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於1940年
首相似乎不願意討論戰爭的目的，這讓許多人感到寬慰。我們是在為生存而戰。
就我個人而言，我並不覺得為生存而奮鬥這一想法有多令人羞恥。我們在做的並不是多麽不尋常的事，我們戰鬥僅僅是因為我們不希望被消滅或奴役。Le méchant animal,quand on l'attaque il se defend.（邪惡的動物，當被攻擊時，它會自衛。）道德是不會被牽扯進來的，如果我們愚蠢到屈服，那我們甚至沒有機會從錯誤中獲利。
如果我們為生存而戰，我們就不能聲稱自己比敵人更高尚。然而，當我們說我們為占有或繼續占有而鬥爭的那一刻，我們就把事態弄複雜了。如果我們魯莽地斷言我們擁有一些敵人所缺乏的品質，而這些品質應該得到保護，那麽我們所說的話是很難被證實的。因此，讓我們的目標盡可能簡單是有道理的。
沒有明確的理由表明，領導一個國家取得勝利的能力應該伴隨著討論戰爭目標的能力，我們不應該強迫首相做一些違背本性的事情。然而，丘吉爾首相羞於做的事情，讓我們這些直接責任較少的人去做，則是有益處的。我們可以檢查我們是否代表著某些有價值的東西，如果我們認為我們代表著有價值的東西，那我們會試圖找出它可能是什麽。當“民主”和“自由”這兩個詞出現在討論中時，我們可以試著去理解這些詞的含義。
為了澄清這一點，我要求大家接受這樣一條公理：即使我們比敵人強，也隻是比敵人強一點點而已。在戰後幾年，即使是這份謹慎的聲明也會顯得太自以為是。在我看來，假裝德國人和英國人在人性上有根本的不同是沒有用的，盡管我承認，這讓我有了一種責任去解釋兩國公認的行為差異。我確實認為，這種差異是可以解釋的，而不必假設存在絕對的根本差異。人們可能會說，兩國的某些行為是不同的，畢竟，重要的不就是行為嗎？這話雖沒錯，但有行為，也有完全行為。行為是一回事，而完全行為又是另一回事。完全行為包括曆史責任，它還要考慮到通過無意識地認同敵人來擴大基礎性的動機。完全行為還注意到個人從思想（也可能是侵略性或殘酷的想法）中獲得滿足的能力，以及當難以忍受、有可能成為意識的思想被付諸實踐時獲得解脫的能力。也就是說，一個群體的其他成員分擔了對這些想法的責任。
通俗地說，我們可能感覺良好，行為也良好，但我們需要一個衡量“好”的標準。衡量“好”時，唯一真正令人滿意的標準是“壞”，而完全行為就包括這種壞，即使壞的一方是我們的敵人。
目前，很顯然，我們處在一個幸運的位置上，因為我們的敵人說：“我是壞蛋，我打算做壞事。”這讓我們感覺“我們是好的”。即使我們的行為可以被說成是好的，也並不意味著我們能因此擺脫我們對德國的態度，事實上，這種自以為是會有實質性和直接的危險，因為敵人的聲明是誠實的，而我們的聲明是不誠實的。在我看來，這是他有能力從內部瓦解對手的原因之一。
我們很容易忘記這樣一個事實，即每次戰爭都有其價值，這價值觀反映在政治進程中。和平作為一種自然現象很難維持若幹年以上，而且我們有可能看到，當來自國外的威脅出現並給我們施加壓力時，國內政治結構也出現了內部緊張和壓力。（這並不意味著這場戰爭正如某些人所說是為了防止革命而策劃的。）
換句話說，人性，即社會結構的總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社會學家否認貪婪和侵略的力量，這對他而言沒有任何幫助。如果每個人要成為文明人，就必須在自己身上找到應對貪婪和侵略的力量。對於個人來說，最簡單的方法是，當那些令自己不愉快的部分出現在別人身上時，他才看到自己身上不愉快的部分。而困難的是讓他明白，世界上所有的貪婪、侵略和欺騙可能都是他自己的責任，即使事實並非如此。國家和個人也是如此。
如果我們願意接受教育，那麽過去幾十年發生的事件就足以讓我們受益匪淺。墨索裏尼推動我們的教育向前邁進了一步，他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就說，唯一正當的占有是以體力為後盾的占有。我們不必討論這在道德上是對還是錯。我們隻需注意，任何準備根據這一原則采取行動，甚至進行對話的人，都會因此迫使其他所有人按照同樣的原則行事。墨索裏尼暗示，英國、法國、荷蘭和比利時皆采取了錯誤的立場，聲稱其擁有領土權，就好像上帝如此命定一樣。爭議由此而起。有人認為，即使他的話隻是在虛張聲勢，是在迫使我們再次決定是否要為地位而戰，他也為我們做了一件好事。
