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其本義，經學首先代表了一種正統的意識形態，作為意識形態，它主要體現了一定時期人們的願望、理想、評價準則、文化模式、行為目標等，而後者無疑屬於廣義的價值理性。相對於經學的意識形態內容，音韻、訓詁、校勘、天文、曆算等具體科學，以及博考精思、嚴於求是的方法論思想，則更多地體現了理性的工具功能。清代學者將具體科學及實證方法引入經學，以此作為治經的手段與工具，似乎表現出融合二者的趨向。事實上，在經學實證化之後，我們看到的正是工具理性向價值理性的滲入，而這種滲入本身又蘊含著多重意義。
一般而論，實證的走向總是與形而上的超越之維相對。肯定實證研究的價值，往往邏輯地導向否定形而上學。與宋明理學家時時流露出濃厚的形而上學興趣不同，清代學者更傾向於從事拆解形而上學的工作。戴震對宋儒將天理形而上學化提出了批評：“宋儒合仁、義、禮而統謂之理，視之‘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因以此為‘形而上’，為‘衝漠無朕’；以人倫日用為‘形而下’，為‘萬象紛羅’。蓋由老、莊、釋氏之舍人倫日用而別有所貴，道遂轉之以言夫理。……六經、孔、孟之言，無與之合者也。”[44]理學家將仁義等當然之則加以超驗化，使之成為至上的天理，這既是對價值理性的強化，又表現出崇尚形而上本體的取向。在戴震看來，這種形而上的本體不外是思辨的虛構。他對形而上與形而下作了如下解說：
形謂已成形質，形而上猶曰形以前，形而下猶曰形以後。陰陽之未成形質，是謂形而上者也，非形而下明矣。[45]
這裏體現的，是一種拒斥形而上學的立場，它不僅展示了一種本體論的觀點，而且具有某種價值觀的意義。就後者而言，對形而上學的排拒，即意味著將注重之點由超驗的領域轉向具體的對象，這種思路與近代具有科學主義傾向的實證論頗有相通之處。
如前所述，與消解形而上學相聯係，經學的實證化同時又使經學在研究方式上，或多或少趨近於近代科學，它在某種意義上為中國近代對實證科學的普遍推崇和認同作了理論的準備和曆史的鋪墊。事實上，近代具有科學主義傾向的思想家（如胡適）在提倡科學精神、引入近代科學方法之時，便常常將這種精神及方法與清代學者的治經方法加以溝通，以獲得傳統的根據。這種現象從一個側麵表明，中國近代對科學的禮讚和認同並非僅僅是近代西學東漸的產物，它同樣有著傳統的根源。
然而，具有曆史與理論意味的是，在經學的實證化過程中，文字、音韻等科學本身似乎也經曆了由“技”到“學”的演化。在傳統儒學中，語言、文字、天文、曆算等本來屬於具體的“技”或“藝”，清代學者在從理學返歸經學的前提下，進而以小學（語言文字、音韻學等）、天文、曆算等具體科學為治經的主要手段，並將科學的治學方法與經學研究融合為一，與之相應，科學也開始作為經學的一個內在要素而獲得了自身的價值。這一轉換過程，與明清之際西方科學的東漸彼此相關，它一方麵從經學內部促進了具體科學的成長，並形成了附庸蔚為大國的獨特學術格局；另一方麵也使科學的價值地位得到了提升：作為經學的內在要素，文字、音韻、天文、曆算等具體科學已開始從“技”，步入“道”的領域。這種演化過程似乎又蘊含著在另一重意義上承諾形而上學的趨向，事實上，清代學者便一再批評“但求名物，不求聖道”[46]，即反對僅僅停留於實證研究，而未能進而把握普遍之道，這裏已多少可以看到將名物訓詁等實證研究與形而上追求溝通起來的意向；後者既與明清之際西學東漸的趨向前後相承，又預示了近代科學觀念的變遷。
[1] （明）楊慎：《禪學俗學》，見《升庵全集》卷七十五。
[2] （明）楊慎：《數往者順，知來者逆》，見《升庵全集》卷四十一。
[3] （明）楊慎：《答重慶太守劉嵩楊書》，見《升庵全集》卷六。
[4] （明）陳第：《尚書疏衍·自序》。
[5] （宋）朱熹：《大學章句·序》。
[6] （明）焦竑：《焦氏筆乘》，334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7] （清）顧炎武：《與施愚山書》，見《亭林文集》卷三。
[8] （明）歸有光：《送計博士序》，見《震川先生集》卷三十九，213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9] （清）顧炎武：《答李子德書》，見《亭林文集》卷四。
[10] （清）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八附跋。
[11] 參見（清）黃宗羲：《萬充宗墓誌銘》，見《南雷文定》前集卷八。
[12] 《通雅》提要，見《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一十九。
[13] （清）阮元：《毛西河檢討全集後序》，見《揅經室二集》卷七。
[14] （清）戴震：《古經解鉤沈序》，見《戴震集》，191—192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5] （清）戴震：《與某書》，見《戴震集》，187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6] （清）阮元：《西湖詁經精舍記》，見《揅經室二集》卷七。
[17]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博雜》。
[18]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答沈楓墀論學》。
[19]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易教上》。
[20] （清）江聲：《問學堂贈言》，見《孫淵如詩文集》卷四。
[21] （清）戴震：《毛鄭詩考證》卷二。
[22] （清）王引之：《經傳釋詞·自序》。
[23] （清）戴震：《與任孝廉幼植書》，見《戴震集》，181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4] （清）阮元：《周禮漢讀考·序》，見《揅經室一集》卷十一。
[25] （清）淩廷堪：《禮經釋例·自序》。
[26] 引自（清）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
[27] （清）戴震：《與是仲明論學書》，見《戴震集》，183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8] （清）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卷五。
[29] （清）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卷五。
[30] （清）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卷二。
[31] （清）王念孫：《讀書雜誌》。
[32] （清）潘耒：《日知錄·序》。
[33] （清）戴震：《與姚孝廉姬傳書》，見《戴震集》，185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4] 參見（清）王念孫：《讀書雜誌》。
[35] （清）錢大昕：《盧氏群書拾補序》，見《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五。
[36] （清）錢大昕：《盧氏群書拾補序》，見《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五。
[37] （清）戴震：《與王內翰鳳喈書》，見《戴震集》，54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8] （清）盧文弨：《答朱秀才理齋書》，見《抱經堂文集》卷十九。
[39] （清）錢大昕：《秦四十郡辨》，見《潛研堂文集》卷十六。
[40] （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十五。
[41] （清）段玉裁：《音韻隨時遷移說》，見《六書音韻表》表一。
[42] （清）崔述：《考信錄提要》卷下。
[43] （清）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卷一第三。
[44] （清）戴震：《孟子字義疏證》，見《戴震集》，314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5] （清）戴震：《緒言》，見《戴震集》，352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6] （清）阮元：《擬國史儒林傳序》，見《揅經室一集》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