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自產生以來，就經常受到宗教的影響，在二者的交織發展中，“不是古代宗教的毀滅引起古代國家的毀滅，相反地，正是古代國家的毀滅才引起了古代宗教的毀滅”[26]。國家與教會的關係如何擺置，是教會、教民、政府、公民都普遍關心的問題，在教會和教民看來，教會權力的從屬地位與基督教精神是相抵觸的；在政府和公民看來，如果一切都“回到天主教去”，也是行不通的，教會要獲得徹底解放，又必須摧毀國家的主要基石。這樣，國家的力量和教會的力量就經常地存在矛盾，它們處於一個動態的妥協和協調狀態。推動二者發展的媒介是人及其活動，就宗教視角看，他是“特殊宗教的神話的人”；就國家視角看，他是“特殊國家製度的社會化的人”。“天國之人”與“塵世之人”交織的結果，“現代意義上的政治生活就是人民生活的經院哲學”，“是同人民生活現實性的塵世存在相對立的人民生活普遍性的天國”。由此，宗教關懷中的人的解放就與現實生活中的人的解放聯係起來了，這也決定了人的解放的不徹底性。“猶太教徒、基督徒、一般宗教信徒的政治解放，是國家從猶太教、基督教和一般宗教中解放出來。當國家從國教中解放出來，就是說，當國家作為一個國家，不信奉任何宗教，確切地說，信奉作為國家的自身時，國家才以自己的形式，以自己本質所固有的方式，作為一個國家，從宗教中解放出來。擺脫了宗教的政治解放，不是徹頭徹尾、沒有矛盾地擺脫了宗教的解放，因為政治解放不是徹頭徹尾、沒有矛盾的人的解放方式。”[27]在不可能一下實現徹底解放的狀態下，宗教和國家是間接實現人的解放的兩個不同中介，二者有差別也有聯係，因為國家對宗教的態度就是國家裏的人對宗教的態度。人通過國家中介在政治上獲得解放，是以抽象的、有限的、局部的方式超越政治限製和思想禁錮的；宗教以間接的方法承認人，是以預設的上帝權威為前提的。“正像基督是一個中介物，人把自己的全部神性、自己的全部宗教狹隘性轉移到他身上一樣，國家也是一個中介物，人把自己的全部非神性、全部人的自由寄托在它身上。”[28]政治解放的結果是宗教被從公法領域驅逐到私法領域，人雖然以有限的方式、特殊的形式作為類存在物和他人一起行動，宗教卻成了利己主義領域中造成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的形式。宗教的影響盡管仍然是社會領域中的力量，卻已經不再被認定為具有共性的本質。就是說，政治解放並不打算完全消除宗教的影響，對於人們在實際生活中的宗教篤誠，是給予很多存在餘地和發揮空間的。因此，“所謂基督教國家，就是不完備的國家，基督教則是它的不完備性的補充和神聖化。因此，宗教必然成為基督教國家的手段，基督教國家是偽善的國家”[29]。這種情況下，宗教是對國家的否定，它成了不完善的政治。宗教國家之所以需要宗教，是為了充實自己而使自己成為國家，這是對宗教作用的肯定。

宗教氛圍中，國家從政治的角度看待宗教力量，宗教用上帝的力量看待政治，“它既把國家形式降低為假象，同時又在同樣的程度上把宗教降低為假象”[30]。宗教力量與世俗政治力量也會形成合流，尤其是在政教合一的國家中，世俗權力和宗教權力是互為解釋和互相遞進的，二者的矛盾運動折射出身份認同和思想認同的複雜性，宗教信徒身份與公民社會身份的矛盾，成為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的世俗矛盾的一部分，社會變革中矛盾的複雜性也在其中。於是，要推翻宗教神學和神，就要推翻神所恩賜的國王，因為政治革命的重要任務就是排除宗教特權，排除國家對宗教的種種優待。

宗教文化對政黨及其學說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孔斯曾說，我所理解的基督教就是共產主義，而馬克思恩格斯認為，1840年的政治運動不過是神學的借口而已。法國革命中社會主義神學和共產主義學說，也曾在反對宗教秩序的名義下得以推廣。“社會民主黨人支持一切反對現存任何社會製度的革命運動，支持一切被壓迫的民族、被迫害的宗教、被賤視的等級等等去爭取平等權利。”[31]但是，“向工人宣傳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放棄政治，這就等於把他們推到傳教士或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的懷抱裏去”[32]。馬克思主義政黨絲毫不懷疑自己的力量，也不懷疑宗教在社會中的作用，在基本立場上，“那些仍然信奉上帝的基督教徒工人以及那些成為神秘論的擁護者（呸!呸!）的知識分子，也是不徹底的，但是我們不僅不把他們趕出蘇維埃，甚至也不把他們趕出黨。因為我們堅信，實際的鬥爭，在戰鬥行列中進行的工作，會使一切有生命力的人都相信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拋棄所有無生命力的東西”[33]。在基本態度上，“社會民主黨人不同意基督教的觀點。我們認為，基督教的真正的社會的、文化的、政治的意義和內容，在葉夫洛吉主教這樣的宗教界人士的觀點和願望中比在提赫文斯基神父這類人的觀點和願望中表達得更為確切。正由於這個原因，還由於我們具有絕無任何偏見的科學的唯物主義世界觀，由於我們負有為全體勞動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鬥爭的基本任務，我們社會民主黨人對基督教學說采取否定的態度。但是在聲明這一點的同時，我認為有責任就在這裏坦率而公開地指出，社會民主黨為信仰的完全自由而鬥爭，它完全尊重一切真誠的宗教信仰，隻要這種信仰不是靠暴力或欺騙來進行傳播的。我認為應該著重指出這一點，還因為我要談的是我同提赫文斯基神父在觀點上的分歧，至於這位農民代表無限忠於農民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勇敢而堅決地維護這些利益，則應該受到充分的尊重”[34]。在對待宗教及信教群眾的方式上，無產階級政黨既反對費爾巴哈批判一種宗教又確立新的宗教的做法，又反對杜林主義給宗教和宗教哲學留下餘地的做法，也不讚成把宗教看成和社會民主黨毫無瓜葛的純粹私人事情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