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對《資本論》中主要的經濟假設作出分析,科琴認為馬克思以一種方式將其實踐哲學同經濟理論融合在一起,馬克思認為這種融合對其實踐哲學和經濟理論都是有益的,科琴卻指出這對二者都是有損傷的。科琴給出一段引文:

工人把一定量的勞動——撇開他的勞動所具有的特定的內容、目的和技術性質不說——加到勞動對象上,也就是把新價值加到勞動對象上。另一方麵我們發現,被消耗的生產資料的價值又成了產品價值的組成部分,例如,棉花和紗錠的價值包含在棉紗的價值中。可見,生產資料的價值由於轉移到產品上而被保存下來。這種轉移是在生產資料轉化為產品時發生的,是在勞動過程中發生的。它是以勞動為中介的。然而它是怎樣進行的呢?

工人並不是在同一時間內勞動兩次:一次由自己的勞動把價值加到棉花上;另一次保存棉花的舊價值,或者說,把他所加工的棉花和使用的紗錠的價值轉移到產品棉紗上。他隻是由於加進新價值而保存了舊價值。但是,把新價值加到勞動對象上和把舊價值保存在產品中,是工人在同一時間內達到的兩種完全不同的結果(雖然工人在同一時間內隻勞動一次),因此很明顯,這種結果的二重性隻能用他的勞動本身的二重性來解釋。在同一時間內,勞動就一種屬性來說必然創造價值,就另一種屬性來說必然保存或轉移價值。

每個工人怎樣加進勞動時間,從而加進價值呢?始終隻能通過他特有的生產勞動方式。紡紗工人隻有通過紡紗,織布工人隻有通過織布,鐵匠隻有通過打鐵,才能加進勞動時間……勞動作為這種有目的的生產活動,紡紗、織布、打鐵,隻要同生產資料接觸,就使它們複活,賦予它們活力,使它們成為勞動過程的因素,並且同它們結合為產品。"①

為了清楚地理解馬克思引文中的含義,科琴設想一個勞動者站在一個織布機旁生產棉布衣服,衣服隨著他的操作而從織布機中生產出來。作為旁觀者,我們會看到工人在織布機上將棉線織成衣物。但根據馬克思引文的表述,與此同時還發生了另外的事情:紗線和織布機的“價值”轉移到了棉布衣服上。此外,織工的勞動創造新價值,並將其賦予到產出的衣物上。科琴認為,理解衣物的實際生產過程並不難,難的是如何理解上述價值轉移和價值創造的過程,因為這個過程不是一個實際的物質過程,它是通過閱讀馬克思的《資本論》而對實際生產過程的一種思考性理解。然而,馬克思的表述卻沒有給讀者一種易於理解的方式,他在寫到價值的“保存”“轉移”“創造”和“增加”時,好像這些就是作為實際生產過程的一部分而發生在工廠中一樣。這樣讀者會認為由於不能通過感官感知價值的“保存”“轉移”和“增加”,因此這些現象是想象出來的,並不存在於經濟理論中。科琴指出,經濟理論中的“價值分析”引發不必要的複雜情況,產生了不可測量的量,引出“機器和其他生產工具不能產生利潤”這一具有爭議的經濟結論,但這並不是從價值不具備哲學意義或價值隻是一種概念化生產的手段推斷出的。

科琴進一步提出,對馬克思而言勞動價值的哲學用途是什麽,其服務於什麽樣的目的?為了回答這個問題,科琴給出了第二段引文,機器不在勞動過程中服務就沒有用。不僅如此,它還會受到自然的物質變換的破壞力的影響。鐵會生鏽,木會腐朽。紗不用來織或編,會成為廢棉。活勞動必須抓住這些東西,使它們由死複生,使它們從僅僅是可能的使用價值轉化為現實的和起作用的使用價值。它們被勞動的火焰籠罩著,被勞動當做自己的軀體加以同化,被賦予活力以在勞動過程中執行與它們的概念和使命相適合的職能,它們雖然被消費掉,然而是有目的地,作為形成新使用價值,新產品的要素被消費掉,而這些新使用價值,新產品或者可以作為生產資料進入個人消費領域,或者可以作為生產資料進入新的勞動過程。①

科琴認為,這段引文可以作為對他所提出的問題的一種回應。馬克思說,“活勞動”必須“抓住”實際生產資料,“使它們死而複生”;鐵、木、棉紗等必須“被勞動的火焰籠罩著”,它們必須“在勞動過程中執行與它們的概念和使命相適合的職能”,因為隻有以這種方式它們才能“可以作為生產資料進入新的勞動過程”。對馬克思而言,勞動力是“一個人的身體即活的人體中存在的、每當他生產某種使用價值時就運用的體力和智力的總和”②,隻有人類能夠在世界上自行、自主地生產實體,人類的勞動力是唯一的創造力。當我們把勞動力理解為一個哲學概念時,《資本論》就同馬克思的實踐哲學聯係在一起了。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解決李嘉圖經濟學的問題就是將資本主義製度下工人出售的內容理解為“勞動力”而不是“勞動”。但科琴認為,作為一個經濟理論的工具,在勞動和勞動力之間做區分似乎是多餘的,或者馬克思對此並未闡釋清楚。但如果將“勞動力”看作一個哲學概念而非一個嚴格的經濟學概念,問題就不存在了。因為對馬克思而言,人類的本質是能進行創造性活動,那麽當人類出售其勞動力使自身的勞動力變成一個商品時,人類幾乎是出賣了自己的靈魂。這就在馬克思的經濟理論中體現出他在哲學層麵上對資本主義的強烈反對。

