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像蝙蝠一樣的語言

馬克思的讀者們所麵臨的最大障礙是他對語言的“獨特”使用。當維爾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聲稱馬克思的語言就像蝙蝠的時候(因為有人可能認為它既像鳥又像老鼠),他就這個問題向我們提供了一個經典的說明。①對我們這個主題來說，這個發現可以說是最深刻的了。思想家們通過多年的研究發現，要精確地界定馬克思的獨特意義太困難了，而且他們經常把他們不恰當的理解看作(對馬克思的)批評。然而，如果對馬克思的術語所要表達的內容沒有牢固的認識，那麽就不可能準確把握他的任何理論內容。

例如，我們如何理解“價值是勞動”(強調是我所加)這個令人吃驚的論斷呢?或者說如何理解馬克思“消費和生產之間的同一性表現在三方麵”這句話?抑或是如何理解他的理論在一定條件下變成了“物質力量”這一隱喻?①馬克思的表達方式經常讓我們震驚，而且他著作中晦暗不明的例子比比皆是，在很多情況下對它們作雙重甚至多重解釋似乎都是合適的。

恩格斯非常清楚人們在把握馬克思的術語時所遇到的困難。在為《資本論》第1卷英文版所寫的序言中，他說道：“可是，有一個困難是我們無法為讀者解除的。這就是：某些術語的應用，不僅同它們在日常生活中的含義不同，而且和它們在普通政治經濟學中的含義也不同。”但在恩格斯看來：

這是不可避免的。一門科學提出的每一種新見解都包含這門科學的術語的革命。……政治經濟學通常滿足於照搬工商業生活上的術語並運用這些術語，完全看不到這樣做會使自己局限於這些術語所表達的觀念的狹小範圍。……不言而喻，把現代資本主義生產隻看做是人類經濟史上一個暫時階段的理論所使用的術語，和把這種生產形式看做是永恒的、最終階段的那些作者所慣用的術語，必然是不同的。②

如果存在一種迫使馬克思對語言進行獨特使用的必然性，那麽這種必然性是不是像恩格斯所說的那樣是“不言而喻”的，這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但是對這個問題的考察現在已經偏離了我既定的軌道。恩格斯的意思是說，詞語表達了某一時期的理解，但隨著理解的深入，這些詞語和/或它們的意義必然會為新的詞語或意義所替代。僅僅使用目前這個術語或僅僅是接受這個術語的含義所要清楚表達的思想也隻是目前的思想。在馬克思的例子中，把資本主義視為一個暫時階段據說需要這樣一些概念，它們與那些把資本主義視為永恒的生產方式的概念是不同的。

八年以後，在為《資本論》第3卷(對它的大量誤讀已經成了過眼煙雲)所寫的導言中，恩格斯又回到了這個主題，還提到了在使用馬克思術語時的另外一個困難。好像馬克思的術語除了新和不尋常之外，前後也不一致，同一個詞在不同的時期意味著不同的事情。恩格斯並不把這看作一個缺點，而宣稱這是一個優點，並且認為，對於解釋馬克思如何理解他所描述的那個社會這一點來說，這是必要的。恩格斯論證說，我們不應該希冀發現：

一些不變的、現成的、永遠適用的定義。但是，不言而喻，在事物及其互相關係不是被看做固定的東西，而是被看做可變的東西的時候，它們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會同樣發生變化和變形；它們不能被限定在僵硬的定義中，而是要在它們的曆史的或邏輯的形成過程中來加以闡明。①

那麽,根據恩格斯的看法，馬克思的詞語要表述這樣一種理念，即“事物及其互相關係不是被看作固定的東西，而是被看作可變的東西”,因此，這些詞語的定義也必須隨之變化。

這一點之所以讓人關注，不僅僅在於不再使用“行話”,而且還在於其宣稱恩格斯以及馬克思都是迷糊的，不能完全澄清它們的含義。在英語世界中存在著一個可以追溯到喬治·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的傳統，它警告馬克思的讀者“絕對不要關心形而上學”,不能根據批評者的政治觀點把他一些微不足道的誇張和因分歧而產生的錯誤指責為“有靈論哲學”(animistic philosophy)。①另外一個更難解決的困難是，從馬克思的術語中推導出一個他試圖要展現給人們的世界圖景。恩格斯的評注並不能解釋這個神秘過程，但它們指出了科學研究必須堅持的方向。在馬克思的社會現實概念中，有些讀者發現了一些難以理解的地方，而這些問題的解決方法就存在於他的術語中。

幾乎毫無例外，馬克思的批評者規避了對馬克思社會現實概念的認真研究。然而，這並沒有減輕他們必須對這一主題表明立場的壓力，沒有減輕他們必須對馬克思認識世界的方式做出某種假設的壓力，相應地，也沒有減輕他們認為馬克思了解的任何事物都具有某種特性這樣的壓力(一般來說這種看法並沒有被明確地表達出來)。在這種情況下，不管他們有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們對他在當時所能描述的內容進行了現實的限定；馬克思的術語在特定的世界觀中被迫進入了一種他們必然預設好了的模型中。因此，就一個人不能僅僅滿足於重複他自己的觀點而言，他們直接討論馬克思的理論時幾乎總是錯誤地采取一種普通的語言標準來確定它的含義。這種方式假定，我們所接受的那種“常識”性內容對於理解馬克思主義來說已經具有充分的理論基礎了，亦即在馬克思的社會現實概念與我們自己的社會現實之間不存在本質區別。②恩格斯對這種假設所帶來的危險已經說了很多，但我還是想表明它至少對馬克思的理論的某種標準解釋產生了影響。我仍希望通過這種方式說明，應該在下麵幾章對認識論研究投入更多時間。

可能在馬克思曾說過的話中，沒有哪句比“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製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①這句話被重複的次數更多了。任何生產方式的重要發展都會導致其他領域相應發生轉變，這一點不僅在當前被認為是正確的，而且在“跨”時代的意義上也是如此。馬克思主義的門徒就知道這麽多。需要被回答的問題是，嚴格來說生產方式都包括什麽內容，以及在什麽意義上它能夠決定其他要素?或者，我們可以問，馬克思是如何使用“生產方式”和“製約”這種表述方式的?

約翰·普拉門納茲(John Plamenatz)對馬克思明確表述過，但被普遍解釋為一係列“基礎主義”假設的主張提供了一個精確的說明。在普拉門納茲看來，馬克思的觀點——首先，它假定，曆史學家所記錄的人的活動已經完全進行了分類處理，它們被分為大量相互獨立的類別或“要素”。其次，它假定，那些所謂根本性的活動改變了它們或多或少地獨立於其他要素的性質。最後，它假定，那些所謂根本性的活動的性質的變化，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了其他活動的性質隨之發生了改變。②

根據這一解釋，馬克思主義在這三個假定中都為批評者提供了非常容易受到攻擊的靶子。首先，馬克思並沒有成功地把社會現實與他關心的“大量相互獨立的類別或‘要素’”區分開。比如，“意識形態”一詞有時指所有的觀念，有時指那些規範性的以及一些被認為是不科學的觀念，有時又指那些僅僅為了某一個階級服務的觀念。用異常鋒利的思想利刃，喬治·古爾維奇(Georges Gurvitch)聲稱他發現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意識形態”具有13種含義，而且這些都能夠提供證據證明。①當馬克思使用“階級”和其他很多重要概念的時候，我們同樣能夠發現很多類似的重大差異。②

但是，如果馬克思用這些同樣的表達來指稱不同的事情，那麽他同樣能用不同的表達來指稱表麵上看來相同的事物。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