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力量的表達離不開對文化發展規律和文化建設實際的全麵把握，它在社會實踐中的作用不僅在於提高發展的數量，更在於提高發展的質量；不僅在於更新社會發展形式，更在於注重提高人的品位。在中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實踐中，馬克思恩格斯文化動力思想以及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一起發生作用。無論在馬克思恩格斯那裏，還是在中國儒家思想中，對象的價值屬性都和主體的活動形式直接關聯。古代儒家價值觀通過文化來表達民族精神對“人的本質”以及“人的標準”的全麵規定，希望追索倫理道德的自我完善和審美精神的深永愉悅，達到“誌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這種文化觀成了中國古代走向精神文明的思想追求，盡管它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並帶有明顯的烏托邦韻味，卻是自我約束的規範和自我提升的標準，它所執著的是人之為人的真正的屬人的東西，是顯示人的尊嚴和價值的文化狀態。儒家文化力量的表達離不開社會主體的參與，不求“外王”但求“內聖”，欲求“外王”先求“內聖”，“外王”不成返諸“內聖”，這是儒家關於人的發展的不同境界。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和“正心誠意”等，不是擁抱客觀世界的真理而是隻關注人倫道德情感，這種殘缺的圖景，追求的是完美的人格精神，而忽視了個體的認知結構，“道德的力量”超過了“知識的力量”，其敘事結構中對人的發展的設想是不全麵的，文化力量的展示也是畸形的。蕭一山在《清代通史》中曾有一段話描述文化力量的畸變：“文化原為指導人生之南針，吾國自宋明以來受佛道影響，專究性命之學，走入靜寂瑣碎、無為、無用之境域，文化喪失活力，社會何殊死水，學而不能利濟蒼生，使匹夫匹婦受其澤，徒以為士大夫吟風弄月之娛樂品，升官發財之敲門磚，百姓細民，日處苦難之中，謀生救死不暇，‘奚暇治禮義哉’？文盲遍於全國，愚昧乃屬必然。智識既低，而生活益苦，生活既苦，而文化愈低。……於是國人頓失自尊之信心，一變排牴而為諂媚，競事摹仿，盲目崇拜，固有文化之價值，泯然殆盡。”從道德到政治，從觀念到製度，從習俗到哲學，都表現出對個體能力的偏見，人們對整個社會的“文化生產力”沒有太多的感覺。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人最根本的特征和最基本的活動是勞動，“文化是人的本質的對象化活動”，這種“對象化活動”就是以不同形式的勞動實現“人的解放”的本質要求，它把人的意誌和創造注入物質要素之中，使知識成為“對象化活動”的表現形式並在以後的勞動中顯示出內在的力量。現代科學技術指導下的實踐活動，使人在“對象化活動”中觀照自己的本質力量而達到創造美、擁有美和享受美的境界。如果撇開人的勞動實踐來奢談文化力量，撇開世界的物質性來單純追求精神境界和心靈空間，就難以體會在取得一切自然力和對象性世界的充分支配權之後才有的自由和愉悅，對人類的終極關懷予以回避或淡化或是“實驗室操作”式的將文化力量限製於一隅，都是文化精神的自我束縛，主體世界中“人的圖景”的不完整性會導致“對象化活動”中“占有對象”的不完整、不充分。馬克思恩格斯文化動力思想從人的本質、人的屬性、人的價值揭示了文化力量的社會屬性，是馬克思恩格斯嚐試使人擺脫自然的奴役、物的奴役和一切異己力量的奴役所做的理論概括。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是馬克思恩格斯文化動力思想在當代中國的實踐貫徹，是力圖在不完美的社會圖景中創造人的完美圖景。可以說，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遠景規劃是文化生活的全方位改善，是物質空間和思想空間不斷擴展的景象，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就是建立在自由、民主、公正、和諧基礎上的整體的、有機的和有活力的發展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