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今日，就在我現在執筆的午後的時辰，我正和同伴們在克裏姆林宮後麵的莫斯科河畔散步。在清新的空氣中，燦爛溫煦的陽光，照在宮中教堂的金頂上，照在碧綠的河水上，照在兩岸整齊高大的建築物上，一片光明靜穆的景象，使人心曠神怡。
忽然間，一群孩子，從遠遠的橋邊向著我們跑來了。他們把我們團團圍住。毛茸茸的絨帽底下，露出淺黃色的頭發，白裏透紅的蘋果似的小臉，蔚藍的天空似的明淨的眼睛，身上穿的是猩紅或是墨綠的絨大衣，腳上是黑色的長統皮靴。他們向我們微笑地仰首，我們真覺得自己是被緊緊地圍束在一叢鮮花之中了！
他們向我們伸開手掌，手掌上托著許多五顏六色的徽章，等我們撿起那些徽章的時候，他們又指著我們胸前的徽章，意思是要同我們交換。我們連忙從身上摘下領袖頭像或是中蘇友好的徽章來，替他們戴上，又把他們的徽章，還給他們，他們笑著搖頭，隻緊緊地拉著我們的手，偎倚地站著。
這個聚會，給我們以意外的歡樂——我們回去，檢視他們同我們交換的那些徽章，真是哪一國的、紀念哪一個節日的，應有盡有，這些莫斯科的孩子，真是交遍了天下的朋友嗬！
我記得小的時候讀“修身”，其中有一課說：“曾子家兒不知罵，孔子家兒不知怒。”就是說：“曾子家的孩子，不懂得罵人，孔子家的孩子，不懂得生氣。”我那時就覺得不罵人大有可能，不生氣卻很難做到，一個家庭不是孤立的，難道在整個社會裏，就沒有使你生氣的事情？
當我看到那一群天真無邪的蘇聯孩子的時候，我猛然地想起那兩句話來。從他們仰視微笑的眼光中，幾乎使人可以看進他們的心底，看到了他們的和天空一樣的明淨純潔的心。他們的父母就可能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後誕生的，在新社會裏長大的。他們這一輩更不用說了，連戰爭都沒有經曆過。他們在和平溫暖的氣候中生長，他們的周圍隻有愛護他們的父母、叔叔和阿姨；他們根本不知詐欺壓迫為何物。因此，凡是到他們這地方來的，不論是什麽膚色，說什麽語言，穿什麽衣服，就都是他們的親人和朋友，他們就會一擁而來，無猜無忌地向這些陌生人伸出交換友情的手。
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或是殖民地區，像這樣的一群孩子，是看不見的。在人剝削人的社會裏，兒童對人類也失了信心，他們怕人欺負他，怕人欺騙他，一個陌生人向他們微笑，向他們伸手，他們都會嚇得跑了、哭了，至多也隻是猶豫地站著不動，用防備疑懼的眼光盯著你，更不用說是主動地撲到你跟前來了。
自從世界上有了人剝削人的製度以後，人類的赤子之心，就慢慢地消磨殆盡。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在俄國的土地上，把這吃人的製度連根摧毀了。這炮響又像一聲春雷，使天真純潔無猜無忌的赤子之心，又在這土地上到處萌芽，使這一片土地成了個友愛和平花團錦簇的世界。
那一天，在回到旅館的路上，在我們誇讚這一群莫斯科孩子的談話中，一位同伴笑說：“我真想抱一個回去。”但是我也常常聽到來到我們中國的外賓們，稱讚我們中國的孩子。他們說：“你們的孩子真好，一點也不怕生，看見我們走進來，都爭著上前，笑著跳著叫‘叔叔好，阿姨好’，你們把他們怎麽教育出來的？”
道理很簡單，移風易俗的社會主義製度，改造了大人，也教育了孩子。短短的十年之中，和平團結的國際主義精神，已在我們孩子的心中，開出鮮豔的花朵了。
我要永遠感謝和歌頌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等到世界上的人都不必羨慕誇讚別國的孩子的時候，世界的持久和平，便來到了！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五日
