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夜，我們點起蠟燭燒起香，辦一桌很豐盛的酒菜來供祖宗，我們依次磕了頭，這兩次的供菜撤下來，就是我們的年夜飯了。
初一，我們一早就穿起新衣，對父母親和長輩磕頭拜年，也拿到了包著紅紙的壓歲錢，裏麵是鋥亮的一塊墨西哥“站人”銀元！
既不會演奏，又不敢放炮的我，這一天最關心的就是附近幾個村落“耍花會”的到來了。這些“花會”都是村裏人辦的，有跑旱船的，有扮“王大娘鋦大缸”的，扮女人的都是村裏的年輕人，擦粉描眉，很標致的！鑼鼓前導，後麵跟著許多小孩子，鬧鬧嚷嚷的。到了我家門口，自然會圍上一大圈人，他們就停下來演唱，唱詞很滑稽，四圍笑聲不斷。這時，我們趕緊拿出煙酒點心，來慰勞他們，這一個花會走了，那一個花會又來了。最先來的總是金鉤寨的花會。
到了一九一一年，我們回到福建福州去（那時已是中華民國時代了）和祖父、伯叔父母同住在一起。大家庭裏的過年是十分熱鬧的。從祭灶那天起，大家就都忙乎起來。最先是疊“元寶”，那是用金銀紙箔，疊成元寶的樣子，然後用繩子穿成一串一串的，準備在供神供祖的時候燒；然後就忙掃房，用很長的撣子將屋角的蛛網和塵土，都掃除幹淨，又擦亮一切銅器，如蠟台、香爐，以及櫃子箱子上的銅鎖等。大門上貼上新的鮮紅的春聯。祖父還用紅紙在書桌旁邊貼上“元旦開筆，新春大吉”等等的吉利話。這些當然都是大人們的事，我們小孩子隻準備穿新衣服、放花炮、拜年，拿壓歲錢。因為大家庭裏兄弟姐妹多，祖父的紅紙包裏，隻是一兩角的新銀幣，但因為長輩也多，加上各人外婆家給的壓歲錢，我們每人幾乎都得到好幾塊！
新年過後，元宵節又是一個。我們老家在福州市南後街，那條街從來就是燈市。燈節之前，就已是“花市燈如晝”了，燈月交輝，街上的人流徹夜不絕。福州的風俗，元宵節小孩子玩的燈，都是外婆家送的。福州方言，“燈”與“丁”同音。“添丁”是句吉利話，因此，外婆家送給我們姐弟四人的是五盞燈！我的弟弟們比我小得多，他們還不大會玩，我這時就占了便宜，我牆上掛的是“三英戰呂布”的走馬燈，一手提著一盞眼睛能動的金魚燈，一手拉著會在地上走的兔兒燈，覺得自己神氣得很。但最好玩的還是跟著哥哥姐姐們到大門口去看燈。有許多親友到我家街上來看燈的，我們都高興地點起用篾片編成的火把，把他們送走。
一九一三年，我們到了北京，又過起小家庭生活，過年供祖宗也不燒元寶了。給父母和長輩拜年也隻鞠躬，不好意思拿壓歲錢了。家裏沒有了大孩子，沒有人敲鑼打鼓。弟弟們隻會放些小炮仗，過年就顯得冷清多了。
家庭裏過年不熱鬧，而集體的節日慶祝，卻一年一年地擴大了，機關和學校裏都有新年團拜，大門口還張燈結彩，也有種種文娛節目。如今呢，過年慶祝活動，更是以集體為中心，真是普天同慶！以近兩年來的“地壇文化迎春廟會”為例，會上什麽都有，參加的人既飽了眼福、耳福，又飽了口福。去年到過迎春廟會的朋友，回來都十分興奮，我雖然因為行動不便，不能參加，但從報紙上的消息裏，我已經想象到了那歡騰熱鬧的盛況，精神上已經參加進去了。
（原載1986年2月9日《工人日報》）
童年雜憶
童年嗬！
是夢中的真，
是真中的夢，
是回憶時含淚的微笑。
——《繁星》
一九八○年的後半年，幾乎全在醫院中度過，靜獨時居多。這時，身體休息，思想反而繁忙，回憶的潮水，一層一層地卷來，又一層一層地退去，在退去的時候，平坦而光滑的沙灘上，就留下了許多海藻和貝殼和海潮的痕跡！
這些痕跡裏，最深刻而清晰的就是童年時代的往事。我覺得我的童年生活是快樂的、開朗的，首先是健康的。該得的愛，我都得到了，該愛的人，我也都愛了。我的母親、父親、祖父、舅舅、老師以及我周圍的人都幫助我的思想、感情往正常、健康裏成長。二十歲以後的我，不能說是沒有經過風吹雨打，但是我比較是沒有受過感情上摧殘的人，我就能夠禁受身外的一切。有了健康的感情，使我相信人類的前途是光明的，雖然在螺旋形上升的路上，是峰回路轉的，但我們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判斷，來克製外來的侵襲。
