的痕跡明顯存在;共產主義高級階段裏,也會存在具有相對獨立性的社會意識。在這些階段中,“意識有時似乎可以超過同時代的經驗關係,以致人們在以後某個時代的鬥爭中可以依靠先前時代理論家的威望”[138]。在這些階段中,思想的邊界因生產力的解放而發生變化,新的交往形勢下形成新的發展狀態。“已成為桎梏的舊交往形式被適應於比較發達的生產力,因而也適應於進步的個人自主活動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會成為桎梏,然後又為另一種交往形式所代替。”[139]在這些階段中,同樣會注入人的意誌和人思維成果,關於事物的認識的虛假成分會越來越少,人們的認識會更接近事物的本質。“在以前任何一個時期,生產力都沒有采取過這種對於作為個人的個人的交往無關緊要的形式,因為他們的交往本身還是受限製的。另一方麵是同這些生產力相對立的大多數個人,這些生產力是和他們分離的,因此這些個人喪失了一切現實的生活內容,成了抽象的個人,然而正因為這樣,他們才有可能作為個人彼此發生聯係。”[140]公共生活成為思想傳播的重要載體,影響著社會的凝聚力。共產主義社會中,社會文化形式也可能表現出“去文化化”“文化空洞化”“再文化化”“新文化化”等發展形態,這需要結合當時的語境和實踐來考察。總體上看,“要揚棄私有財產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產主義就完全夠了。而要揚棄現實的私有財產,則必須有現實的共產主義行動”[141]。就是說,曆史會帶來共產主義行動,現實會促進共產主義運動。上述事實表明,在未來社會中,意識形態的邊界絕不會完全整齊劃一地成為沒有差別的狀態,未來社會中帶有意識形態的政治性可能被淡化,而它的社會性、文化性可能會加強,人們將在同已被認識的自然規律的相互協調中獲得自由而全麵的發展。
在毛澤東看來,共產主義是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他自己也身體力行,一生不懈地為共產主義奮鬥。他在《答少年中國學會改組委員會問》中明確表示:“本人信仰共產主義,主張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142]毛澤東認為,正是馬克思主義給中國人民提供了新的理論指導,正是馬克思主義為人們提供了精神動力。在長期的革命中,馬克思主義成了中國人民的力量源泉。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後,其精神影響在很多方麵表現出來,“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後,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曆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偉大的勝利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已經複興了並正在複興著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143]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是開天辟地的大事,其意義自不待言。問題在於,如何使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革命持久不衰的指導力量,如何使馬克思主義長期深入人心。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就是要在全國人民中貫徹和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並付諸實踐,同時,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也是每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民的義務。在《矛盾論》中,毛澤東強調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改造力量。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指出“不破不立”和“生死鬥爭”的決絕立場,“在現時,毫無疑義,應該擴大共產主義思想的宣傳,加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沒有這種宣傳和學習,不但不能引導中國革命到將來的社會主義階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導現時的民主革命達到勝利。”[144]可見,那個時候,我們黨就把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看成一種引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