如果我們接受這樣一種觀點，即本質上我們就像敵人一樣，那麽我們的任務就會被大大簡化。然後，我們就可以無所畏懼地審視自己的本性，審視自己的貪婪和自欺欺人的本領。除此之外，如果我們發現自己確實代表著一些對世界有價值的東西，那我們就能夠相應地看待這一點。
我們必須記住，如果我們發現自己正在用所擁有的權力去做好事，那麽這意味著我們的這種擁有可能會激起旁人的嫉妒之心。敵人嫉妒我們可能不僅僅是因為我們的財產，還因為我們的權力給了我們機會，讓我們能夠很好地治理和傳播好的原則，或者至少是控製可能導致混亂的力量。
換言之，如果我們承認貪婪在人類事務中的重要性，那我們將會發現比貪婪更多的東西，或者我們將發現貪婪其實是原始形式的愛。我們還將發現，獲得權力的衝動可能源於對混亂和失控的恐懼。
那麽，我們可以提出什麽樣的理由，來進一步為戰鬥（主要是為生命而戰）辯護呢？事實上，隻有一種方式可以支持“我們優於敵人”這種主張，並且不涉及對“更好”一詞含義的無休止的討論。如果我們能夠證明我們的目標是達到比我們的敵人更成熟的情感發展階段，那麽上述說法就可以被證實。例如，如果我們可以證明納粹分子的所作所為像青少年或青春期前的兒童，而我們則像成年人一樣行事，那事實就應該對我們更有利了。為了便於論證，我會說墨索裏尼主張的“為占有而戰”（如果是真實的，而不僅僅隻是口頭上說說而已）是相對成熟的，而“你肯定愛並信任領導者”的態度隻對不成熟和青春期前的男孩來說是正常的。根據這一點，墨索裏尼向我們發起了挑戰，讓我們像成年人一樣行事；而納粹分子則是作為青少年向我們發起了挑戰，他們無法理解我們，因為他們無法看到自身的不成熟。
也許我們的論斷是，納粹分子是自信的前青春期孩子，而我們正在努力成為成年人。我們正在努力感受自由，也試著獲得自由，並願意為之一戰但又不變成好鬥分子，從而成為對和平藝術感興趣的潛在戰士。如果我們是這樣宣稱的，那我們必須準備好捍衛這一主張，並理解我們所說的話的意思。
人們普遍認為，我們都熱愛自由，願意為自由而戰，為自由而犧牲。隻有少數人意識到這種假設是不真實的，是危險的，但在我看來，他們似乎並沒有理解他們所描述的內容。
事實似乎是，我們都喜歡自由的理念，欽佩那些感受到了自由的人，但與此同時，我們害怕自由，有時甚至傾向於被控製。理解這一點的困難在於，意識和無意識絕不是一致的。無意識的感覺和幻想使有意識的行為變得不合邏輯。此外，我們在興奮期喜歡什麽和我們在間歇期喜歡什麽之間，可能存在很大的差異。
對行使和享受自由的幹涉主要以兩種方式出現。第一，自由的享受隻適用於軀體興奮期。從自由中得到的軀體滿足寥寥無幾，更沒有強烈的滿足。然而，殘酷或奴役的觀念與軀體興奮和感官體驗有著臭名昭著的聯係，即使我們撇開實際的變態行為不談，也是如此。在變態行為中，這些東西被當作性體驗的替代品付諸行動。因此，愛好自由的人士必須定期感受到奴役和控製思想的**力。提及身體上的秘密樂趣和與之相伴的思想也許不太禮貌，但曆史記錄中的那些超乎尋常的對自由的背離，是無法用沉默和否認的陰謀來解釋的。
第二，自由的體驗令人疲憊。有時，自由的人會乘機卸下責任，並等待控製的到來。有一個關於現代學校的著名笑話，一個學生說：“拜托，我們今天一定要做我們想做的事嗎？”這個笑話暗示了一個敏感的答案，比如，“今天我會告訴你該做什麽，因為你是個孩子，還太小，不能對自己的想法和行為負全部責任”。但是如果是成年人問這個問題，那麽我們有時會說：“是的，先生，你必須這麽做。見鬼！這就是自由！”也許他願意努力行使他的自由，甚至享受它，隻要他能時不時地有一個假期。
在這裏，為了擁有自由，我們必須有一個衡量標準。除了與缺乏自由相比，我們如何才能意識到自由？對非裔黑人的奴役使我們對自己的自由產生了一種虛假的寬慰。奴隸製在我們的書籍、電影和歌曲中的一再出現，很大程度上是我們獲得自由感的一種方式。
