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洛赫認為，文化生產問題的實質在於通過物質的經濟基礎體現上層建築，認識法律、哲學、藝術等意識形態的重點在於研究其生產過程。由於文化生產會體現出創造性反思，文化意識形態的轉化就帶有很多不確定性，文化剩餘物對於文化具有決定意義，文化作品中“產生的剩餘物是有持續影響的、有效的、烏托邦的東西。意識形態的剩餘物按照意識形態形成過程中的烏托邦功能、按照超越意識形態的烏托邦功能而產生”[18]。藝術和哲學中的文化剩餘物就是“尚未實現”的烏托邦，這一認識是特定時代的特殊意識形態發揮持續作用的前提。盡管意識形態的功能之一是對社會矛盾的虛幻解答，但這種虛假意識滿足了文化的賦形構成，填補和增強了文化自身的反思能力。
從文化動力的角度看，阿多諾關於文化工業的主要觀點集中在以下方麵：文化工業的產品本質上是一種商品而不是藝術品，金錢始終是文化工業的樞紐和動力；文化工業立足於世俗基礎，失去了藝術的超越性能力；文化工業對產品的創作者起到一種馴化作用，技術的力量代替了人的力量，它使人人都可以得到一個贗品，在某種程度上滿足了人的物欲。文化工業的壓抑性力量在於，它所創出來的不是具有反抗和超越精神的產品，而是資本主義嚴重衰退的標誌，在嚴重異化的文化關係中，大眾成了毫不起眼的螺絲釘。阿多諾認為，文化工業的產物從一開始就是作為供市場銷售的可互換物生產出來的。這樣的環境中，藝術和廣告的區別不複存在，因為文化產品也為了交換而不是為了滿足任何真正的需要。阿多諾承認文化工業有一種自我批判的潛力，在《閑暇》一文中，他還反複推敲了文化工業操縱群眾意識的力量限度。
法蘭克福學派關於大眾文化的研究是一個亮點。在法蘭克福學派的視野裏，所謂的“大眾”雖然在更多的時候指代的是中產階級大眾或商業意義上的大眾，但也隱含了對無產階級大眾墮落為中產階級大眾的失望與批判。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少人感覺文化已降臨到普通群眾之中，但是在研究者眼裏，這種大眾文化並不那麽親民。在學者們看來，大眾文化其實是打著民主幌子受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操縱的文化，其作用是傳播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控製大眾思維。對於大眾來說，這種文化是對人們思想的蒙蔽，難以起到教化人心的作用。關於文化工業，阿多諾等人認為，文化工業是一個係統，這個係統融合了人類身上那些古老的和現代的東西，其中的文化產品是供大眾消費的，這些文化產品是對已有產品的模仿，而不是原創。可以說，大眾文化和文化工業是一對孿生兄弟，它們的力量是共生的。借助科技的力量，文化工業將高雅藝術和低俗藝術融合起來，它抹掉了文化的棱角，使文化成為無視人的存在的工具。就這樣，借助技術的力量，文化工業以商品的形式被批量提供給大眾。在法蘭克福學派中，洛文塔爾對大眾文化的分析很多，他更多地關注通俗文學的力量和影響。他認為，大眾文化成了以商品形式出現的文化工業，在這種情況下，隻有藝術能夠真正體現人的創造和超越精神，因為藝術一塵不染，而大眾文化卻充斥著汙濁的商業氣息。通俗文化對人們緊張的精神生活起到了緩解作用，它雖然不能拯救人的靈魂，卻可以使人得到安寧。他從文化的根源上對大眾文化的合理性予以肯定，並從內部審視大眾文化，肯定了大眾文化的積極作用。
英國“大眾”一詞具有烏合之眾的含義，他們容易受騙，反複無常，是對文化的永久威脅，因此“大眾文化”也具有貶義色彩。威廉斯不同意這種觀點，也不讚同把“大眾文化”描述為貶義文化的觀點，他認為，大眾不隻是消極的受眾和毫無鑒賞力的消費者，大眾文化不是代辦的毫無生氣的文化，低級庸俗的傳媒文化形式不是工人階級文化。大眾文化不是危及社會的力量，而是推進社會民主的潛力。如果把文化看成一種生活方式而不是精神產品或文學藝術，那麽工人階級文化則具有非凡的創造力，大眾文化具有顛覆甚至顛倒既定霸權的能力。威廉斯對由新技術所引起的文化生產方式做了深刻的分析，“這些變化顯著地出現在與語言相關的新技術上，這些新技術對實踐的推動作用遠遠超過了那些相對陳舊的已變得專一化了的印刷技術。這些技術的變化包括：以電子手段傳播和記錄口頭言語及書麵言語，以化學和電子手段合並成傳播形象。這一切同口頭語言以及書麵表達，還包括其自身能夠被‘書寫’出來的形象等都有複雜的關係。”[19]技術發展對文化生產的積極作用不容忽視，它構成了大眾文化的物質基礎。以技術為動力的文化生產，也引起了意識形態和感覺結構的變化。而感覺結構表達了文化物質結構的價值，是大眾文化的精神基礎。它可以反映特定地區特定時期的文化，也可以反映與主流社會相適應的特定階級和社會的日常相互作用。
