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黨文明是現代國家政黨發展的必由之路和重要標尺，是基於廣泛的思想認同和價值自覺地構建起來的，其所維係的社會關係和社會團結，能使社會實踐的各個鏈節不致中斷，也使思想和現實之間不致造成懸隔。通常情況下，政黨對社會的適應以及對社會的貢獻狀況受到以下因素的影響：一是遵從社會規則的程度，政黨文明的基本表征就是依照製度文明的要求，按照社會規範去行動，使自己的意誌服從社會規則；二是通過創新適應社會變革的程度，其關鍵在於打破不合理的製度局限，以新的製度內涵適應社會發展；三是擺脫守舊主義的影響，拒絕僵化的製度教條，以理性的態度看待社會發展。對於這三種傾向，不能僅僅用“好”與“壞”給出判斷，而要把政黨文明視為緊密聯係和相互作用的社會關係體係，在日常活動中體現對社會的利益關懷；為群眾的社會認知和社會行動勾勒一個明確的圖景。“必須以黨章為根本遵循，堅持黨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組織路線、群眾路線，著力增強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時代性、原則性、戰鬥性，著力增強黨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著力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增強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能力，著力維護黨中央權威、保證黨的團結統一、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努力在全黨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麵。”[38]體現群眾意誌的強有力的政黨及其行為，要體現在一係列協調機製中，主要有：（1）政治協調機製，積極應對社會風險和社會挑戰的考驗，實現全麵從嚴治黨；（2）市場協調機製，全麵深化改革開放，通過發展解決發展中的問題；（3）自律協調機製，以高度的自覺遵守和踐行黨章黨規，以黨內民主推進社會民主；（4）道德協調機製，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深入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營造文明的社會風尚。這幾個方麵是“五位一體”文明建設的具體層麵上的操作，其中，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不可移易的，馬克思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地位也是不可移易的，而市場調節的方法、道德協調的方式，在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之下可以有較多的變數。馬克思曾說：“曆史把那些為共同目標工作因而自己變得高尚的人稱為最偉大的人物；經驗讚美那些為大多數人帶來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39]共產黨人許下了“解放一切人和使一切人擺脫一切災禍的諾言”，就應該擔負起引領社會文明的職責。
製度文明是“五位一體”文明建設的基本措施。製度文明要求通過法律法規確保社會行為不超越底線，並使個人權益能通過普遍接受的規範表達出來或得到保障。製度文明是推進社會行為製度化的要件，它與社會文化發展密切聯係。一方麵，文化要素是製度表達的話語資源，它提供了製度表達的符號寄托；另一方麵，文化模式蘊含的思想及其在製度和法律中的體現，為人的行動提供了相應的價值關懷。這兩個方麵的邏輯結果是社會的行為文明，表現為運用法律製度和思想約束降低社會的無序行為，以便在廣泛價值共識的基礎上表現出強大的社會合力。製度文明所需要的文化素養對諸多行為起著調控作用，在社會主義國家裏，國家決策、製度內容與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適應性在任何時候都是必要的。超越由於製度局限和時代局限而形成的狹隘觀念，超越由於膚淺認識而形成的粗糙的行為方式，不僅是資本主義文明麵對的問題，更是社會主義文明建設不能繞開的問題。在這裏，僅僅依靠行政手段強行捏合而成的機械聯係，其持續性是有限的，而在自覺自願基礎上形成的有機團結，是不可缺少的基礎。
治理文明是“五位一體”文明建設的基礎性要求。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治理文明的重要內容，在人的行為上，要從過去人的不自由，經過今天對物質的依附，走向未來的人的自由；在製度選擇上，就是從過去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野蠻性，消除資本主義社會的強製性，走向未來的自覺性；在思想意識上，從人的狹隘性，經過人的互利性，走向全麵的社會和諧。科學技術推動下的國家治理是社會走向“大文明”的重要措施。但是，國家治理的質量離不開對社會要素的全麵審視，必須用多維度的信息資源和治理方式實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建設的各項指標，將公開原則和公正原則都納入治理範圍，以便在起點、過程和結果上都達到文明的狀態。在治理方式的表達上，曾經有充滿暴力的霍布斯範式和訴諸道德的康德設想，前者希望用激烈的方式消解矛盾和悖論，衝突的結果是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並極力維護既得利益，其思維是管治而不是善治，對文明的要求是通過不文明的方式表達的。後者偏重於用道德關懷和政治倫理實現社會的包容和團結，社會關係被嵌入個體化和集體化的道德構想之中。我們現在講的治理文明是在曆史與現實的大視角中，在充分理解社會文明發生和發展機理的基礎上的全局性前瞻性的治理方略和措施，用現代管理技術推進法治文明和德治文明的良性結合，實現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1] 《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0頁。
[2]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3頁。
[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3頁。
[4]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02頁。
[5]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6頁。
[6]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6—387頁。
[7]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頁。
[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17頁。
[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21頁。
[10]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18頁。
[11] ［英］約翰·伯瑞：《進步的觀念》，範祥濤譯，上海三聯書店2005年版，“引言”第3頁。
[12] 《列寧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2頁。
[13] 《列寧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2頁。
[14]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頁。
[15]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0頁。
[16] ［法］孔多塞：《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何兆武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82頁。
[17]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6頁。
[18] 《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7頁。
[19] 《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9頁。
[20] 《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0頁。
[21] 《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1頁。
[22] 《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頁。
[2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9—110頁。
[24]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0頁。
[25] 《江澤民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6—97頁。
[26] ［德］伊·康德：《純粹理性批判》，韋卓民譯，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73頁。
[27] 賀來：《邊界意識和人的解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頁。
[28]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4頁。
[29]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0頁。
[30]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8頁。
[31] ［德］威廉·魏特林：《和諧與自由的保證》，孫則明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192頁。
[32]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7頁。
[3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頁。
[3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頁。
[35] ［英］約翰·伯瑞：《進步的觀念》，範祥濤譯，上海三聯書店2005年版，“引言”第2頁。
[36] 《列寧專題文集 論社會主義》，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7頁。
[37] 《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74頁。
[38] 《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頁。
[3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5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