除黑人奴隸製之外，我們的文明還沒有解決關於自由的其他問題——如果我們必須把解放奴隸包括在內的話。也許在這兩種完全行為一致的經曆中，德國比我們或美國參與得更少。如果是這樣的話，這將對德國人個體的管理和控製欲望產生很大的影響，使他們更需要在今天體驗到美國人在奴役黑人時表現出來的殘酷，並且仍然通過大解放運動表現出來。
自由會給個人的整體人格帶來壓力。自由的人不可避免地會產生遭受迫害的想法。除了他自己的貪得無厭外，他也沒有任何合乎邏輯的借口來為自己發泄憤怒或侵略性的情緒開脫。而且，他身邊也沒有人允許或禁止他去做他想做的事。換言之，沒有人把他從嚴苛的良知“暴政”中解救出來。難怪人們不僅害怕自由，而且害怕自由的觀念和給予自由。
被告知該做什麽會給一個人帶來極大的解脫，隻要他像崇拜英雄那樣崇拜掌權者就夠了。目前，我們讓丘吉爾先生和他的某些內閣成員以一種最荒謬的方式告訴我們該做什麽，這種方式隻能通過假設我們都徹底厭倦了自由，渴望一段時間的奴役來解釋。例如，在商業領域，政府製定了小型貿易商無法理解的各種規章製度。他們先是惱火，然後變得多疑，許多同類中的佼佼者漸漸因身心崩潰而被迫放棄。許多其他領域也是如此。毫無疑問，這是有一定價值的，因為它的殘忍和愚蠢，這是人類僅次於自由的第二重要的東西。通過將自由與和平、奴役與戰爭聯係起來，我們已經達到了一種幸福的狀態，然而，這取決於是否有人動動手指就能對我們發動戰爭。如果我們被刺激著每隔二十年或三十年進行一次鬥爭，我們似乎就能享受民主的實踐和自由的體驗了。
我們很少能遇到這樣一個人：他自由且感覺自己很自由，他可以對自己的行為和思想負責，而不使自己過度沮喪，也就是說，他不會在興奮中表現出抑製。抑製和放縱都是容易獲取的，而且二者都能通過廉價的交易被個體所獲得。這筆交易就是把自己的責任交給一個理想化的領導者或一個原則，然而這樣做會導致人格的缺乏。
自由是必須強加給那些有能力接受它的人的東西，需要一個先知來評估自由，並向人們展示它值得為之奮鬥和為之犧牲，一代又一代的人皆是如此。托爾普德爾蒙難者為他們自己那一代的（而不是所有時代的）工會主義者贏得了自由。對自由的熱愛本身不會帶來自由。事實上，被奴役之人喜歡自由的概念，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在獲得自由後也會熱愛自由。無論如何，至少在一開始嚐到自由的時候，他們都會被它麻痹，擔心自己會用它做什麽，這是眾所周知的。然後他們接受了它，這意味著他們或多或少地放棄了自由。
我們很難感到自由，同樣也很難給別人自由。戰爭不僅使我們暫時擺脫了隨自由而來的壓力，而且也為獨裁者提供了大權在握的機會。我們身邊隨處可見獨裁者，他們經常做一些驚人的事情，而這些事情永遠不會以議會的方式完成。當目標達成一致後，執行就隻是效率問題了。這些人會欣喜於戰爭的結束，並下放權力，迎接新的民主日的到來嗎？
我們被告知，這場戰爭是為了自由而發動的，我確實相信我們的一些領導人能夠實現這一崇高目標。我們正在放棄自由，其程度取決於丘吉爾先生的想法和他所認為的盡頭。讓我們期待當戰爭取得勝利時，會有人感到自由，並容忍他人的自由。
民主是對自由的行使，議會製政府試圖通過個人意願來實現自由，如果他們在投票中被擊敗，他們會容忍自己的意見被駁回。如果一個人得不到大多數人的支持，那他甘願事情無法按照預期發展，這是一項了不起的人類成就，但也涉及許多壓力和痛苦。隻有在允許對領導人的周期性不合邏輯的罷免感到滿意的情況下，這才可能實現。為了保持穩定，國王得以保全王位，而且是不合邏輯的永久保留。事實上，將元首分為國王和首相是民主的關鍵。美國基於這點授予了一個人一段時間內的權力。
在這個莊嚴的時刻，我很苦惱地發現，人們談論民主，就好像它意味著國家為人民服務，而不是人民為國家服務。當然，民主的本質是人民不僅要選舉領導人，而且也要罷免領導人，並為此承擔責任。盡管邏輯和推理很容易剝奪這些感覺的粗糙性，但感覺證明了這種改變是合理的。
我不愛你，費爾醫生，
我不能告訴你原因……
