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關於馬克思及其曆史理論與決定論的關係問題，在20世紀70年代一度成為（且至今依然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學界討論的核心議題。一些人認為馬克思是一個“決定論者”，另一些人則認為馬克思不是一個決定論者，並且，在伯特爾·奧爾曼看來，“爭論的雙方都沒有因為缺少文獻資料而受挫”[1]。
2.決定論者所征引的文獻，或者是《德意誌意識形態》（1846年）中的一些典型論述：“人們所達到的生產力的總和決定著社會狀況”；“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與“唯心主義曆史觀”不同，唯物史觀“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的形成”。[2]或者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1859年）中的那段經典論述：“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製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裏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3]
實際上，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可以找到諸多相同或類似的論述。例如，在談到原始共同體或原始社會時，馬克思講：“隨著財富的發展，因而也就是隨著新的力量和不斷擴大的個人交往的發展，那些成為共同體的基礎的經濟條件，那些與共同體相適應的共同體各不同組成部分的政治關係，以理想的方式來對共同體進行直觀的宗教（這二者又都是建立在對自然界的一定關係上的，而一切生產力都歸結為自然界），個人的性格、觀點等等，也都解體了。單是科學——即財富的最可靠的形式，既是財富的產物，又是財富的生產者——的發展，就足以使這些共同體解體。但是，科學這種既是觀念的財富同時又是實際的財富的發展，隻不過是人的生產力的發展即財富的發展所表現的一個方麵，一種形式。”[4]這就是說，第一，科學既是物質財富積累的產物，也是創造物質財富的源泉；既是觀念的財富，也是現實的財富。作為財富的一種具體形式，科學的發展意味著財富的發展。第二，不能把科學、財富和生產力割裂開來。不僅財富的發展與物質生產力的發展是一致的，財富的發展也就是生產力的發展；而且科學的發展和物質生產力的發展也是一致的，科學的發展是物質生產力發展的一種具體形式。第三，物質生產力所表征的，不過是人對自然的一定關係。生產力是政治關係和宗教的物質基礎。隨著物質生產力和經濟條件的發展，政治關係、宗教甚至是個人的性格，總之，共同體的一切方麵都會發生解體。在此，馬克思從科學的發展切入，闡述了物質生產力的發展對於經濟關係的變革，經濟關係的發展對於政治和文化關係變遷的本源性和決定性。
又如，“從直接生產者身上榨取無酬剩餘勞動的獨特經濟形式，決定了統治和從屬的關係，這種關係是直接從生產本身中生長出來的，並且又對生產發生決定性的反作用。但是，這種從生產關係本身中生長出來的經濟共同體的全部結構，從而這種共同體的獨特的政治結構，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經濟形式上的。任何時候，我們總是要在生產條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係——這種關係的任何當時的形式必然總是同勞動方式和勞動社會生產力的一定的發展階段相適應——當中，為整個社會結構，從而也為主權關係和依附關係的政治形式，總之，為任何當時的獨特的國家形式，發現最隱蔽的秘密，發現隱藏著的基礎。不過，這並不妨礙相同的經濟基礎——按主要條件來說相同——可以由於無數不同的經驗的情況，自然條件，種族關係，各種從外部發生作用的曆史影響等等，而在現象上顯示出無窮無盡的變異和彩色差異，這些變異和差異隻有通過對這些經驗上已存在的情況進行分析才可以理解”[5]。這就是說，第一，所謂生產條件的所有者榨取直接生產者的剩餘勞動的經濟形式，就是生產關係。生產關係植根於物質生產中，總是同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entspricht），並對物質生產和生產力發生反作用。第二，生產關係既是經濟結構的基礎，也是政治結構和國家形式的基礎；生產關係和經濟結構對於政治結構和政治關係具有決定作用，無論這種政治關係表現為主權關係、統治關係還是依附關係、從屬關係。第三，在自然條件、種族關係、曆史發展等各種外部條件和因素的作用下，即使是本質相同的經濟基礎，也會在現象上呈現出不同的特征。隻有理解了那些起中介作用的因素和環節，才能理解外在形式上的這些變化和變異。
以此來看，從唯物史觀的奠基之作《德意誌意識形態》到《資本論》及其手稿，決定論觀點和立場在馬克思那裏是始終不渝的。[6]