八十年裏我過著和三代人相處（雖然不是同居）的生活，感謝天，我們的健康空氣，並沒有被汙染。我希望這愛和健康的氣息，不但在我們一家中間，還在每一個家庭中延續下去。
話說遠了，收回來吧。
讀 書
我常想，假如我不識得字，這病中一百八十天的光陰，如何消磨得下去？
感謝我的母親，在我四五歲的時候，在我百無聊賴的時候，把文字這把鑰匙，勉強地塞在我手裏。到了我七歲的時候，獨遊無伴的環境，迫著我帶著這把鑰匙，打開了書庫的大門。
門內是多麽使我眼花繚亂的畫麵嗬！我一跨進這個門檻，我就出不來了！
我的文字工具，並不銳利，而我所看到的書，又多半是很難攻破的。但即使我讀到的對我是些不熟悉的東西，而“熟能生巧”，一個字形的反複呈現，這個字的意義，也會讓我猜到一半。
我記得我首先得到手的，是《三國演義》和《聊齋誌異》，這裏我隻談《聊齋誌異》。
《聊齋誌異》真是一本好書，每一段故事，多的幾千字，少的隻有幾百字。其中的人物，是人、是鬼、是狐，都有自己獨特的性格，每個“人”都從字上站起來了！看得我有時歡笑，有時流淚，母親說我看書看得瘋了。不幸的《聊齋誌異》，有一次因為我在澡房裏偷看，把洗澡水都涼透了，她氣得把書搶過去，撕去了一角，從此後我就反複看著這殘缺不完的故事，直到十幾年後我自己買到一部新書時，才把故事的情節拚全了。
此後無論是什麽書，我得到就翻開看。即或不是一本書，而是一張紙，哪怕是一張極小的紙，隻要上麵有字，我就都要看看。我記得當我八歲或九歲的時候，我要求我的老師教我作詩。他說作詩要先學對對子，我說我要試試看。他笑著給我寫了三個字，是“雞唱曉”，我幾乎不假思索地就對上個“鳥鳴春”，他大為喜悅詫異，以為我自己已經看過韓愈的《送孟東野序》。其實“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這四句話，我是在一張香煙畫的後麵看到的！
再大一點，我又看了兩部“傳奇”，如《再生緣》、《天雨花》等，都是女作家寫的，七字一句的有韻的故事，中間也夾些說白，書中的主要角色，又都是很有才幹的女孩子。如《再生緣》中的孟麗君，《天雨花》中的左儀貞。故事都很曲折，最後還是大團圓。以後我還看了一些類似的書，如《鳳雙飛》，看過就沒有印象了。
與此同時，我還看了許多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說部叢書”，其中就有英國名作家狄更斯的《塊肉餘生述》，也就是《大衛·考伯菲爾》，我很喜歡這本書！譯者林琴南老先生，也說他譯書的時候，被原作的情文所感動，而“笑啼間作”。我記得當我反複地讀這本書的時候，當可憐的大衛，從虐待他的店主那裏出走，去投奔他的姨婆，旅途中饑寒交迫的時候，我一邊流淚，一邊掰我手裏母親給我當點心吃的小麵包，一塊一塊地往嘴裏塞，以證明並體會我自己是幸福的！有時被母親看見了，就說：“你這孩子真奇怪，有書看，有東西吃，你還哭！”事情過去幾十年了，這一段奇怪的心理，我從來沒有對人說過！
我的另一個名字
我的另一個名字，是和我該愛而不能愛的人有關，這個人就是我的姑母。
我從來沒有見過我的姑母，隻從父親口裏聽到關於她的一切。她是父親的姐姐，父親四歲喪母，一切全由姐姐照料。我記得父親說過姑母出嫁的那一天，父親在地上打著滾哭，看來她似乎比我的父親大得多。
姑母嫁給馮家，我在一九一一年回福州去的時候，曾跟我的父親到三官堂馮家去看我的姑夫。姑姑生了三男二女，我的二表姐，乳名叫“阿三”的，長得非常的美。坐在鏡前梳頭，發長委地，一張笑臉紅撲撲的！父親替她做媒，同一位姓陳的海軍青年軍官——也是父親的學生——結了婚，她回娘家的時候，就來看我們。我們一大家的孩子都圍著她看，舍不得走開。