（原載1959年11月7日《光明日報》）
烏蘭托婭的話
“老師，我臉上的眼淚，不是疼痛的眼淚；我身上的汗水，也不是勞累的汗水！這是從激動和興奮的心裏流出來的淚和汗嗬！
“老師，我的腿已經不酸不疼了。阿伊古麗和次仁卓瑪已經替我揉搓了半天了。她們看見我的腳抬得更高了，都高興得不得了。她們剛走……
“您若是一定還要替我揉搓，那就趁這個時候，讓我對您講講我自己的故事吧！
“我生在青海海西州的格爾木縣，是一個牧場的蒙族幹部的女兒。父親是轉業軍人。母親也在牧場工作。他倆都被評為學習著作的積極分子。我在這樣一個美好的家庭裏長大，就像是碧綠草原上，在光天化日之下欣欣向榮的一棵小樹，知道的隻是快樂和幸福。我從我的雙目失明的祖母那裏，聽到過父親的苦難家史：什麽父親給青海軍閥馬步芳家當長工，拚死拚活地幹，還是吃不飽穿不暖呀；大叔叔被馬拖死，二叔叔餓死呀。老祖母說到這裏，總是涕淚交流。我想，老人們在一起，總愛談著悲慘的往事，然後又喜笑顏開地感謝、感謝，給了他們以幸福的生活。我想：事情過去了，雨過天晴了，還總提它做什麽呢？
“我十一歲的那年，媽媽帶我去看電影，那天的影片是《白毛女》。從電影院出來，我隻覺得媽媽拉著我的那雙手，冰涼、震顫！我驚奇地抬頭，看見媽媽的臉上掛滿了淚珠。回到家裏，她一語不發，輕輕地把門掩上，把我摟在身邊，顫聲地說：‘孩子，你看了漢族姑娘喜兒的悲慘故事吧？那就是媽媽小時候的經曆嗬！’說著她指著左手背上那一條很深的傷疤，說：‘你是在蜜水裏長大的，媽媽從來不對你講那些傷心的事情，今天，媽媽忍不住了！’這時，她哭了，我驚惶地上去緊緊地摟住她，又掏出手絹來，替她擦了眼淚。媽媽安靜了下來，就慢慢地對我述說了她的故事：她從小就沒有了父親，我姥姥帶著四個孩子，給牧主做工，根本沒法子過活，我姥姥就把大兒子送給人家當養子，大女兒賣給一個牧主當奴隸，我的那個小姨，在打仗的時候，失散了。最後隻剩下我姥姥和媽媽兩人，靠討飯過活。
不久，我姥姥連病帶餓也死去了，媽媽隻好一人獨自替牧主放羊……在一個大風雷的傍晚，媽媽好不容易從漫荒野地裏把幾百隻羊趕了回來，牧主數來數去，發現短了一隻，他一邊罵一邊用鞭子抽我媽媽，還從火塘裏抽出通紅的火鉗，朝媽媽頭上打來，媽媽用手一擋，隻聽得哧喇一聲，手上一大片皮肉被火鉗夾走了，鮮血順著手指一行一行地往下流！牧主還逼著媽媽在黑漫漫的風雪之夜，出去把那隻羊找回來。這夜，媽媽咬著牙，懷著滿腔的憤恨，直奔到昆侖山裏……媽媽想寧可凍死餓死、讓野獸咬死，再也不回到那人間的地獄裏去了。以後的三年中，媽媽就過著像影片上漢族姑娘喜兒那樣的悲慘生活，白天在山上奔走，夜晚在崖洞裏棲身。說到這裏，媽媽又哭了，說：‘喜兒比我幸運，她還可以拿娘娘廟裏的供品充饑，而我呢，吃的隻是野果和砸碎了的獸骨，披的是死獸身上剝下來的皮毛嗬！’就這樣直到青海解放那一年，我的那個送給人當養子的舅舅，才領著人民解放軍——其中也有我爸爸——從山洞裏把她帶了回來……這時，媽媽緊緊地摟著我說：‘孩子，咱們今天的幸福日子，都是黨和給的，你可千萬千萬不能忘記嗬！’
“去年我被送到北京中央民族學院藝術係學習了。離家前夕，我的爸爸媽媽又再三囑咐我，說：‘你能到北京身邊學習，是我們政治上的光榮，生活上的幸福。這是黨和給我們貧下中農子女上學的權利。你一定要聽的話，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我從小就喜歡舞蹈，在學校裏就參加了業餘文藝宣傳隊。到了學院，我就報上了藝術係的舞蹈專業。上課以後，我漸漸感到舞蹈的基本功訓練對我是十分吃力的。在一班十幾個同學中，我的年紀是比較大的。在練基本功時，先練的是拔腿下腰，同學們都能扶著杆子，把腿抬得高高的，而我卻怎麽也抬不高；同學們都能把身體向後彎成柔美的弓形，而我呢，一滴一滴的汗珠砸在地板上，身子還是彎不下去！老師說我的力量還不夠，規格還不好，還要在軟度上多下功夫。我從練功場出來，拖著酸痛的四肢，困頓地走回宿舍，越想越灰心。這正是人家說的，年紀大些了，骨頭硬了，學舞蹈不行了，我還是改專業吧！