3.然而，從當今國內國際學界來看，“曆史決定論”名聲不佳、備受詬病，人們將之解讀為單線論、機械論、進化論、目的論、歐洲中心論乃至宿命論，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在國外，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旗手卡爾·波普爾把曆史決定論（historicism，或historical determination）與曆史主義（historism）聯係起來進行了全方位批評。[7]在他看來，“‘曆史決定論’是探討社會科學的一種方法，它假定曆史預測是社會科學的主要目的，並且假定可以通過發現隱藏在曆史演變下麵的‘節律’或‘模式’，‘規律’或‘傾向’來達到這個目的”[8]。簡言之，曆史決定論就是試圖在認識和把握曆史規律的基礎上，對未來社會發展作出預測的哲學方法。這一方法對從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圖到黑格爾和馬克思的社會政治哲學產生了“持續而有害的影響”。但是，對曆史發展的未來進程進行預測是不可能的。因為，一方麵，“人類曆史的進程受人類知識增長的強烈影響”，而“我們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學的方法來預測我們的科學知識的增長”。[9]另一方麵，“重複性”是任何預測的前提條件，而曆史過程是“獨一無二”的，“對一個獨一無二過程的觀察不可能幫助我們預見它的未來發展”。並且，“如果我們永遠隻限於觀察一個獨一無二的過程，那我們就不能指望對普遍性的假說進行驗證，不能指望發現科學所能接受的自然規律”。[10]這就是說，我們不可能獲得一種具有普遍性的曆史規律，即使有這樣一種假說也無法加以驗證。因此，“曆史假說向來不是全稱命題，而隻是關於某個個別事件或一些這樣的事件的單稱命題”；曆史科學的特點恰恰在於，“它關注實際的獨特的或特定的事件，而不關注規律或概括”。[11]
在國內，一些學者則把“決定論”與“非決定論”對立起來進行批評，他們指出，如果說非決定論是一種“行動者邏輯”或“人本邏輯”，那麽，曆史決定論就是一種“觀察者邏輯”或“科學邏輯”；如果說前者堅持“單一的人本立場”並“以積極行動排斥客觀科學”，那麽，後者就是一種“純客觀主義立場”或“單一的科學立場”。由於後者把“客觀科學變成消極的靜觀”，所以，“從邏輯上排斥了馬克思思想中強調作為實踐主體或積極的行動者的這一維度，從而隻能將馬克思主義解讀為一種類似於早被馬克思批判過的忽視人的能動性的舊唯物主義那樣的理論體係”。顯而易見，“這一體係隻是一個解釋世界的體係，在其中，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所主張的指向‘改變世界’的哲學也就無從著落了”。[12]在此基礎上，他們又把曆史決定論與規範命題和道德立場對立起來，認為：“如果馬克思主義就是一種決定論體係，那麽，在關於馬克思與正義理論的爭論中，那些認為馬克思是非道德主義者的說法就是完全正確的。”因為，包括道德在內的“任何規範得以可能的前提是世界的某種意義上的非決定論性，即世界的某種意義上的基於人的意誌的可改變性”。[13]可以說，這種觀點在近年來的國內學界並不鮮見。[14]
4.麵對馬克思曆史決定論所遭受的種種詰難和批評，一些人試圖將馬克思從曆史決定論中剝離出來，切斷唯物史觀和決定論的聯係。他們或者直接否定馬克思持有決定論立場，認為：“允許我們從一般的曆史變遷中去找出必然性，這並不一定就是決定論的表現。曆史必然性的問題隻有從回溯的角度來看才能獲得解決，甚至還是多餘的。”因為，“已經發生的事就是必然的事，因為已經發生了；去想如果是別的事情發生了會如何，是一種學院式的想法”。[15]或者把決定論立場歸咎於那些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是第二國際的理論家對曆史唯物主義的錯誤解讀。在他們看來，“曆史決定論模式”源於法國唯物主義，“對於馬克思哲學的理解，自第二國際以來長期流行的是一種法國唯物主義式的曆史決定論闡釋”。或者說，“馬克思哲學長期以來按照第二國際及蘇聯教科書體係的闡釋被理解為一種曆史決定論”。[16]
另有一些人則起而應戰，捍衛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決定論立場。馬爾庫塞和亞當·沙夫就是其中的典範。馬爾庫塞相信，“曆史唯物主義包括決定論的原則：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同時，他認為：“馬克思的理論是與命定論的決定論完全不相容的。”因為，一方麵，“人的意識將不斷地受再生產其社會的物質過程所製約”和決定，即使在共產主義社會人們已實現了對社會關係和物質過程支配的時候“依然如此”。另一方麵，這種決定論的“原則所闡明的必然性”，作為一種包含了否定性的辯證運動和過程，在階級社會中隻有通過階級鬥爭和社會革命才能實現，而“革命確實需要依靠一係列客觀條件”。[17]因此，把曆史決定論等同於宿命論是完全錯誤的。沙夫則指出：“馬克思主義決定論主張的是一種關於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的科學的觀點。”這種決定論，“並非把曆史必然性理解為一種外在於、獨立於社會而起作用的力量，而是把它理解為通過人的行為而起作用的活動力量”。在此，“曆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和社會進程中的必然性的存在，既沒有排除人的創造性活動，也不能取消人的自由。這些規律隻是決定了人們從事各種活動和表達他們的自由的社會基礎”。[18]因此，把曆史決定論等同於抹殺了人的能動性的機械決定論也是錯誤的。
