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曉峰甫一登場，登時令大廳裏好幾個美女也失去點顏色。
整個大廳的美女也不少，有上海紅十字隊隊長張竹君女士，黃興夫人徐佩萱，同盟會第一個女會員“唐大姐”唐群英，同盟會的武林高手蔡蕙，著名的才女湯國梨，女子北伐隊未成年美少女戰士嚴珊珊，曾擔任孫中山保鏢的尹銳誌、尹維峻姐妹。
若論容光豔態，眾女是各有特色，有風情萬種的熟女，有青春花季的少女，有才高八鬥的才女，有英姿颯爽的俠女，春花秋月，頗難判別高下，可是恩曉峰那種別具一格的風韻儀態，卻把諸女比了下去。
她雖然唱須生很有名，但顯然比較擅長哀怨纏綿的戲曲，所以今次演唱雄壯豪邁的《七律·革命軍占領南京》，雖仍是非常出色動聽，李想總覺得稍遜於德藝雙馨的老藝術家於魁智的表演。因為隻是唱個小曲，她沒有扮上戲服，這樣一個嬌滴滴的美人唱出來，李想總覺得這首雄壯的歌曲染上了脂粉，怎麽看都是娘娘腔。
不過自她開腔後，大廳中幾乎人人聽得如癡如醉。神情最投入的是王精衛，差點便要聞歌起舞的樣兒。黃興和宋教仁雖全神聆聽，卻仍是神態從容冷靜。其它人則形神不一，但都為恩曉峰簡直如天簌仙音的曲藝與優美妙曼的舞姿而動容，楊梅都督陳其美更是目射奇光，似恨不得骨嘟一聲把這活色生香的紅伶一口吞掉。
恩曉峰那對勾魂攝魄的剪水雙瞳，配合著身段表情滴溜溜的轉動，不住朝大家掃去，弄得把持力稍弱的年青一輩更是神魂顛倒。一曲既罷，立時掌聲如雷，采聲震耳。
餘音仍是縈耳不去之際，黃興親自迎迓，把恩曉峰送至李想身旁。黃興向李想打了個曖昧的眼色，笑道：“李大帥，恩曉峰小姐可是非常仰慕你，特別喜歡你的《長亭外》，今天更是演唱的你寫的《七律》，你可要給我好好照顧她。”
這麽一說，羨慕加嫉妒的目光全部投射過來。在這個大廳裏，才子絕對不少，章太炎，王精衛等，以及黃興本人都有很高的文學成就，每個人也都有傳世的名篇。現在竟然被這個後起的瘋子大帥李想，憑著一曲一詩拔下頭籌，當然很江南名下士不服氣，可又不得不承認，李瘋子的詩詞文章是必定傳世之大作。
其中，原本是清末民初最耀眼的明星人物王精衛最不是滋味，以前，他是所有熱血青年的偶像，但是自從這個李想橫空出世，幾個月的時間，青年們的偶像已經變成了李想！刺攝政王雖然夠轟動，但是比起參加首義，打北洋，驅洋人的李想就差了一大截，“引刀成一快”，比起他的“不可沽名學霸王”，氣勢上差的更是遙遠，而且這個李想也是相貌堂堂，額頭上的一道疤痕更添男人味。從各方麵比拚，王精衛都完敗，怎能不使他吃味？
黃興介紹過後，王精衛便視李想如無物般向恩曉峰不停口地讚美她的色藝。
李想雖含笑瞧著恩曉峰，卻絲毫沒有急色之態，風度極佳。
不知是恩曉峰的原因，大廳大半女賓都圍籠過來，而章太炎等人自恃身份的沒有往這裏靠。
黃興酒量極佳，來者不拒，氣氛轉入高朝。
李想正真東張西望，靈秀精靈的未成年美少女嚴珊珊眼珠一轉，湊近他道：“你剛才為何對恩曉峰的演唱漫不經心呢？是嫌她唱得不好？”
李想聞到她身上淡淡的女兒幽香，呆了一呆，稍稍退開一步，始知這個同樣一身嬌好的軍裝，精靈古怪的小妹妹一直在留心自己，有點尷尬的道：“我這首歌的調子必需要是關西大漢才唱得出韻味，這樣一個嬌滴滴美人兒，看了總覺得怪異。”
“鍾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虎距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嚴珊珊悠然神往，一臉沉醉，突然睜圓了杏眼，氣鼓鼓的瞪著李想，“你是在歧視我們女子？”
李想好笑的看著憤怒的嗔怒不已的小妹妹，笑道：“你也太敏感了，男人和女人的音色本來就有區別。這怎麽能說是歧視？”
那邊的恩曉峰也終找到和李想說話的機會，微笑說道：“李帥說得沒有錯，這首七律豪放雄壯，有不遜於漢高祖《大風歌》的氣勢。我今天抱著試一試心思，果然還是唱不出詩中磅礴的氣勢，或許隻有我的恩師可以挑戰一下。”
李想想不到她如此坦白，對她好感大增，微一點頭。然後發覺張竹君，徐佩萱，唐群英，蔡蕙，湯國梨，尹銳誌，尹維峻都緊盯著他們。
王精衛看了，更加賣力地向恩曉峰表現他的才情，又把恩曉峰的注意力拉過來。不過他確是博學多才，從傳統的經文、詞文、詩、書、賦等到樂舞、戲曲、酒令伎藝，以至乎西洋詩歌的創作，歐洲文藝的複興，英國莎士比亞歌劇的發展，中西文化，隨手拈來，均說得生動入微而有見地。