幸運的是，人的本性就是這樣，遲早會有一些理由證明，即使是最受喜愛和信任的酋長也應該被免職。但是，罷免政治家的主要動機是主觀的，並且是在無意識中被發現的。因此，如果政治家陷入困境，就會出現一係列現象，這些現象圍繞著未被表達的仇恨和未經認可的侵略性而出現。
近年來，對民主的一個巨大威脅來自政治家們希望自己能功成身退，或是因公殉職，而不是被議會趕下台。死亡是不夠的。他們說，一個優秀的下議院議員會用力出拳，並期待得到反擊。當丘吉爾通過議會程序（而不是由於我們對敵人發動進攻的恐懼！）成為張伯倫的繼任者，這對民主製度來說是一個多麽好的機會啊！如果張伯倫先生的罷免時間被推遲幾天，事情可能就是後者了。
在我看來，勞埃德·喬治（Lloyd George）在過去二十年中對政治的主要貢獻是他扮演了“被幹掉”的首領角色，而所有其他老人都試圖通過毫發無損地退休來避免“被幹掉”。勞埃德·喬治不得不維持“被幹掉”的狀態，而且有時他肯定覺得自己被浪費了，因為我們可以看到他對民主製度的促進作用，使其免受政客們對不合邏輯的罷免的恐懼所帶來的腐朽影響。
在最近的總統選舉中，“沒有第三任期”的呼聲也反映了同樣的情緒。羅斯福的連任實際上可能意味著美國民主製度的衰敗，因為他下次必須得退休了，因此至少八年內，任何一位總統都不能被不合邏輯地趕下台。其結果必然會導致戰爭、革命或獨裁傾向的加強。
納粹分子顯然很享受總是聽命於他人的狀態，他們無須對領袖的選擇負責，也無力推翻其統治，因為在這方麵，他們還處於青春期。我們可以聲稱，在民主的生活方式中，我們的目標是自由，如果我們的目標是成熟地分擔責任，特別是分擔不合邏輯的弑父行為的責任，我們通過將父親形象拆開而使弑父成為可能。但是，當其他人向我們指出我們未能實現這種自由時，我們也不必感到驚訝。我們隻能聲稱我們的目標就是這樣的，或者說作為一個國家，我們確實在戰爭之間的短暫休戰時期實現了這一目標。事實上，期待個人自由（那種自由的感覺）能在普通人身上實現，這種期待實在是過高了。在每個時代，隻有少數可貴的男性和女性能實現個人自由，但他們不一定有名。
當談到戰爭目標時，我們隻能確信一件事：我們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須願意去戰鬥。我們還聲稱，我們希望自己能比願意戰鬥更進一步，因為我們想踐行自由——它能夠賦予人類這種生物如此崇高的尊嚴。如果我們認為我們比敵人更能支持發展中的成熟階段，我們就有強烈的理由可以獲得全世界的同情，但我們不能因此而逃避戰爭，甚至應該在必要時犧牲自己的性命。
我們的首要目標是贏得戰爭。如果我們獲得了勝利，那我們將麵臨一項艱巨的任務，首先是重建我們自己的自由、我們的議會製度和民主的生活方式，包括不合邏輯地罷免政客的機製。這是我們戰爭的第二個目標。我們的第三個目標必須是尋找或準備好迎接敵國的成熟分子。我們希望，許多現在表現出叛逆青春期心態的德國人和意大利人能夠走向成熟——也就是說，我們可能希望他們中的許多人現在被引誘回到青春期或青春期前期，而不是被固定在從個人無法成熟與成熟之間的不成熟發展階段。因為隻有在德國人民成熟的情況下，我們才能有效地給予他們自由的觀念。
在我看來，關於贏得戰爭（這是第一次戰爭的目標），我還可以再多說一點。在眼下這場特殊的戰爭中，勝利意味著看透一切政治宣傳不過是虛勢。我們的工作當然是對我們用語言表達的一切進行物質上的考驗。正是出於這個原因，那些支持政治宣傳的人在我們心中引起的懷疑多於他們獲得的認同。作為戰爭機器的一部分，宣傳可能有一席之地，但在這場戰爭中，重要的是我們應該贏得軍事勝利，而不是道義上的勝利。
和平時期的最大希望是戰爭應在戰鬥停止時結束。即使獲勝的一方已經確立了軍事力量上的絕對優勢，被擊敗的一方也仍然不會屈居人下。敗北對靈魂來說並不比獲得戰爭的勝利更糟糕。
還可以表達得更清楚一點，那就是，如果德國獲勝，那它的勝利必須是靠戰鬥的優勢，而不是炫耀。如果我們獲勝，正如我們滿懷信心地所希望的那樣，這也必須歸功於軍事力量上的優勢。
然而，如果在毫無疑問地確立軍事霸權之前實現了人為的虛假和平，那麽關於戰爭罪行的舊麻煩將會重現，我們大家都向往的和平將會再次遭到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