5.無須否認，第二國際的一些理論家如普列漢諾夫在“生產力一元決定論”[19]的意義上，對馬克思曆史決定論的闡釋有視角單一、內容粗淺之嫌，尤其是其發生學的方法，把唯物史觀引向對各種“起源”問題的經驗追問和實證探究，嚴重地混淆了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20]但是，那些把曆史規律與人的能動性、把曆史決定論與規範命題絕對對立起來的觀點，又何嚐不是一種對馬克思思想的簡單而片麵的理解呢？因為，就曆史規律與人的能動性、人的事實存在和價值存在的關係而言，在馬克思的曆史決定論中，它們並不是彼此分離、互不相幹的兩種存在、兩個過程，而是同一種存在和同一個過程的兩個不同方麵。馬克思一方麵認為，人的“勞動過程結束時得到的結果，在這個過程開始時就已經在勞動者的表象中存在著，即已經觀念地存在著。他不僅使自然物發生形式變化，同時他還在自然物中實現自己的目的，這個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為規律決定著他的活動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須使他的意誌服從這個目的”[21]。在此意義上，客觀規律並不排斥人的目的和意誌，目的和意誌本身就構成客觀規律的內在要素。另一方麵又認為，經濟和社會“運動的各個因素雖然產生於個人的自覺意誌和特殊目的，然而過程的總體表現為一種自發形成的客觀聯係；這種聯係盡管來自自覺的個人的相互作用，但既不存在於他們的意識之中，作為總體也不受他們支配。他們本身的相互衝突為他們創造了一種淩駕於他們之上的異己的社會權力；他們的相互作用表現為不以他們為轉移的過程和強製力”[22]。在此意義上，人的目的和意誌也不排斥客觀規律，客觀規律不過是具有自覺意誌和特殊目的的人的能動活動的總的結果。由各種意誌和目的相互作用所推動的具體過程和這一過程在“總體上”和“長波中”所呈現出來的穩定結構和一般趨勢，構成曆史發展過程的兩個不可分割的方麵，一如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構成現實的勞動過程的兩個不可分割的方麵。在此意義上，存在於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人的道德行為、價值評價和價值追求等，都不過是曆史規律的外在表現形式和具體實現方式，一如帶著隨機性、偶然性和不確定性的蘋果落地是萬有引力規律的外在表現形式和具體實現方式。
由此可見，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唯物史觀是否是一種決定論或曆史決定論，而在於究竟如何理解和闡釋這種決定論或曆史決定論。
根據雷蒙·威廉斯的考證，“determine”（決定）一詞源自拉丁文“terminare”，意思是“設定界線”。在時間上，它指的是終結一個過程，使之有一個“結果”（end）；在空間上，它指的則是劃定一個範圍，使之有一個“邊界”（limit）。[23]後來，從這裏又衍生出諸多含義，主要有：其一，意指“確定”、“安排”和“定奪”，如某種法律糾紛的裁決、某個特殊日期的約定等。這些都是一個過程所內在地具有的特點，“通常沒有必然的指涉意涵”[24]。其二，當人們說“上帝可以決定（have determined）人一生的境遇”，或“上帝決定未來”的時候，“決定”一詞便具有“必然”與“外在”的含義。在此情況下，“predestination”（前定、命定、預定）這個詞比“determination”更常用。[25]其三，大約在17世紀，“determination”這個詞開始被用在科學領域，指的是一種“趨勢”（tendency），並且，這種趨勢是“內在於物體的本質之中”的。隨之，“determine”的意涵就從廣泛的“法則”——“例如後來形成的科學法則以及早期的自然或宗教法則”——延伸到一種“抽象的層次”，即從某種特別的、具體的“果因”關係延伸到一般的、抽象的“不可避免”的過程。直到19世紀，“決定論”（determinism）一詞才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雖然它最確定的意涵是在物理學上，但它也特別被應用在生物學與經濟學上”[26]。在威廉斯看來，正是由於這種運用範圍的擴展，“determinism”（決定論）一詞的含義變得不確定和非常難以理解，在它麵前，我們往往很“茫然”。他不無無奈地指出：“如果我們堅持對這個意涵複雜的詞與其衍生詞下一個假權威的定義，隻會使這個問題更加令人困惑。”[27]這就足以說明決定論和曆史決定論問題的複雜性和研究難度。
6.事實的確如此。從思想史發展的情況來看，不同的人和思想流派對曆史決定論的理解和解讀完全不同。讚成和肯定曆史決定論的人所讚成和肯定的，往往是對曆史決定論的某一種理解和解讀；同樣，反對和否定曆史決定論的人所反對和否定的，也總是對曆史決定論的某一種理解和解讀，並且，往往是用一種含義的曆史決定論反對和否定另一種含義的曆史決定論。[28]早在20世紀20年代，尼·布哈林就認為：“主張人的意誌是自由的（無依賴的）那種學說，叫作非決定論（即關於意誌不受製約、獨立的學說）。主張人的意誌是有依賴、受製約、不自由的那種學說，叫作決定論（即關於意誌不獨立、受製約的學說）。”[29]這一概括道出了曆史決定論與非決定論所劍指的核心問題，即如何看待曆史規律及其與人的自由和能動性之間的關係問題。