正統馬克思主義認為，文化是現實社會關係的表現形式，就是說文化處於次要的從屬的地位；保守主義者則將文化看成被思考和被寫作的最好的東西；文化馬克思主義將文化理解為日常生活和經驗的表現。文化馬克思主義認為，在有機的和諧的社會裏，藝術表現著社會生活。在工業社會中，文化的力量打了折扣，舊文化的最後殘餘以及參與的文學，也由於標準的破壞而瀕臨毀滅。佩裏·安德森指出，資本主義社會裏，有凝聚力的有機文化已經被人為的工業和政治文明破壞了。利維斯說，當代社會危機的根源不是物質的而是精神的和文化的。這種破壞造成了現代危機，而危機的解決要依靠共同體或者文化價值觀的恢複和發展，教育民主化也許可以打破阻礙真正的共同文化的階級障礙。霍加特在《識字的用途》中描述了工人階級文化和大眾傳媒對工人階級生活方式的影響，他認為，工人階級文化的局限性是：俗氣，對變化革新的頑固抵抗，對新教的懷疑。大眾文化威脅著工人階級文化，它的影響在於使積極的、充分的、更合作的意向逐漸消失。在他看來，工人階級文化的變遷，是大眾出版物激勵下的產物。工人階級能不斷地抵製廣告和大眾傳媒的吸引力，並能喜歡自己熟悉和喜歡的“激勵物”，而政治問題的文化化乃是社會進步的標誌。利維斯、威廉斯等被大眾文化的腐蝕力所困擾，他們更擔心它們會毒害工人階級文化。威廉斯認為，文化象征著社會的意義、價值和機製，也表達了人類活動的更有局限性的領域，學術的有想象力的工作代表了創造性回應，它又催生了理想的文化形式：文化遺產和偉大傳統。威廉斯強調文化和政治的雙重鬥爭，強調“意識形態”或“霸權”的鬥爭，認為“霸權”和“替代性的”力量、“對抗的”力量經常衝突，早期殘餘的文化形式，被解釋為對社會的統治性價值的質疑；新興的文化形式，預示了新的社會形式。文化霸權的動態性質表明，文化在社會發展中既是多向性的力量平衡，又處在經常性的力量消長中。
湯普森的文化動力思想表明，文化不是單純被決定的，它同時也可以發揮客觀的決定作用。他認為應當從實踐所連接的社會存在和意識形態的關係中理解文化。文化是由社會實踐和社會意識溝通起來的一個綜合體，它既存在於社會意識中，又延伸到社會存在中。文化研究是“整體衝突方式各因素間的關係研究。衝突的方式也就是鬥爭”，他用衝突方式修正生活方式，突出了社會生活的文化張力。他的思維路徑是：用大眾文化觀消弭“高級”和“民眾”的兩極化，他將大眾文化視為抵抗的力量，通過統治階級的限製和控製居間調停獲得動態平衡。湯普森還指出，18世紀的大眾文化同時是反抗的保守的，他堅持抵抗資本主義，他將“傳統”視為自身和攻擊貴族的手段，他把人民文化視為“力場”的一部分。他認為，在文化的經驗領域，在其對宗教的抵抗上，在其以流浪漢為題材的對資產階級節儉美德的嘲笑上，人們不能理解這種文化，除非人們運用辯證的階級對抗，調整以及（有時候）調解這一概念。湯普森的社會動力觀，強調了經濟和文化的相互滲透性，它通常無意識地將（更受限製的）第二種類型的性能和力量轉移到（更一般的）第一種類型的經驗上。其中一個的效力是與另一個的普遍性相融合的，暗示了總體性理解曆史的另一種方式。這是針對湯普森的經驗Ⅰ和經驗Ⅱ而言的，前者是指“活生生的經驗”，後者是“被感知的經驗”。
匈牙利的布達佩斯學派中，赫勒對文化力量的認識比較深刻。她認為，“人的類的豐富”意味著構成類的特征的所有物質的、心理的和精神的能力的發展。“個性的豐富”意味著社會中每一個所具有的一切物質的、心理的和精神的能力的運用與發展。這個過程體現在日常生活中，它以日常文化的形式表現出來，其中科學和藝術都是從日常生活的長河中分流出來的，而在現代社會中科學和藝術處於分離狀態，構成了現實生活的兩種力量。在這方麵，赫勒繼承了盧卡奇的思想，認為通過對日常生活的改造，可以形成一個沒有神話、沒有宗教的自由世界，使科學和藝術的力量合流。赫勒認為，盡管語言、對象和習慣等各有特定的內涵，它們共同構成了日常活動的基礎，對社會的每個人都是必要的和強製性的力量。
弗洛姆認為，人的“潛能”是一種生產性能力，這種生產性能力的異化會造成人的自我異化。在他看來，“生產性是人運用他之力量的能力，是實現內在於他之潛力的能力”[20]。這種生產能動性是“非異化內驅力的關鍵概念”，而“非異化內驅力”是基於原始性的人的本質。由於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充滿異化的社會，改變這種狀態，必須以“重生存的生存方式”熔鑄健全的精神，進而形成“健全社會”。弗洛姆指出，資本主義社會造就的集權主義催生了人的“逃避自由”的意向，這種病態的精神狀態與資本主義發展力量形影不離，成為支配人的行為的觀念力量。他還認為，與“健全社會”相聯係的是文化轉型，主流的社會思想給人們以新的精神，其中最核心的元素是教育，教育不僅要灌輸知識，更要使學生獲得批判和思考能力。“健全社會”特別強調藝術的作用，它依舊重視宗教的影響。在他看來，宗教是使人敬畏的力量，具有凝聚人群、軟化人心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