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2月25日，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大廳舉行的全國心理健康協會年度會議上發表的題為“心理健康的代價”的演講
為了評估若是忽視精神分析研究結果所要付出的代價，我們必須首先探究精神分析研究的性質。這是否意味著科學將自己劃分為可接受的研究和與無意識有關的研究呢？一個主要的考慮因素是，通常，我們不能指望公眾會對無意識動機感興趣。
可以說，通往真理的道路有兩條：詩意的和科學的。研究發現與科學路徑有關。科學研究可能是富有想象力和創造性的工作，但它卻受製於有限的對象、實驗結果和預測。
詩意真理與科學真理之間的聯係當然在人身上，在你和我身上。我身體內的詩人會在瞬間得知全部真理，而我身體內的科學家則隻能探索真理的一個側麵。當科學家實現了眼前的目標時，馬上就會出現一個新的目標。
詩意的真理有一定的優勢。對於個人來說，詩意的真理提供了一種深層的滿足，在舊真理的新表達中，就有機會獲得新的創造性體驗。然而，使用詩意的真理是非常困難的。詩意的真理是一種感覺，我們對一個問題的感覺可能不盡相同。通過科學真理，在有限的目標中，我們希望使那些能夠使用自己的頭腦和能夠受到智力因素影響的人，在某些實踐領域能達成一致。在詩歌中，真實的東西會被清晰地顯現出來。為了規劃我們的生活，我們需要科學。但科學會對人性問題感到困惑，並且往往傾向於忽略整個人類。
我在電視上觀看溫斯頓·丘吉爾爵士國葬時想到了這一點。當我悠閑地坐著時，我卻感到筋疲力盡，令我不堪重負的是棺材的重量和那八個抬棺人給我們所有人帶來的巨大壓力。儀式的重擔落在了這些儀表得體的人的肩上。據傳其中一個抬棺人幾乎崩潰，傳言說那具以鉛鑲邊的棺材重達半噸，後來被減至250千克。
現在，我認識了一位發明家兼應用科學家，他有一個想法。他發明了一種很輕的棺材，並試圖將其投放市場。如果這個人谘詢了十幾位精神分析學家，他會發現他們之間有一種普遍共識，即抬棺人肩上的負擔其實是無意識的罪疚感，是悲傷的象征。一具輕便的棺材意味著對悲傷的否定，是一種輕浮。
誠然，任何有感情的人都可以對這一點做出詩意的反應。但現在考慮成立一個計劃委員會，由高級公務員為另一場國葬做準備。在高級智力加工領域，人們必須找到詩意真理的替代品，這被稱為科學探究。人們會將科學引入其中，第一個科學實驗將關注肩負沉重負擔的男性的血壓變化。一百個研究項目會躍入腦海。但是（這是個問題）若匯總這些研究項目，這些項目會把我們帶到無意識象征的概念和悲傷嗎？這就是精神分析所要為我們做的。我必須要問：精神分析研究該如何被使用？什麽調查可以被稱為精神分析研究？
（我想我必須忽略精神分析師們為彼此寫的所有東西。）
精神分析研究不能局限於適合物理科學研究的模式。每個分析員都在做研究，但研究並不是按照這樣的計劃進行的，因為分析員必須遵循正在接受分析的人不斷變化的需求和不斷成熟的目標。這一事實是永遠都無法回避的。患者的治療不能因研究需要而被扭曲，也不能重複進行觀察。最好的辦法是分析員回顧所發生的事情，將其與理論聯係起來，並相應地修改理論。
毫無疑問，研究項目是能夠被計劃的，我現在就可以給出一個計劃：一個合適的研究人員，具備人類成長理論的相關知識，可以帶著一筆費用和一個簡單的問題，正式拜訪10位分析師。我給出了一個非常簡單的具體例子。問題很可能是：在過去一個月裏，你一直在進行的分析材料中，“黑色”這個概念是如何形成的？
就這篇材料，可以寫一篇有價值的論文，論文將包括出現在患者夢中和兒童遊戲中的黑色概念，它將揭示這個概念所承載的無意識象征意義，以及各類人對黑色的無意識反應。第二個問題是：你的觀察結果是支持了當前的精神分析理論，還是反映了這些理論有被修正的需要？其中一個結果是，關於黑色在無意識中的意義，雖然我們已經知道了很多，但還有很多尚不明晰的地方有待進一步挖掘。
忽視這項如此容易完成的研究需要付出什麽代價？一個代價是白人對黑人的持續誤解，以及黑人對白人的持續誤解。每一位在工作中保持清醒的執業谘詢師都在進行係統化的觀察，但如果我們浪費了這些觀察，那麽代價會是什麽？
據觀察，精神分析研究與老鼠和狗、擴展的室內遊戲或統計評估幾乎沒有關係。精神分析研究的材料基本上是人——人的存在、感覺、行為、聯係和思考。
對我來說，分析研究是分析師的集體經驗。這隻需要智能組裝。我們每個人都做了大量細致入微的觀察，但我們的理解有很多都被白白浪費掉了。我們的工作確實與無意識動機有關，這切斷了我們與規劃者的聯係。為了找到公眾來閱讀他的發現，研究人類事務的科學家必須忽略無意識。