就馬克思而言，舉一個日常生活中的簡單例子，即在人與衣服的關係問題上，是衣服要適合人而不是人去適合衣服；並且，隨著人的年齡的增長，衣服會從適合變得不適合人，這時被淘汰和拋棄的必定是衣服。這些道理，人人皆知，有誰會否定和反對呢？但馬克思的曆史決定論，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所揭示和說明的，不正是這樣一個人皆知之的道理嗎？[30]當然，這也隻是筆者對馬克思曆史決定論的一種理解和解讀。顯然，這種解讀與普列漢諾夫完全不同。因為，這並不是發生學意義上的“起源決定”，而是實踐哲學意義上的“趨勢決定”；同時，這並不是統計學意義上的“大數據決定”和數學模型，而是一種科學抽象或思維抽象。
7.筆者非常讚同亞當·沙夫的下列觀點：“曆史唯物主義的主導思想，以及科學社會主義的核心觀念是曆史決定論，它根據發現了的社會發展規律來解釋社會階級和個體的行為”；“曆史唯物主義的基石，即曆史決定論及其社會發展規律的特殊觀念、社會意識的派生性質，以及包含在對個體的理解中的個人創造社會同時又是社會的產物的辯證法。”因此，“承認曆史唯物主義便包含著承認曆史決定論及其必然結果——承認思維方式對生產方式來說的派生性地位”[31]。換言之，唯物史觀在本質上就是一種曆史決定論，拋卻曆史決定論，唯物史觀將失去其最為本真的內容。筆者也非常讚同伯特爾·奧爾曼的下列觀點，即問題的關鍵並“不是討論馬克思是或者不是一個決定論者，爭論應該轉移到揭示他在哪裏是、在哪裏不是決定論者，並解釋他怎麽能夠同時既是又不是決定論者”[32]。其意思無非是說，脫離具體環境和條件，抽象地討論馬克思及其曆史理論與決定論的關係問題，不僅於事無補，也不會有任何結果。
有鑒於此，筆者對馬克思曆史決定論的闡釋，遵循以下原則並呈現出以下特點：其一，《資本論》及其手稿無疑是馬克思思想發展的一個製高點，不攀至《資本論》及其手稿的高度，就難以看清馬克思曆史決定論的“廬山真麵目”。因此，筆者將馬克思的曆史決定論置於《資本論》及其手稿的具體語境中予以分析、討論，借此獲得基本的文獻依托和文本支撐。其二，真理總是針對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的“活的”過程，離開對具體問題的具體分析，曆史決定論就會變成馬克思所一再警示的僵死的教條。因此，筆者把馬克思的曆史決定論置於對具體問題的分析和討論中，避免流於從概念到概念的思辨和抽象議論。其三，要把馬克思的曆史決定論與具體問題聯係起來進行分析、討論，就不能無視其他學科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和闡釋，特別是其中對馬克思曆史決定論的不同態度和解讀。因此，筆者盡力吸收經濟學、社會學、曆史學、政治學等學科的研究成果，回應其中對馬克思曆史決定論的不同態度和解讀，借此獲得必要的微觀基礎和實證支持。其四，任何真理都是一個有機整體，馬克思主義理論是由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等理論構成的有機整體。因此，筆者著力打通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等理論內容之間的聯係，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整體聯係和總體框架中闡釋馬克思的曆史決定論。
[1] [美]伯特爾·奧爾曼：《馬克思的異化理論》，王貴賢譯，362頁，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
[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80、73、9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32、3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53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894～89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 為充分說明這一點，筆者再舉一例。馬克思指出：“隨著物質生產力的變化，經濟關係從而一國的社會狀況、道德狀況和政治狀況也在發生變化。”“資本主義生產的特征是，資本和勞動具有靈活性，生產方式不斷變革，從而，生產關係、交往關係和生活方式等方麵不斷變革，與此同時，在國民的風俗習慣和思想方式等等方麵也出現很大的靈活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320、33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7] 參見何兆武：《評波普爾〈曆史主義的貧困〉》，載《社會科學戰線》，2011（4）。
[8] [英]卡爾·波普：《曆史決定論的貧困》，杜汝楫、邱仁宗譯，導論2頁，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
[9] [英]卡爾·波普：《曆史決定論的貧困》，杜汝楫、邱仁宗譯，序1～2頁，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
[10] [英]卡爾·波普：《曆史決定論的貧困》，杜汝楫、邱仁宗譯，89頁、86頁，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
