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烏托邦，完全視為空想或虛幻是不符合實際的，但把所有的方麵都奉為圭臬也必然會出現差謬。借用布洛赫的概念，可以將那些通過努力變為現實的內容稱為具體烏托邦，而把那些難以企及的願望稱為抽象烏托邦。如果我們對形形色色的烏托邦做一分類，則可以有基於神學思想的想象、基於純粹思辨的想象和基於現實的想象，它們分別表現為由命運支配的神人合一目標，思維支配的心物合一目標以及他者支配的人我合一目標。烏托邦的衝動具有兩麵性，可以是陳腐不堪的將人引向虛無的白日夢，也可以是鬥誌昂揚的創造新世界的白日夢；可以是祛魅和解蔽的動力，也可以是引起迷霧和困惑的酵母；可以把思想與現實縫合起來，也可以將希望轉為失望。烏托邦既不是現實的“存在”，也不是脫離現實的“本質”，它表達的是人的本質與人的現實之間的張力狀況以及緩衝這種張力的意向，它不應被視為理論歸宿而應是敘事的起點。拿莫爾的《烏托邦》來說，其中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製度以及衣食住行方麵的描述，給人們展示了一個活靈活現的理想國度，不少方麵是對當時社會的現實出路所做的對策性描述。共產主義思想也曾被資產階級及其他反動階級的理論家說成是烏托邦，《共產黨宣言》發表之初，歐洲的統治者及其擁護者驚呼“幽靈”的出現，他們對共產主義的戒備之心從來沒有減弱過，因為他們深知這是蘊含巨大能量的“幽靈”理論，一旦在社會中蔓延傳播，終將炸毀整個世界。“共產主義幽靈”的壯大與發展，充分證明了馬克思主義思想是正確的而不是烏托邦。從1848年這個“幽靈”的出場，到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將“幽靈”變為“現實”，一個活生生的事物從歐洲走到了亞洲和全世界，體現了無產者在一定程度上的真實聯合，而反對階級卻把它列入空想之列，當社會主義的曙光在歐洲以及更大範圍顯示光芒時，支持者真切地感受了它的存在。

事實表明，一些烏托邦的想法是可以隨著社會的發展而改變其空想特征的，抽象的內容也可以轉化為具體內容。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這種“抽象”和“具體”也不是停留在哲學層麵上的名詞，而是活生生的曆史內容。馬克思主義把未來的期盼建立在對現實的認識的基礎上，包含著超越烏托邦的實踐和探索，他們希望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中實現無產階級的願望，這不隻是在思想願望上的表達，也是以實際行動走向人類解放的自由王國的表現，那種“隻聽鍾聲而不知鍾聲何處而來”的心境，是遠離科學社會主義真諦的。列寧在《兩種烏托邦》中指出：“烏托邦的意思是沒有的地方，是空想、虛構和神話”，並認為“政治上的烏托邦就是一種無論現在和將來都決不能實現的願望，是一種不以社會力量為依托，也不以階級政治力量的成長和發展為支撐的願望。”[18]這是就烏托邦本身的結構和前景而言的。在當時的俄國，自由派的烏托邦和民粹派的烏托邦都具有很大的**力，但也都是幻想和軟弱性的產物，它們在群眾中的負麵影響又是不能忽視的。“自由派的烏托邦腐蝕群眾的民主主義意識。民粹派的烏托邦則腐蝕群眾的社會主義意識，但它卻是群眾民主主義高漲的產物和征兆，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這種高漲的表現。”[19]對這種充滿虛幻的烏托邦要具體地看待，“民粹派的民主主義在經濟學的形式上是錯誤的，而在曆史上卻是正確的；這種民主主義作為社會主義烏托邦是錯誤的，但是，作為農民群眾的特殊的、有曆史局限性的民主主義鬥爭的表現，卻是正確的，因為這種鬥爭是資產階級改革不可或缺的因素，同時是這一改革獲得全勝的條件”[20]，在列寧看來，民粹派的民主主義是在曆史進程中由積極方麵轉向消極方麵的，“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剔除民粹派烏托邦中的糟粕，細心剝取它所包含的農民群眾的真誠的、堅決的、戰鬥的民主主義的健康而寶貴的內核”[21]。