李想雖對未來大漢奸心存敵意，如他與袁世凱有密切的關係，亦不得不承認他在這方麵的識見可穩作自己的師公，李想完全靠抄襲的紅太陽詩詞充門麵。
更令他驚異的是恩曉峰在對答上一點不遜色於對方，顯示出她在各方麵的識見均不下於這大名鼎鼎的王精衛，又有意無意把問題帶出，讓席上各女士參加討論，令周圍氣氛更為熾烈。
李想卻半句話都插不上口，他肚子裏的貨色真的不多。
嬌俏的嚴珊珊較少發言，隻是不時拿俏目來瞧李想，看得他頗為不自在。隻要想到她未成年，李想就沒了興趣。
此時王精衛正暢論梁啟超的小說理論，雖然和梁啟超是老對手，報紙上罵戰了好幾年，但是梁啟超作為近代資產階級的文學家，他是晚清小說界革命的倡導者，在文學界自有其地位。排除革命立場，他還是很佩服梁啟超其他方麵取得的成就。梁啟超的小說理論，主要體現在《譯印政治小說序》、《論小說與群治的關係》、《告小說家》等文章中。這些文章著重闡述了小說文學的社會地位，社會作用與小說創作的指導原則等問題。
隻聽王精衛道：“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這篇文章中指出，“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上乘，即上品。梁啟超的這一論斷，具有打破封建社會傳統觀念的進步意義。曆代的文人都輕視小說而重視詩文。如唐代傳奇小說是文言小說的高峰，可是唐代文學家卻輕視它。因此，唐代文學家在自己編的文集中沒有收進傳奇小說。這種輕視小說的風氣一直延續到明清。但是，梁啟超一反傳統觀念，把小說列入文學殿堂的最高位置，體現了一種革新和開拓精神。梁啟超之所以認“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他是根據所謂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足以支配人道，即支配人的心理，可以起到“移人”的作用。“移人”即用形象感染人。按梁啟超的說法，小說能夠對人產生“熏”、“浸”、“刺”、“提”的作用，用通俗的語言來說，大致上也就是感染、沉浸、刺激、誘發等四種作用。梁啟超指出小說在“移人”方麵，較之其他文學體裁，有兩個長處：一是小說能在“現境界”之外，導人遊於“他境界”；二是小說能對人“所懷抱之想象”、“所經閱之境界”和盤托出。據此，梁啟超還將體現了第一個長處的小說，即描寫“他境界”的小說，稱為“理想派”小說；體現了第二個長處的小說，即描寫“現境界”的小說，稱為“寫實派小說”。梁啟超所說的兩種小說，相當於西方所說的浪漫主義小說與現實主義小說。”
恩曉峰黛眉輕蹙地道：“梁啟超在《譯印政治小說序》中，把《水滸傳》、《紅樓夢》看作是“誨盜”、“誨淫”之書，我可不認同。”
李想心中暗笑，看來恩曉峰雖然是個旗人，但是對這個保皇派也沒什麽好感。
對於梁啟超小說思想的弊端，一直作為對手的王精衛心裏比誰都清楚，他瀟灑一笑，道：“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指出當時提倡小說的目的，在於務以振國民精神，開國民智識，非前誨盜誨淫諸體可比。在《繡像小說》創作時，他在所寫的《編印〈繡像小說〉緣起》裏說得更具體，即“或對人群之積弊而下砭，或為國家之危險而立鑒”，小說的立意，要無一非裨國利民。梁啟超在《小說與群治關係》一文中，解釋人們為什麽愛讀小說的時候，他談到小說能超越於現境界，常導人遊於他境界，而變換其常觸常受之空氣，能對人們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哀樂怨怒戀駭憂慚“和盤托出，徹底而發露之”，使人們“拍案叫絕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這和傳統的，習慣的說法淺而易解，而樂多趣相比，顯然高明。梁啟超這樣為小說確定反映生活，認識生活的特性，絕對是使人耳目一新之論。梁啟超還要求小說作者應熱情地對待生活，了解生活和參與生活。他認為作家必須具一副熱腸，一副淨眼，然後“其言有裨於用”。他常對他人說：“俗語文體之流行，實文學進步之最大關鍵也”。梁啟超認為文字必須通俗化，這樣小說就更有感染力。他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說：“文字不如語言，然語言力所被不能廣，不能久也，於是不得不乞靈於文字。在文字中，則文言不如其俗語，莊論不如其寓言，故具此力最大者，非小說來由。”他寫《小說叢話》時又說：“小說者，決非以古語之文體而能二者也。”雖然，上述梁啟超發表的小說理論蒙上了保皇派的色彩，但其中仍包含不少有借鑒意義的意見。”