“我就這樣有氣無力地、毫無信心地練著基本功。老師和同學都替我著急。我的朝鮮族金老師再三地同我說：‘你感到吃力，主要是你顧慮太多，思想不集中。你應當配合自己的思想鬥爭來解放你的外形！人的骨頭都是硬的，有誰的骨頭生來就是軟的呢？’我的維族同學阿伊古麗和藏族同學次仁卓瑪，都自願地和我結成互助組，幫助我練功。
“半個月以前，我們全班去看了舞劇《白毛女》。在觀劇的幾個小時之中，我感到了空前的情感上的激蕩！幾年前媽媽對我哭訴的往事，閃電般重現在我的眼前。那位扮演喜兒的演員，通過精湛健美的舞蹈藝術，以她的一仰首、一轉身、一舉足的文藝語言，深刻有力地表達出劇中人的痛苦與仇恨，快樂和幸福！我凝神地看著，先是悲憤得手足冰冷，繼而興奮得熱血沸騰！從劇場出來，我挺一挺腰，長籲了一口氣，偉大領袖對文藝工作者的莊嚴號召，在我的耳邊震響了起來：‘革命的文藝，應當根據實際生活創造出各種各樣的人物來，幫助群眾推動曆史的前進。’這時，我感到了身上擔子的分量！金老師不是說過嗎？我應當配合自己的思想鬥爭，來解放自己的外形。我一定要學好舞蹈藝術，用這有力的武器，來團結人民，教育人民，同心同德地同階級敵人作鬥爭，來保衛黨和為我們締造的社會主義紅色江山！
“我回到學院，就悄悄地一直走進練功場，在燈光下又練開了基本功。
“這半個月來，我進步得飛快，老師和同學們都驚奇歡喜得了不得！您看，我的腳抬得夠高了吧？我的腰下得夠低的吧？但是我一定還要勤學苦練下去！
“對，今晚上我不再練了，您放心走吧，謝謝您，老師，再見！”
（原載《天津文藝》1977年第6期）
漫談賞花和玩貓
我為什麽不說栽花和養貓？因為我從來沒有侍弄過花卉和小動物，這些都是我的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愛做的事，他們把我“慣”成一個“坐享其成”的剝削者！
先談賞花。
我的祖父愛花，一九一一年我見到他時，他侍弄的都是名貴的花。他中年時期，在福州道南祠設帳教學時，就寫過十首種花育人的詩，至今他親筆寫的這十首詩，還掛在我的臥室兼書房的牆上。我看見過他侍弄蘭花和蓮花。在我們福州老家小小的後花園裏，小徑的兩旁：一邊是十幾盆清淡的蘭花，一邊是十幾盆紅豔的蓮花。擺著蘭花盆的長凳腿下，還放著四個盛滿清水的碟子，阻止螞蟻順著凳腿爬上去吸吮花露。祖父剪蘭花的剪刀，也是竹子做的，為的是不傷花莖。他養出來的那些蓮花，還都是並蒂的，還有三蒂、四蒂的，我在別家的花園裏，還沒有看到過！
我父親栽花時，還是在工作最忙的時代，一九一一年以前。煙台也不比福州，天氣幹冷，因此他種的都是些一般的花，如菊花、江西臘、美人蕉之類，還有桃、李、杏、蘋果等果樹，隻要滿院子五彩繽紛，他就很滿意。到了北京，他雖也每日上班，但工作上是閑散多了，而他種的花也還是這些，甚至有秋海棠、野茉莉之類更為平常的花。
說到養小動物，父親癖愛犬、馬。在煙台時期，常常帶我騎馬。到了北京，不能養馬了，但我們家裏還不斷地有狗，哈巴狗、北京長毛狗都有。我的大弟弟還存有一個小本子，專記我們那十幾年養過的狗，名字、毛色、專長等等。我最記得的是一隻名叫“哈奇”的金黃色的哈巴狗，最機靈了，會逮耗子。它是我弟弟們的好朋友。我的弟弟們到北海劃船，它會鳧水跟在船後。弟弟們玩夠了，騎車回家，它就水淋淋地跟在車後飛跑。惹得一位站在門口看街的老太太，向我弟弟們叫：“學生，別讓您的狗跑了，看它跑的這一身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