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經學的實證化過程中，盡管仍存在著某種形上的趨向，但它畢竟在經學的形式下提升了“技”的地位。當然，在清代學者那裏，以語言、文字學等形式表現出來的“技”，主要被用於經學研究（治經），其範圍基本上限於文獻考證與詮釋。從理論形態看，經學的實證化過程更多地上承了古文經學的傳統。19世紀初，隨著社會的變遷與今文經學的複興，學術的趨向也開始發生了某種變化，後者突出地表現為：經世致用的問題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而所謂“技”則相應地逐漸被賦予了新的曆史內涵。
清代的今文經學初起於嘉慶末年，漸盛於道光期間。作為經學的不同學派，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之分可以追溯到兩漢。從學術旨趣看，古文經學注重名物訓詁，今文經學則以發揮微言大義見長；前者在治學方法上傾向於實證研究，而與現實政治相對疏遠，後者注重對經義的闡發，往往與現實的政治理念聯係在一起。清初至乾嘉，學術的主流主要是古文經學一係的漢學，在以科學之“技”治經的同時，其現實政治的關切也往往趨於淡化。道光期間，以今文經學的複興為契機，學術與經世的關係開始由遠而近。
清代今文經學的複興，常常被溯源到莊存與（1719—1788）、莊述祖（1750—1816）、劉逢祿（1776—1829）、宋翔鳳（1779—1860）等人，但真正賦予今文經學以新的曆史內涵的，則是龔自珍和魏源。龔自珍（1792—1841）在經學上傾向於公羊學，主張通經以致用。從傳統的今文經學（公羊春秋學）的變易觀點出發，龔自珍更多地對當時的社會現實采取了批判的立場，並提出了社會變革的要求。在他看來，當時的社會已由盛向衰，如果不加以改革，便必然將導向亂世，而要變革，則必須“通乎當世之務”[1]。不過，龔自珍盡管已朦朧地預感到舊時代即將終結，但作為舊時代中的人物，其視域並未能完全超越他所處的時代。從龔自珍的自述中，便不難看到這一點：“何敢自矜醫國手？藥方隻販古時丹。”[2]衰世固然需要救治，但救世之術，卻依然不脫往日的舊方。從生活的年代看，龔自珍基本上屬前近代，事實上，在鴉片戰爭爆發後的翌年，龔自珍便告別了人世，而鴉片戰爭則通常被理解為步入近代的標誌。
相對於龔自珍，魏源（1794—1857）似乎跨越了前近代與近代兩個時代，其思想更多地具有過渡性的特點。在經學上，魏源亦認同今文經學，主張由名物訓詁、典章考釋轉向微言大義的探求：“今日複古之要，由詁訓、聲音以進於東京典章、製度，此齊一變至魯也；由典章、製度以進於西漢微言大義，貫經術、故事、文章於一，此魯一變至道也。”[3]不過，與龔自珍相近，魏源所上承的，主要是今文經學通經致用的傳統。魏源對“經”做了如下界說：
以其事筆之方策，俾天下後世得以求道而製事，謂之經。[4]
製事亦即經世治國的活動，按魏源之見，經的作用便在於幫助人們求道而製事。在這裏，經的外在功用被提到了相當突出的地位。
從製事的角度規定經，意味著經學的研究主要不在於經義本身的辨析，而在於為經世的實事提供指導。正是以此為前提，魏源進而提出了以經術為治術的論點：
士之能九年通經者，以淑其身，以形為事業，則能以周易決疑，以洪範占變，以春秋斷事，以禮、樂服製興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貢行河，以三百五篇當諫書，以出使專對，謂之以經術為治術。[5]
在乾嘉學派的經學研究中，經術主要被理解為把握經義的方式；作為治經的方式，它總是有其自身的內在價值。在語言文字等領域出現的所謂附庸蔚為大國的現象，固然表現了具體學科對經學的從屬性，但蔚為大國本身亦從一個方麵表明，這些學科自身的價值已開始得到某種確認。相對於經術與經義的融合與經術本身內在價值的肯定，以經術為治術所側重的，主要是經術的外在價值：經術被理解為經世治國的手段。
可以看到，在今文經學的形式下，魏源著重突出了經術之“用”，所謂“以周易決疑”“以春秋斷事”，等等，所指向的都是經術的外在功用。如果說，以“術”（語言文字、天文曆算等）治經邏輯地引發了經學的實證化趨向，那麽，以經術為治術則意味著經學本身的工具化。在經學工具化的視域中，關注點已不是揭示經學義理的本來含義以及闡明這種經義，而是它在解決具體問題時的效用。這種將“學”視為“術”的思維路向，亦影響著魏源本人及早期近代思想家對科學的理解。
不過，以經術為經世致用的手段，固然不同於文本的考釋，但在總體上並沒有完全越出傳統思想（今文經學）之域；魏源思想的時代特征並非僅僅體現於此。如前所述，魏源的一生跨越了前近代與近代，屬過渡時期的人物。他既對舊時代的衰變有深切的感受，又初步地領略了在血與火中東漸的西方近代文明。曆史地看，以堅船利炮為前導的西方文明，首先以“器”和“技”的形態呈現於晚清士大夫之前，而近代知識分子對西方文明的理解，也是從“器”與“技”開始的。
