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覺得這裏是歐化地住華化人！

適者生存的公例，

在辮子上成問題！”

這幾首便不能一看立刻承認它是詩。至於：

不解放的行為，

造就了自由的思想。

（這一首是《春水》裏的。為作這篇論文，又取出《繁星》和《春水》來，看了一遍，覺得裏麵格言式的句子太多，無聊的更是不少，可稱為詩的，幾乎沒有！）

卻是一看便不能承認它是詩！

從以上幾首的意思，綜合起來——為抄錄省事起見，因選些短的——或者可以說詩是偏於情感的；深入淺出的；言盡而意不盡，詩意常是仿佛要從句後湧溢出來的。反之，偏於理智判斷的；言盡而意索然，一覽無餘的；日記式、格言式的句子，隻可以叫做散文，不能叫做詩。

或有人說，前幾首是抽象的描寫、抒情的，後幾首則近乎具體的、敘事的，不過少用象征的字眼，仍不能不是詩。然而詩不止有意境，還有藝術，要有圖畫般逼真的描寫，音樂般和諧的聲調的，敘事之中，仍不失其最深的情感。朱自清的《星火》全篇敘事，而他用：

我的光榮嗬，

我若有光榮嗬！

……

我的悲哀——

雖然是天鵝絨樣的悲哀嗬！

便覺得異常生動。劉延陵的《水手》，末幾句：

但他卻想到了，石榴花開得鮮明的井旁，

那人兒正架竹子，

曬他的青布衣裳。

真是一幅圖畫嗬！一個鄉莊的少婦，浮在紙上了！

舊詩有聲韻，格律難做得上而容易做得像。新詩沒有聲韻格律容易做上而難得像。憑借愈少，自己的努力愈多。但人們以其容易做上，便肆無忌憚地做；近來小詩又流行開了，於是偶然有些可以獨立的短句子，都也錯雜拚上，都叫做詩，萬首的新詩，模仿的去其大半，非詩的又去其大半；真正能表現自己情緒，而又經過藝術的組織的，也就所餘無幾了！這般中空的，容易激起反動的進步，怎怪留心文學的人，不為新詩的將來，抱隱憂呢？我以為要補救這亂做的弊病，隻要在批評和創作這兩方麵注意。

有研究有見識的批評家，在今日是極其需要的。要他們在這春草般的新詩上，加以適當的培芟。我絕對不是說批評家可以幹涉人作詩的自由，或說他們的鑒別力一定是精確的。但是有一班人，以作新詩為時髦之一種，東抄西襲，不住地作，不住地發表，來擾亂詩界的空氣。又有一班真為表現自己情感而作的人，又苦於沒有藝術上的指導，隻得自己摸索前進，或致走入歧路。——我個人總不信批評能使作家受多大的打擊或興奮；但多少總可以使作家明了自己的作品，在別人方麵所生的影響。因此作家和批評家盡可兩不相識兩不相妨地靜悄悄地各做自己的工作。

再一說：批評能引起討論，各種不同的見地和眼光，更能予作家以莫大的輔助。——在此又引起攻擊和袒護問題。所以我主張作家和批評家盡可兩不相識。固然不相識能起誤解，而太相識又易徇情。不如麵生些，各盡忠於藝術，為藝術而作，為藝術而批評。沒有偏袒，也無意氣。

在創作一方麵：新詩出產，不求其多，隻求其少。不是說不做，是說少做。要情緒來尋紙筆，不要勞紙筆去尋情緒。寫的時候，要為“不得不寫”而寫，不要為“寫給人看”而寫。在詩的質上，要注重：修養感情，這修養不必限於道德問題；詩底目的，不僅是教訓，專為教訓的，不一定便是好詩。若說人格，則曹操梟雄，一般的也會作出：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為君故，沉吟至今！

委婉纏綿的句子來。不過詩歌是最表現作者的人格的，有的詩雖無教訓之名，而有教訓之實，那是因著作者的最高最濃摯的感情，在他不自覺中、無意中，感動了讀者，如：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

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讀之使人深思淚下！——總之，教訓也好，不教訓也好，感情總有修養的必要。詩思要醞釀在光明活潑的天性裏和“自然”有相通和人類有甚深的同情的交感。此外更宜以美術的鑒賞自娛樂，以陶冶感情，使之澄靜而優美。

在詩的形上要注重：

多看多讀，中外和古今的好的詩歌，都帶有最濃厚的時代的精神和特具的國民性，能予作者以極大的觀感。多看能比較了許多意境，多讀更能熟練了許多修辭。對於本國的特長要保守，對於外國特長要采取。至此我又想起些詩句：