馮家也是一個大家庭，我記得他們堂兄弟姐妹很多，個個都會吹彈歌唱，牆上掛的都是些簫、笙、月琴、琵琶之類。父親常說他們家可以成立一個民樂團！
我生下來多病。姑母很愛我的父母，因此也極愛我。據說她出了許多求神許願的主意，比如說讓我拜在呂洞賓名下，作為寄女，並在他神座前替我抽了一個名字，叫“珠瑛”，我們還買了一條牛，在呂祖廟放生——其實也就是為道士耕田！每年在我生日那一天，還請道士到家來念經，叫做“過關”。這“關”一直要過到我十六歲，都是在我老家福州過的，我隻有在回福州那個時期才得“恭逢其盛”！一個或兩個道士一早就來，在廳堂用八仙桌搭起祭壇，圍上紅緞“桌裙”，點蠟、燒香、念經、上供，一直鬧到下午。然後立起一麵紙糊的城門似的“關”，讓我拉著我們這一大家的孩子，從“關門”裏走過，道士××口裏就唱著“××關過啦”“××關過啦”，我們哄笑著穿走了好幾次，然後把這紙門燒了，道士也就領了酒飯錢，收拾起道具，回去了。
呂祖廟在福州城內烏石山上——福州是山的城市，城內有三座山，烏石山、越王山（屏山）、於山。一九三六年冬我到歐洲七山之城的羅馬的時候，就想到福州！
呂祖廟是什麽樣子，我已忘得幹幹淨淨，但是烏石山上有兩大塊很光滑的大石頭，突兀地倚立在山上，十分奇特。福州人管這兩塊大石頭叫“桃瓣李片”，說出來就是一片桃子和一片李子倚立在一起，這兩塊石頭給我的印象很深。
和我的這個名字（珠瑛）有聯係的東西，我想起了許多，都是些迷信的事，像把我寄在呂祖名下和“過關”等等，我的父親和母親都不相信的，隻因不忍過拂我姑母的意見，反正這一切都在老家進行，並不麻煩他們自己，也就算了，“珠瑛”這個名字，我從來沒有用過，家裏人也從不這樣稱呼我。
在我開始寫短篇小說的時候，一時興起，曾想以此為筆名，後來終竟因為不喜歡這迷信的聯想，又覺得“珠瑛”這兩字太女孩子氣了，就沒有用它。
這名字給了我八十年了，我若是不想起、提起，時至今日就沒有人知道了。
父親的“野”孩子
當我連蹦帶跳地從屋外跑進來的時候，母親總是笑罵著說：“看你的臉都曬‘熟’了！一個女孩子這麽‘野’，大了怎麽辦？”跟在我後麵的父親就會笑著回答：“你的孩子，大了還會野嗎？”這時，母親臉上的笑，是無可奈何的笑，而父親臉上的笑，卻是得意的笑。
的確，我的“野”，是父親一手“慣”出來的，一手訓練出來的。因為我從小男裝，連穿耳都沒有穿過。記得我回福州的那一年，脫下男裝後，我的伯母、叔母都說“四妹（我在大家庭姐妹中排行第四）該紮耳朵眼，戴耳環了。”父親還是不同意，借口說：“你們看她左耳唇後麵，有一顆聰明痣。把這顆痣紮穿了，孩子就笨了。”我自己看不見我左耳唇後麵的小黑痣，但是我至終沒有紮上耳朵眼！
不但此也，連緊鞋父親也不讓穿，有時我穿的鞋稍為緊了一點，我就故意在父親麵前一瘸瘸地走，父親就埋怨母親說：“你又給她小鞋穿了！”母親也氣了，就把剪刀和紙裁的鞋樣推到父親麵前說：“你會做，就給她做，將來長出一對金剛腳，我也不管！”父親真的拿起剪刀和紙就要鉸個鞋樣，母親反而笑了，把剪刀奪了過去。
那時候，除了父親上軍營或軍校的辦公室以外，他一下班，我一放學，他就帶我出去，騎馬或是打槍。海軍學校有兩匹馬，一匹是白的老馬，一匹黃的小馬，是輪流下山上市去取文件或書信的。我們總在黃昏，把這兩匹馬牽來，騎著在海邊山上玩。父親總讓我騎那匹老實的白馬，自己騎那匹調皮的小黃馬，跟在後麵。記得有一次，我們騎馬穿過金鉤寨，走在寨裏的小街上時，忽然從一家門裏蹣跚地走出一個剛會走路的小娃娃，他一直闖到白馬的肚子底下，跟在後麵的父親，嚇得趕忙跳下馬來拖他。不料我座下的那匹白馬卻從從容容地橫著走向一邊，給孩子讓出路來。當父親把這孩子抱起交給他的驚惶追出的母親時，大家都鬆了一口氣，父親還過來抱著白馬的長臉，輕輕地拍了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