總之,馬克思經濟學中所有真正的基本問題都來源於他把自己的實踐哲學和相關的曆史哲學同以勞動價值理論為代表的古典政治經濟學融合在了一起。事實上,馬克思第一次發現古典政治經濟學時(在19世紀40年代中期),他認為他在“科學”領域發現了他哲學體係的完美補充,特別是,他認為一個把所有商品都視作包含各種人類勞動的經濟學,是對一個把世界和思想都是做人類互動“客觀化”的曆史理論的完美補充。但科琴已經論證了馬克思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古典政治經濟學並不是他實踐哲學的完美補充,盡管古典經濟學也使用了看起來同馬克思實踐哲學相似的概念,但這些概念的含義是不同於馬克思哲學的概念的,因此,古典政治經濟學並不是馬克思實踐哲學的完美補充。

為了拯救馬克思哲學和經濟學混合在一起所帶來的問題,科琴提出根據實踐哲學來解決這種混亂。首先應從實踐哲學的角度出發,對馬克思的經濟學提出幾個疑問,馬克思的經濟理論為了實現什麽目標?馬克思經濟理論的關鍵是什麽,馬克思想用它解決什麽?其次科琴舉出四個馬克思希望通過他的經濟理論得以證明合理性的命題,並一一對這四個命題做出真假辨析和其對勞動價值理論依賴程度的分析。

命題一,活勞動在曆史上是先於機器和其他生產資料的。有人類的時候可以沒有機器,但沒有人類就沒有機器。人類製造、發展並使用了機器。

科琴認為,這個命題是完全真實的。但其真實性並不需要建立在以勞動時間來測量商品的價值,或者否認機器和其他生產資料在資本主義體係內產生實際剩餘產品和利潤的基礎上。

命題二,在宏觀經濟層麵,利潤不能被僅僅解釋為產品貨幣價格超過產品貨幣消耗。個人企業和個人資本主義經濟能夠以這種方式獲利,但是世界資本主義體係作為一個整體,如果要維持其整體利潤、財富的真實積累和物質水平的提高,則必須生產一種持續增加的人均實物產品。

科琴認為,這個命題不僅真實而且非常重要,該命題是很多現代“新李嘉圖主義”經濟學家的基本命題(實際上這是李嘉圖在自己的經濟學中提出的主要觀點)。但在資本主義體係中,盡管淨利潤的確是一種持續增加的人均實物產品,但在經濟邏輯或實踐證據中都沒有理由將剩餘價值簡單視作活勞動的產物。剩餘價值是和活勞動和生產資料——特別是機器,一起生產出來的。

命題三,資本家對利潤沒有任何權利。

科琴對這一命題的看法是,馬克思為了否定資本家作為一個階級有權利以利潤的形式積累私人財富,那麽他必須否認像廠房、機器、原材料這樣的資本產生了剩餘價值。但這就好比殺雞用牛刀,運用大量經濟理論來解決很小的政治問題。人們或許非常認同實際資本是多產的,但人們否認資本家有權利將其作為私人財產。在資本主義的當前階段,企業和金融資本都高度發展,資產的合法權常常與資產的控製權和管理權相分離,當下比馬克思所處時代更容易做到對利潤的私人占有。實際上,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還有一個觀點,即“資本”是一個巨大的社會力量,需要數以千萬計人的彼此相互影響的活動,但是社會力量卻是私人占有的。這一觀點在今天比在19世紀顯得更真實,因此今天關於“資本社會化”的呼聲也比以往更加強烈。

命題四,資本的社會力量和政治力量是人類過去和現在活動的產物的一個完美示例,它們成為一種異化力量控製並壓迫這些一直對其進行生產和再生產的工人階級。

科琴認為這是一個重要且廣義上真實的命題,但人們也不需要用勞動價值理論來證明其合理性,因為曆史唯物主義最一般的命題就足以證明其合理性。

通過對四個命題的分析,科琴指出馬克思希望用《資本論》中的經濟理論去證明合理性的大部分命題,事實上這些命題都可以不用那些經濟理論就證明其自身的合理性,這一點在命題三那裏表現得尤為明顯。但是也應注意,類似於“利潤隻產生於對工人階級的剝削”這樣的命題盡管很貼合馬克思的政治思想,但其既不能由馬克思的經濟理論證明其合理性,也不能由其他經濟理論證明其合理性,因為這種命題本身就是錯的。

科琴指出,馬克思以及當代的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可能已經發現了這一令人擔憂的結論。但是,實踐哲學表明,結論是否會令人擔憂取決於我們認為可以用這樣的命題做什麽,如果這樣的命題是真的人類實踐應該遵循什麽,以及如果這樣的命題是錯的人類實踐應該遵循什麽。馬克思認為,如果這些命題是真的,那麽工人階級發動革命來反對資本主義就有一個額外的且主要的理由。如果是假的,那麽就要放棄這個理由了。但是無論工人階級還是其他人想要這樣做還是需要這樣做,問題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