他的心受了被夜風吹縐了以湖水與水麵上反映著的自己身上射出來的青白色的螢光的感動。

玫瑰花，紅的白的互相依傍著，他們與他們的鄰人們同發出優婉的清香，互相安慰著。

我們雖不能說因著修辭的不妥，或是句子太長，便失了詩的意味，但如有更好的句法我們是不應當拒絕的。這等句法太歐化了。“中國的新詩”，不應以神似譯品為止境。明了清楚，本是新詩的長處，我們要小心不要使它反成為空泛拖遝，成了它的短處。

一個朋友說：“新詩內容不是沒有好的，不過讀完不易記住，介字和形容字太多了。”這話十分的有意思。介字和形容字太多，和聲調很有關係。舊詩詞裏有些詞句，是可減卻許多介字，而並不難索解的。“中國的新詩”，在這一點上，不可不注意。

總而言之，我想新詩的將來，是上升不是下墜的，“好詩太少”，不足為病。三年曆史的新詩，確已有了相當的貢獻，將來更不能不趨向光明。隻要作詩的人慎重地做，批評的人忠實地引導批評。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日

（原載《燕大周刊》1923年第1期）

論文學複古

新文學運動的聲浪，到了今日，沉寂了許多；譯作的出品，到今日也少許多。正值近來坊間又發現了幾種“反新文學”的出版物，一班關心新文學的青年人，以為新潮已到了狂瀾將倒的時代，都為新文學的前途抱了無限的隱憂。

我要安慰青年人說：時代流水似的向前走了，民族思想絕不能石子似的停在中流。無論如何防阻，如何挽留，總不能使二十世紀的人物，仍去穴居野處，茹毛飲血。無論如何複古，也不能使二十世紀的中國青年人，仍去守那尊奉君王和一夫多妻的製度。新思想一日不能滅，新文學一日不消沉！

新舊文學的最大的分別，絕不在於形式上的語體和文言，乃在於文字中所包含的思想，某一時代特具的精神。人們既不能上下更易時代，便也絕不能來和時代的文學占奪位置。

拿起那些“反新文學”的出版物來看一看罷，它們果可算為新文學的勁敵嗎？我每每不解，以為似這般無聊的作品，何致使一班新文學的熱愛者，不惜奮其全力，天天對它們下攻擊！

論到思想一方麵：攤上流行的各種小雜誌，盡是些流氓口吻的滑稽文字和濫調的英雄兒女文章，無思想之足言，不必說了。就是稍大些的也是對於國內的文學，沒有提倡；對於國外的文學，沒有介紹。除了瑣談筆記以外，就是俗調濫套的小說，竟難有幾篇向上的、建設的文字。我推測著說一句，似乎其中的作者，不盡是明了文學的人，不盡是已有了“自己的人生哲學”的人。他們描寫宗教、法庭，以及社會主義，等等，都取同一的態度，意思模糊，不是極端攻擊，不是極端讚成，也更未有自己的建議和判斷。以文學為消遣的，為不足輕重的人，本來不推求這個，看完掩卷欠伸而起，自然也沒有什麽。而一班以文學為神聖，要它引導，要它提醒，要它來替他們解決各種問題的人，對於這般麻木不仁的文學作品，是絕不能滿意的。時代漸漸地旋轉過去，這種出版物的領土，當然是要漸漸縮小的，無可諱言！

論到藝術一方麵：他們很少在前人未走過的文學田地，開辟自己的新途徑。人物相似，背景相似，開端和收局也相似。是為作文字而作文字，不是自己有什麽不可遏抑的情感和問題，而作文字。對於西文學的研究，似乎也見限於坊間流行的言情或偵探小說，轉來轉去地沿襲模仿。看完意興索然，不留印象，似乎書中的人和讀者還隔著萬重煙霧。這樣感人不深，趣味又少，幾乎失了文學的效用。而且他們無條件地反對新文學，同時也拒絕了新式標點，一字一點，一句一圈，層層斬斷，神氣不完，未免是個缺點。

反新文學的作品，既是在思想藝術兩方麵，都難得立足的地位，為何它們又有了複興機會呢？至此我不得不向新文學家說：“是誰之過？”

新文學不能普遍地得國人的歡迎，固然是因為國人不了解新思想，但如果介紹得得法，中外人民的頭腦構造，原是一樣的，絕不至於瞠目結舌，像聽天書一般。無奈一班介紹者，太令讀者為難了，一知半解，漫無頭緒，佶屈聱牙地說下去，弄得人莫名其妙。不解就生厭煩，愈煩厭就愈不解。結果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同時國人又需要些文學的慰藉，就不得不返求於這些無聊的出版物了。

