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和恩格斯都將《資本論》視為一部旨在“揭示現代社會運行的經濟規律”的“科學”著作，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所講到的：“萬事開頭難，每門科學都是如此……物理學家是在自然過程表現得最確實、最少受幹擾的地方考察自然過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證過程以其純粹形態進行的條件下從事實驗的。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問題在於這些規律本身，在於這些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並且正在實現的趨勢。”①因此，科琴在討論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前，有必要先談談他們關於科學以及科學家在社會中的作用的觀點。
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馬克思把“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看作“一種自然曆史過程”,這點也可以從他試圖把這部著作的一部分獻給達爾文看出來，馬克思確實看到了他的著作與《物種起源》(1859)提出的生物進化論之間的相似之處。科琴引用了恩格斯在馬克思葬禮上的演講對此做出明確的比較：
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曆史的發展規律，即曆來為繁蕪叢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基礎，人們的國家設施、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得相反。
不僅如此。馬克思還發現了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它所產生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的運動規律。由於剩餘價值的發現，這裏就豁然開朗了，而先前無論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或社會主義批評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隻是在黑暗中摸索。①
在科琴看來，所有這些都沒有表明馬克思(或作出上述比較的恩格斯)是一個“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他們都不屬於19世紀的主流思想家之列，這些主流思想家在達爾文的著作出版之後，試圖將其“生存鬥爭”與“適者生存”的觀點應用到人類個體、社會群體乃至種族上。相反，他們的觀點似乎是，達爾文的理論——引用恩格斯的話說——“不過是把霍布斯關於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的學說和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競爭學說以及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從社會搬到生物界而已”②。
換言之，他們認為達爾文接受了占統治地位的關於人類社會本質的資產階級觀念(特別是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然後將它們應用到動物和植物界。因此，對馬克思和恩格斯來說，即使最好的“資產階級”經濟與社會理論是正確的——哪怕它是完全正確的——也僅僅是關於“資產階級”(即資本主義)社會的理論，是曆史的產物，並隨著它做出理論說明的社會的消失而消失，他們當然拒絕將達爾文的理論作為一種普遍真理反過來應用於人類社會，並在所有時間和地點適用於所有人類社會。
就馬克思確實在他自己和達爾文的著作中看到相似之處而言，它們都是一種更為鬆散和相對普遍的理論，這可以從1973年版的《資本論》序言中得到最好的說明。在此，馬克思讚同地引用了這樣的觀點，即“經濟生活呈現出的現象和生物學的其他領域的發展史頗相類似……”“各種社會有機體像動植物有機體一樣，彼此根本不同……”①換句話說，馬克思看到了曆史上的社會以一種廣泛的進化方式依次更替，就像達爾文所發現的動物與植物物種的進化一樣。他同樣認為所有這樣的人類社會存在某些共同點——他稱之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對人類而言，借助和依賴自然界進行勞動以確保他們的基本生存是一種必然性，這種勞動的“方式”(形式或方法)對於在人類進化特定點上出現的社會類型有著重要的影響。
但是，正如恩格斯明確指出的，由於人類“生產”是一個有意識的過程而“動物至多隻是采集”,簡單地把動物社會的規律轉化到人類社會中是不可能的。因此，1973年序言指出統治人類社會的規律不僅非常不同於統治動物界的規律(即與“生存鬥爭”和“適者生存”等沒有任何關係),而且每一種人類社會都不相同。科琴認為，這點是非常明確的，因為對馬克思和恩格斯來說，區分這些社會的首要方式就是通過區分其中占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馬克思同樣表示了一種明顯的喜好，即借助生物學的類比和隱喻去描述和分析人類社會，但是這種傾向在19世紀許多從事思辨的和純理論的說服的作家當中是很常見的，它究竟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達爾文的影響還是不清楚的。
