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教士引入西方科學之時，在某種意義上正是中國需要這些科學之日。這一點，首先體現於曆法領域。明代曆法，一直使用大統曆（即元代的授時曆）及回回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曆法誤差漸大，已無法適應需要。萬曆年間，欽天監的推算屢屢失誤，已有改曆之議。與之形成對照的是，運用當時傳入的西方曆法知識，卻能獲得比較準確的測算結果。崇禎二年五月（1629年6月），欽天監以舊曆（大統曆、回回曆）推測日食，但未能應驗；徐光啟以西法測算日食，卻得到了證實。這種情況表明，西方的曆法知識在當時確有其優於舊法之處。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徐光啟受命主持修改曆法的工作，而修改曆法的首要步驟，便是委托龍華民、鄧玉函以及湯若望等耶穌會士翻譯編集西方的天文學著作，著名的《崇禎曆書》，便是這一工作的具體成果。
除了曆法，火器製造亦是與西學關係較為密切者。晚明邊患日重，如何有效抵禦外來侵擾，成為時代的重要問題之一，武器的改進也因此逐漸為朝野所關注。西方的火器因其良好的性能而格外受到重視：“萬曆間，論兵器之製作者，無不稱引其術。”[1]徐光啟、李之藻等都頗精於西洋火炮等器的製作。徐光啟的門人孫元化還以西法製炮數百門，用於戍邊。
此外尚有治河、修水利，等等，亦皆為一時急務，而泰西之學如《測量法義》等往往被運用於此類工程。不難看出，西學在以上實際操作中所表現出來的作用，首先取得了“技”的形式。這一曆史特點，決定了明清之際的士人對西學的關注之點，最初也較多地指向“技”這一層麵。明末王徵曾與鄧玉函一起翻譯《遠西奇器圖說錄最》一書，對西洋的“器”與“技”讚歎不已。在該書的譯序中，王徵便一再流露出推崇之意：“諸奇妙器無不備具。有用人力、物力者，有用風力、水力者，有用輪盤，有用關捩者，有用空虛，有即用重為力者。種種妙用，令人心花開爽。”[2]時人曾以“君子不器”的傳統觀念批評王徵對“技藝”的這種注重，王徵應之曰：
學原不問精粗，總期有濟於世人；亦不問中西，總期不違於天。茲所錄者，雖屬技藝末務，而實有益於民生日用，國家興作甚急也。[3]
技與用相聯係，它總是表現為達到和實現某種社會需要的手段。由西學之“用”而注重西學之“技”，體現了明清之際士人對西學的一般態度。
作為明清之際學人的重要代表，徐光啟對西學之用同樣極為關注。他曾與利瑪竇一起翻譯《幾何原本》，這是一項十分繁難的工作，而他所以承擔這一譯事，緣由之一便是出於對用的考慮：“此書為用至廣，在此時尤所急須。”[4]相對於實用性的工程學，幾何作為數學的分支更多地具有抽象的特點，但即使這樣一門相對抽象的學科，徐光啟也注意揭示其中蘊含的實用價值。也是基於類似的看法，徐光啟在翻譯了《測量法義》之後，又對其作了發揮：“自餘從西泰子譯得《測量法義》，不揣複作勾股諸義，即此法，底裏洞然。於以通變施用，如伐材於林，挹水於澤，若思而在，當為之撫掌一快已。方今曆象之學，或歲月可緩，紛綸眾務，或非世道所急；至如西北治河，東南治水利，皆目前救時至計，然而欲尋禹績，恐此法終不可廢也。”[5]“救時至計”雲雲，突出的便是西方科學（測量法）的實際效用。
明清之際思想家的如上看法，與傳統儒學顯然有所不同。王徵的批評者以“君子不器”質疑王徵對技藝的關注，其立論的基點便是傳統的儒學觀念。“君子不器”一語出於《論語·為政》，所謂“不器”，本來包含多重含義：與特定之器的功能總是單一化相應，“不器”之意在於不偏於一端；與器具有手段、工具性質相應，“不器”含有反對將人工具化之意；與器內在地關聯著技藝相應，“不器”則意味著鄙視形而下的技藝。隨著人倫之學、心性涵養等形上向度的展開，“君子不器”亦主要引向了對技藝的貶抑。在宋明時期，理學進而強調：“大端惟在複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6]與這一思維趨向相聯係，科學技術的研究往往被視為玩物喪誌，而注重功用的事功之學則常常被等同於異端。在這種背景之下，徐光啟等明清之際的學者將“技”和“用”提到突出的地位，無疑具有某種轉換視域的意義。這裏固然折射了實學思潮湧動的時代特點，但它對科學價值的肯定，其內在含義顯然又不限於一般的虛實之辨。
當然，從另一方麵看，除了“君子不器”的傳統外，以儒學為主導的中國文化還具有另一重維度：即經世致用的取向。如果說，與君子不器相聯係的心性之學主要表現了內聖的追求，那麽，經世致用則更多地展示了儒學的外王之維。相對於宋明理學較多地關注於內聖之學，徐光啟等明清之際的思想家似乎趨向於上接儒家的外王之源；在這一意義上，他們誠然由注目於“技”而偏離了君子不器的儒學向度，但並沒有完全隔絕於儒家傳統。不過，儒家的所謂經世致用，往往以王道等政治理念為範導原則，它所指向的，亦主要是治國平天下這一類的社會政治理想。相形之下，明清之際的思想家關注的首先是具體的科學技藝對“民生日用、國家興作”的作用；同為經世致用，但二者的內涵又並不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