我以為“反新文學”作品的流行，是新文學進行中最可看的現象，是新文學家的當頭棒和興奮劑。如果一班讀者對於所謂新文學的作品，糊裏糊塗地領受了去，沒有一毫的反抗和懷疑，新文學就真是不幸了。因為他如何糊塗地接受了去，也要如何糊塗地傾吐了出來。像這般無根基的建築，新文學的前途，真是危險到不堪設想。而這種不自安，自尋活路的態度，卻可以見出國人對於新的物事，不能強以不了解無條件的盲從！這真可促一班新文學者的反省和奮鬥！

新文學者中不犯“反新文學”者的毛病的又有幾人？新文學的作品，又有幾篇是真建設、真向上、真有自己的哲學，不追逐時尚，拾人牙慧的？濫調的“資本家萬惡”“婦女解放”、“心弦”“愛人”等等的句子，和“憐我憐卿”“成仙成佛”不個性的作品，相去又幾何？隻滿紙的“嗬，麽，呀，的”和“！？：——”這種堆砌白話字眼，亂點新式標號的假新文學作品，不必反新文學者，一班新文學者，先須起而廓清掃滅！

我相信除了建設，沒有破壞。我們既認定：新思想是有介紹的必要的；時代的精神除了新文學，是無處寄托的；便當抖擻精神，折回原路，來尋找向上的建設的途徑！

第一我們要永遠拒絕：不明了原作，而以介紹為時髦的事，三天脫稿，四天出版的譯述。

第二我們要永遠拒絕：思想沒有係統，對於藝術沒有習練，對於物事沒有觀察，隨波逐流，西抄東襲的假新文學作品。

第三我們要創造中國的新文學。至此便牽連到文法問題，中外的文法，幾乎是絕不相同。介紹者圖省一點整理的手續，便文不加點地，和盤托將過來。因此語氣顛倒，文義拖遝，意思暗昧，此等例舉不勝舉！而且許多新文學不但譯文直得過火，連作品都是以外國人的口氣說中國話，令讀者很難了解他說的是什麽。托爾斯泰說：“假如不令大多數民眾了解，這藝術就是壞藝術，或者竟不是藝術。”這話雖然太偏，卻也有他的真理。意思好了，工具如不好，在作者一方麵真是心力枉費。文學既不是專為一班新文學者互相讀閱的，還請把民眾放在心上，用中國人的語氣來敘述描寫，來創造中國的新文學！

我素來不關心，而且不喜歡討論這些事，不過教員方麵既願意我來研究這個問題，我不得不將我的意見說一說。轉以為對於這些無聊的出版物，盡可置之不聞不問，太過注意，反動更大。——而且理論是無用的，強有力的後盾，還是真正的新文學作品，真正的新文學發揚光大起來，時代自會把它們驅走的。新文學家嗬！四麵重敵之中，突圍而出的，必不是搖旗呐喊的人，沉默的創作吧！

乘客呼喚著說：

“舵工！

小心霧裏的暗礁吧。”

舵工寧靜地微笑說：

“我知道那當行的水路，

這就夠了！”

——《春水》五九

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

（原載《燕大周刊》1923年第8期）

書給了我快樂和益處

我看到一九八二年“紅領巾讀書獎章”活動的消息，從心底為小讀者們感到幸福，你們真是生在好時代啊！

我小的時候（那是七十多年以前的事了），沒有進過小學。而且那時的小學裏也沒有少先隊的組織，更談不上什麽“讀書獎章”了，但是我的確從讀書上得到極大的快樂和益處，從書上得到的思想教育影響了我一生。

我從小是個獨遊無伴的孩子，我又住在山邊海角，白天還可以出去跑跑，晚上或刮風下雨的日子，我就隻好待在家裏了。感謝我的母親，她從我三歲起，就教我識字，她將這把打開“知識之宮”的鑰匙交給我，我的生活就變得無比豐富。

那時候還沒有專為兒童寫的書，我所能得到的，隻是大人書架上的那些小說。我看到的第一部書是《三國演義》。這部書引起了我對於中國曆史的興趣和對於古代英雄人物的向往。我接著又看《水滸傳》《精忠說嶽》和大人枕頭底下藏著的“”。那時正是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夕，我讀到鄒容寫的《革命軍》和孫中山先生發起的同盟會的刊物，如《天討》之類，都是抨擊清朝政府無能和警惕帝國主義國家瓜分中國的危險，等等。讀了使我悲憤激昂，使我從小就認為我們祖先傳給我們的大好河山，必須牢牢保住，而且要使它富強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