[11] [英]卡爾·波普：《曆史決定論的貧困》，杜汝楫、邱仁宗譯，85頁、114頁，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
[12] 王南湜、夏釗：《從主體行動的邏輯到客觀結構的邏輯——〈資本論〉“商品和貨幣”篇的辯證法》，載《哲學研究》，2019（3）。
[13] 王南湜：《馬克思的正義理論：一種可能的建構》，載《哲學研究》，2018（5）。
[14] 類似的觀點參見段忠橋：《曆史唯物主義與馬克思的正義觀念》，載《哲學研究》，2015（7）。對此的回應參見馬擁軍：《曆史唯物主義的“實證”性質與馬克思的正義觀念》，載《哲學研究》，2017（6）。
[15] [英]艾瑞克·霍布斯鮑姆：《論曆史》，黃煜文譯，243頁，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16] 王南湜、夏釗：《從主體行動的邏輯到客觀結構的邏輯——〈資本論〉“商品和貨幣”篇的辯證法》，載《哲學研究》，2019（3）。
[17] [美]赫伯特·馬爾庫塞：《理性和革命——黑格爾和社會理論的興起》，程誌民等譯，270、269頁，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8] [波蘭]亞當·沙夫：《人的哲學》，趙海峰譯，63、64頁，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4。
[19] [俄]普列漢諾夫：《論一元論曆史觀的發展問題》，王蔭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20] 參見王峰明：《對生產力一元決定論的反思與新釋》，載《馬克思主義研究》，2012（10）。
[21]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20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47～14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3] [英]雷蒙·威廉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劉建基譯，164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
[24] [英]雷蒙·威廉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劉建基譯，164～165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
[25] [英]雷蒙·威廉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劉建基譯，165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
[26] [英]雷蒙·威廉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劉建基譯，166、167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
[27] [英]雷蒙·威廉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劉建基譯，168、169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
[28] 就連對卡爾·波普爾推崇有加的以賽亞·伯林都一再表示：“我從未否認（也從未想到過）這樣一種邏輯可能性：有一些版本的決定論在原則上（雖然，也許僅僅在原則上）可能是關於人類行為的有效理論；我也從不堅持說我已經駁斥了它。”（[英]以賽亞·伯林：《自由論》，胡傳勝譯，24頁，南京，譯林出版社，2003）他所反對的隻是像E.H.卡爾那樣的“因果決定論”（參見[英]E.H.卡爾：《曆史是什麽？》，陳恒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而不排斥其他版本的決定論。
[29] [蘇]尼·布哈林：《曆史唯物主義理論》，李光謨等譯，2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30] 無獨有偶，勞動價值論所揭示和說明的商品價值規律，即通過商品交換實現社會勞動的按比例分配的規律，也是“每一個小孩都知道”的簡單道理。（參見《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281～28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但這一理論同樣遭到諸多質疑和批評。
[31] [波蘭]亞當·沙夫：《人的哲學》，趙海峰譯，32頁，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4。
[32] [美]伯特爾·奧爾曼：《馬克思的異化理論》，王貴賢譯，362～363頁，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