王精衛說到這裏，不懷好意的看了一眼傻傻聽著插不進話頭的李想，說道，“李大帥對梁啟超的小說思想又有甚麽高見呢？”
眾人的目光都集中到李想身上，皆因自開始談文論藝後，他便像變了個啞巴般，沒作半聲，實在不像寫出《七律·革命軍占領南京》這樣傳世名篇的大文豪。
從正麵來說，在梁啟超寫的《譯印政治小說序》中就指出，歐美及日本各國的進步，都得益於小說的社會作用。他同意英國名士的說法，尊稱“小說為國民之魂”。他說：“在昔歐洲各國變革之始，其魁儒碩學，仁人誌士，往往以其身之經曆，及胸中所懷政治之議論，一寄之於小說。於是彼中綴學之子，黌塾之暇，手之口之，馬卒，而婦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書出而全國之議論為之一變。彼美、英、德、法、奧、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為功最高焉。”有鑒於此，因此，他認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目新小說始”。
從反麵來說，他又認為“吾中國群治腐敗的總根源”在於舊小說。他說：“吾中國人狀元宰相之思想何日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甚至認為“舉國皆荊棘者，日惟小說之故”，“論陷京國，啟召外戎，日惟小說之故”。
顯然，他把中國人或者說國民中的一切壞思想，壞德行都看作是含有毒性的舊小說所造成的了。梁啟超的這種小說的社會作用理論，存在著兩種片麵性：
其一，從文學內部的關係來說，對繼承與革新的關係的理解，存在著片麵性。他強調小說要革新、小說界要革命，但他忽視了對小說傳統的借鑒與繼承。他對舊小說的思想內容采取完全否定的態度，看成都是“陷溺人群”的東西。如他從反對封建傳統觀念出發，在《譯印政治小說序》中，把《水滸傳》、《紅樓夢》看作是“誨盜”、“誨淫”之書，這顯然是錯誤的。
其二，從文學的外部關係來說，梁啟超對小說與政治的關係的理解，也存在著片麵性。文學是經濟和政治的集中反映。照理說：政治先行，文藝後變。而梁啟超卻認為是文藝先行，政治後變。在《論小說與群治的關係》一文中他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這不僅是顛倒了政治與小說的先後關係，而且顛倒了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先後關係。
他還在《告小說家》一文中說：“全國大多數人之思想業識，強半出自小說”。這種小說決定社會意識的小說理論的哲學基礎，是主觀唯心主義。
梁啟超關於小說的社會作用的理論，在當時既具有積極意義，又具有消極意義。其積極意義在於它要求改變封建政治的現狀，具有反封建的意義；消極作用在於他過分誇大了小說的作用，似乎改造中國的政治、改造中國的社會，不需要進行推翻封建製度的民主革命，隻須寫一些新小說進行宣傳，就可出現新政治、新社會。這種消極麵，隻不過體現了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特性。
可是這方方麵麵，李想屁都不知道，他怎麽接口？李想心內連汪精衛的祖宗十八代都罵齊，心中此時隻能想起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卻擺出從容不迫的神態，努力端著這個架子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