然而，通過所有這些而顯露出來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沒有對他們自己的事業與自然科學的事業作出有力的或者質的區分。相反，對他們而言，“政治經濟學”至少是一門與其他自然科學一樣的科學。這可以通過他們非常樂意對政治經濟學與其他科學進行比較上看出來，特別是與生物學進行比較，即使這種比較注定會顯示出區別和相同之處。
科琴認為，不論馬克思還是恩格斯都不屬於那個思想派別——它想要在“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方法與目標之間作出質的區分。對他們來說，對人類社會的研究，或者至少對人類社會的經濟“規律”的研究，是自然科學的一部分，盡管它有自己的方法、理論和分析工具。本書第一章已經從政治層麵和心理層麵分析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為何作出這樣的類比的原因，此處就不再贅述了。這裏隻想強調，這意味著馬克思認為在《資本論》中進行的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科學調查”的“結果”是正確的，“絕對地”或“科學地”正確，無論誰都會認為其是正確的，實際上即使沒人相信也依然是正確的。如果向馬克思表明《資本論》從勞動階級的觀點或者無產階級立場看是正確的，而從資產階級的立場看則不是，對馬克思而言將是一種侮辱，這就好比向達爾文表明他的進化理論從生物學的觀點看是正確的而從宗教學的觀點看則不是，這對達爾文也是一種侮辱。
因此，馬克思的科學觀在此意義上並不是相對主義的。他相信存在著證明科學理論之真與假的標準(諸如概念的嚴謹與精確，命題的邏輯與一致性，經驗的證實或證偽),他的理論應當由這樣的科學標準來判定真與假。科琴強調，這並不意味著馬克思認為這些形式上的標準足以確定一種理論的意義。一種科學理論僅當它的真或假對它自身之外的事物頗有重要性時才是有意義的(即它與其他人類實踐或活動有密切的關係)。這種觀點來源於馬克思的“實踐哲學”。當然，並不是說對馬克思而言，斷言其為一個科學家就是一種令人驕傲的斷言，在任何情況下這都不與斷言其為一個革命家相衝突。在馬克思的墓前，恩格斯在此明確指出，“在馬克思看來，科學是一種在曆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門理論科學中的每一個新發現——它的實際應用也許還根本無法預見——都使馬克思感到衷心喜悅，而當他看到那種對工業、對一般曆史發展立即產生革命影響的發現的時候，他的喜悅就非同尋常了……因為馬克思首先是一個革命家。他畢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參加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及其所建立的國家設施的事業，參加現代無產階級解放事業，正是他第一次使現代無產階級意識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識到自身解放的條件”①。
在科琴看來，無論馬克思還是恩格斯都能夠並確實在他們關於世界的觀點中把“科學”與“革命”如此緊密和自然地聯係起來。他們沒有絲毫懷疑自然科學對人類來說是一種“進步的”“解放的”“改善生活的”力量。他們確信科學已經使人類生活更加美好，並將繼續使人類生活更加美好，在這點上他們當然是他們那個時代的典型人物。他們是19世紀的人物，維多利亞對代的人物，在科學、工業和工業生產的“進步”性質方麵具有維多利亞對代的信仰。而且，把他們自己看作“科學家”要求社會中更具革命性的變革，這種變革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科學“發現”為基礎，他們同樣把自己看作致力於人類狀況的進步與增強。如果我們用一句話概括他們的特點，那就是自然科學的發展以及這種發展在工業和農業生產中的應用，這在世界曆史上第一次創造了結束人類物質貧乏和苦難的可能性(即結束饑餓、寒冷、疾病等的苦難)。
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同樣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關係”——高度不均衡的社會形式，科學發現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會立即被應用於生產——確保了科學對於普遍解放的可能性永遠不會被發現。他們作為“科學家”的任務和職責，就是要說明為什麽會是這樣(為什麽在資本主義下可能永遠不會變為現實性)。
科琴指出，不像馬克思和恩格斯，我們生活在核戰爭、細菌戰、“星球大戰”和塞拉菲爾德核泄漏的陰影下，因此當代人極少會確信自然科學的“積極的”“解放的”性質。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來說，自然科學是一種積極的力量，但資本主義社會阻礙了那種積極可能性的完全實現。一個現代的讀者很可能會認為這是一個不充分的觀點，自然科學在本質上是一種既非積極也非消極的力量，這取決於它被用來做什麽,那是由社會和政治來決定的(自然科學理論及其應用帶來的益處)。但是不管怎樣說，馬克思自認為是一名科學家，與他那個時代的其他科學家一樣。他相信在《資本論》中提出的關於剝削和資本積累的經濟理論在科學上是正確的，存在著非相對論性質的標準可以用來決定這一點，這些標準的應用(邏輯的一致性、概念的精確性、經驗的有效性)將證明其真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