對烏托邦的內容予以甄別，需要認識哪些是積極的和有益的，哪些是消極的和有害的。“積極”與“消極”的判識標準在於能否合理地把握今朝和預見未來，讓人們學會希望，並且不會因為暫時的挫折而絕望，這必然是積極的思想。關乎社會發展和人的發展的理論，不能是神秘主義的東西，也不能完全認定在當下沒有經驗證明的就是無根據的。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未來形態的預測，是從“曆史事實和發展過程中得出的確切結論”，這也給我們提供了認識烏托邦的基本理路。“馬克思絲毫不想製造烏托邦，不想憑空猜測無法知道的事情。馬克思提出共產主義的問題，正像一個自然科學家已經知道某一新的生物變種是怎樣產生以及朝著哪個方向演變才提出該生物變種的發展問題一樣。”[22]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在方法上的科學性、理論上的前瞻性以及實踐上的革命性。“對我們來說更為重要的是，我們的方法表明曆史考察必然開始之點，或者說，表明僅僅作為生產過程的曆史形式的資產階級經濟，超越自身而追溯到早先的曆史生產方式之點。因此，要揭示資產階級經濟的規律，無須描述生產關係的真實曆史。但是，把這些生產關係作為曆史上已經形成的關係來正確地加以考察和推斷，總是會得出這樣一些原始的方程式——就像例如自然科學中的經驗數據一樣——，這些方程式將說明在這個製度以前存在的過去。這樣，這些啟示連同對現代的正確理解，也給我們提供了一把理解過去的鑰匙——這也是我們希望做的一項獨立的工作。另一方麵，這種正確的考察同樣會得出預示著生產關係的現代形式被揚棄之點，從而預示著未來的先兆，變易的運動。如果說一方麵資產階級前的階段表現為僅僅是曆史的，即已經被揚棄的前提，那麽，現在的生產條件就表現為正在揚棄自身，從而正在為新社會製度創造曆史前提的生產條件。”[23]這種從曆史根據和現實社會中尋找未來社會發展線索的思路和方法，是積極追尋曆史腳步的表現。一定程度上說，思想的魅力就在於經常性地存在著尚未實現的而又令人向往的東西，如果其中的內容很容易實現，那麽這種理論會因為淺顯直白而減損其吸引力。

從理論和現實方麵重新審視烏托邦問題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堅定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包含著理性的“冷流”和希望的“暖流”，其所論證的自由王國是我們不能放棄的夢想。重新審視烏托邦問題的另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科學認識中國夢的偉大前景，對於整個社會來說，如何切實把這種意識上升為全國人民的意誌並付諸實踐。馬克思在1843年給盧格的信中說：“我們的口號必須是：意識改革不是靠教條，而是靠分析連自己都不清楚的神秘的意識，不管這種意識是以宗教的形式還是以政治的形式出現。那時就可以看出，世界早就在幻想一種隻要它意識到便能真正掌握的東西了。那時就可以看出，問題不在於將過去和未來斷然隔開，而在於實現過去的思想。”[24]我們現在講實現中國夢，它不應該是沉思的知識，而應該是行動的指南。作為一種思想願望，科學社會主義經常麵臨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詆毀和馬克思主義陣營內部的質疑，這些都可能會窒息美好願望的動員功能，甚至阻礙著它的實踐曆程。重新審視烏托邦問題的重要目的還在於正確認識共產主義目標，人類曆史總是處在沉重的上升中，共產主義的徹底實現需要很長的時間和很長的道路，這種情況下，“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具有鼓勵群眾意誌的作用，那種因為道阻且長而降低共產主義水準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可取的。盡管“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目標還沒有在全世界範圍內實現，但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價值和理想是我們創造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我們沒有理由淡化它的功能和前景。在思想多元價值多元的今天，不良意識試圖摧毀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掌握曆史和認識世界的意誌和毅力，我們必須用共產主義理想凝聚和鼓舞人心。從空想社會主義到科學社會主義，人們的社會理想逐步接近現實，我們今天的中國夢也是在思想與現實的繼承中創新發展的。“人們追求未來的理想，是古已有之的。古往今來，人們對未來理想社會曾有過種種設想和描繪。拿西方來說，古希臘就有柏拉圖的《理想國》，後來有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還有空想社會主義的其他學說。中國古代對理想社會的描述，集中表現為所謂‘大同’思想、‘大同’世界。這種思想的產生，如果從《禮記》所收的孔子門人作的《禮運》篇算起，時間可能比柏拉圖還要早一點。馬克思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提出了社會主義必然要代替資本主義的論斷，使社會主義思想從空想變為科學。經過社會主義最終實現共產主義，需要經過一個漫長曆史時期的艱苦奮鬥。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不能急於求成。在我們過去的建設中特別是‘大躍進’中曾經搞過的一些事情，就太理想化了，脫離了國情，超越了社會發展階段，結果吃了苦頭。我們吸取了這種曆史教訓。現在，我們采取的路線方針政策就符合實際了，人民衷心擁護，取得的成績也很大。”[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