與林則徐相近，魏源是中國近代第一批開眼看世界的知識分子。作為經曆了鴉片戰爭之變的近代思想家，魏源對西方之“夷”的力量有相當具體的認識，並力圖從不同的方麵更深入地了解西方所以強盛的根源。鴉片戰爭的硝煙消散不久，魏源便編撰了著名的《海國圖誌》，在介紹西方狀況的同時，又分析了其強盛之因。盡管魏源當時並沒有擺脫傳統的夷夏之辨，但當他認真地對西方之“夷”加以考察時，其“器”、其“技”卻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針對當時以西方的“器”為奇技**巧等看法，魏源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巧。”[6]“有用”所強調的，是“器”對富國強兵的作用，這裏首先肯定了器的價值。相對於“君子不器”的傳統，這無疑是一種視域的轉換，它在某種意義似乎回到了明清之際王徵輩的思路。
當然，曆史固然常常會出現某些驚人的相似之處，但其深層的內涵卻又並非總是前後雷同。明清之際，王徵輩之推重泰西之學，較多地根源於修曆、治河等實際需要；相形之下，麵對西方的東侵之勢及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魏源往往一再地將西方之器的肯定，與“製夷”聯係起來。在《海國圖誌敘》中，魏源曾對何以編此書的緣由作了如下說明：
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製夷而作。[7]
製夷本身並不是一種新的觀念，在外患突出的時期，一再地可以看到類似的主張。然而，師夷之長技的提法卻具有新的時代特征。與魏源同時代的林則徐，也已提出了類似的看法。在鴉片戰爭期間，林則徐曾主張“師敵之長技以製敵”[8]，魏源的如上提法與之前後相承。盡管這裏依然滲入夷夏之辨，但此所謂“夷”，已不再被視為傳統的化外之民，而是與某種域外文明相聯係。不難看出，當林則徐、魏源從“技”這一層麵來看待外“夷”時，西方的文明首先被賦予一種技術的品格，而所謂“技”又主要體現於具體的“器”。在魏源看來，夷之長技具體即表現在三個方麵：“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9]事實上，魏源的同時代人及後繼者，往往更簡約地將夷之所長概括為“堅船利炮”。
可以看到，在師夷之長技以製夷的主張中，一方麵，西方文明的價值開始得到了某種肯定；另一方麵，這種價值又主要被限定於技與器之域。從寬泛的意義上看，西方近代文明無疑包括西學，而西學則與近代科學很難分離。就科學而言，較之科學的原理、科學的方法，等等，“技”與“器”顯然具有較為外在的性質。相對於明清之際的思想家由泰西之器進而追求泰西之學，魏源輩對西學的理解，多少還停留在較為淺表的層麵。這一現象表明，中西文化經曆了由接觸而隔絕的曆史轉換之後，在其重新相遇之初，對科學的理解似乎又戲劇般地回到了出發點。
魏源對西方文明的如上理解，一開始便以“用”的注重為其特點。從認同今文經學，到視經術為治術，“用”始終是魏源關注的重心。魏源對西方之器的推重，同樣也出於“用”的考慮，所謂“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巧”，便將“用”放在優先的地位。如前所述，就其要求從文獻的考釋轉向經世治國而言，魏源的思維趨向顯然與乾嘉的學術主流（乾嘉的經學研究或考據學）有所不同。然而，在肯定“技”與“術”的作用上，魏源與乾嘉學者又並非彼此隔絕。如前所述，清代經學的特點，在於以語言文字、天文曆算等具體科學整理和考釋經典；相對於經學義理，這種具體學科（所謂“小學”等）隻具有“技”的意義，而以這種學科來研究經學，則相應地具有“以技治經”的意義。盡管在清代經學中，亦存在形上與形下的交錯及附庸蔚為大國的現象，但從總體上看，小學（音韻、文字、訓詁）等學科畢竟始終沒有擺脫“附庸”的地位；換言之，對經學來說，它始終隻是“技”。不過，較之以義理的闡發為指歸的經學研究，經學的實證化過程無疑在“以技治經”的形式下，將“技”提到了相當顯著的位置。就“技”的注重而言，從“以技治經”到“以技治夷”，似乎又表現為一種合乎邏輯的進展。
要而言之，作為近代開端時期一種新的觀念，“師夷之長技以製夷”既體現了林則徐、魏源等對東侵的西方勢力的態度，亦蘊含了魏源這一代對科學的理解。這種理解固然有別於明清之際的思想家對西學由“技”到“學”的進展，但卻與清代以技治經的傳統前後相承。作為今文經學者，魏源的學術立場誠然不同於趨向於實證化的清代經學，但在肯定與強調“技”這一點上，魏源等與清代的主流學術又呈現相近的傾向。它從一個方麵表明，中國近代科學觀念的演化，既與西學的東漸相聯係，又有其傳統的內在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