也許我們必須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即無意識動機並不是公眾會感興趣的事物，除非它以某種藝術形式具體化。接受這一點之後，我們便可以再次審視這個問題：我們付出了什麽代價？回答是，我們付出的代價就是維持現狀，淪為經濟、政治和命運的玩物。就我個人而言，我對此沒有任何怨言。
接下來，我隻列舉一些例子，說明社會對將無意識概念與科學探究相結合起來的負麵反應時，代價有多高昂。我在列舉這些例子時，並沒有想到它們會有什麽用處。我不需要在這裏證明精神分析是最好的治療方法。誠然，精神分析確實為精神分析學家提供了一種獨特的教育形式，甚至當一個案例作為治療程序失敗時也是如此。如果我在這篇文章中提出的簡單主題是對的，那麽當一個人希望被教導如何與健康或病態的個體打交道時，心理分析培訓和心理分析實踐就應該得到高度評價。
下麵來假設研究人員不是在詢問“黑色”，而是詢問戰爭、炸彈和人**炸。
戰爭。討論戰爭對個人或群體的無意識價值實際上是一種禁忌。然而，如果不考慮這一點，付出的代價肯定不亞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災難。
炸彈。可以研究熱核物理學及其在炸彈方麵的應用的無意識象征意義。關注邊緣病例（精神分裂症人格）的分析員掌握了這一領域的信息。在我看來，原子彈之於物理學，就如人格解體之於動力心理學。
人**炸。人**炸通常是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研究的，但我還有更多的話要說，這個主題不包括“性”一詞。當然，控製人口過剩的困難已經進入了日常精神分析的實踐領域。但是，正如我已經說過的，精神分析學家必須學會控製他所學到的東西，並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即沒有人想知道對人類情感的仔細審查和私人研究會揭示出什麽。
現在我會花點時間進入精神科醫生所涉獵的廣闊領域，盡管嚴格來說，我並不是一名精神科醫生。
成人精神病學
在某些為成年精神病患者服務的醫院和診所，精神科醫生在其現代人道主義態度中加入了一種嚐試，以應用精神分析的發現。其他醫院和診所對這種人道態度無可指摘，當數百甚至數千名患者擠在一個機構時，這種態度本身就很難做到。
在理解抑鬱現象方麵，有一項精神分析領域的重大貢獻正欲被應用於普遍的精神病學領域。其中一點（我隻選擇一個細節）可能是允許抑鬱的人抑鬱，並被他人照顧著生活一段時間，在這段時間內，他們可以通過心理治療，抑或不通過心理治療來解決自己的內部衝突。
人們有時渴望使用“避難所”這個古老的詞，如果它可以指的是某些類型的抑鬱症患者需要休息的地方的話。這裏的代價必須以“人類的浪費”和痛苦來衡量。一個實際的細節是，公眾應該接受自殺是一個悲傷的事件，而不是將其視為精神科醫生忽視的事情。自殺威脅是一種勒索，會使年輕的精神科醫生過度治療和保護他的抑鬱症患者，這幹擾了他對常見抑鬱症患者的人性化和人道主義管理。
正如你們今天從生物學的角度所看到的，一個更具爭議性的主題是對精神分裂症的研究，尤其是精神分裂症被許多人認為是一種疾病，是遺傳和生化功能紊亂的結果。這方麵的研究得到了充分的支持，但精神分析也有貢獻。由於診斷上的錯誤，精神分析學家曾被迫去研究精神分裂症患者，他們開始對那些將精神分裂症症狀帶給精神分析學家處理的人發表意見。在精神分析學家的這項工作中，精神分裂症表現為人格結構的紊亂。
有一位精神科醫生朋友的精神分析師無疑是幸運的，因為如果他有一個精神科醫生朋友，這位精神科醫生會接納並照顧他的一個處於崩潰階段的患者，這位精神科醫生會邀請精神分析師繼續主管該患者關於心理問題方麵的治療。由於精神病學家和精神分析學家之間的相互猜疑，許多精神分析研究被擱置。這一領域跨學科活動的價值與其說是從治療的角度來衡量，不如說是從精神分析師和精神病學家的教育角度來衡量。
總的來說，在精神分析領域內，人們傾向於認為精神分裂症源於早期嬰兒階段成熟過程的逆轉，而在嬰兒階段，絕對的依賴是一種事實。這將使精神分裂症進入普世的人類掙紮的領域，並將其排斥在特定的疾病過程之外。就事實而言，醫學界迫切需要這種理性認知，因為人類掙紮引起的疾病不應與繼發於退化過程的疾病相提並論。
我還不能提及我自己的研究主題——“兒童精神病學”，因為若要在此做一個簡明的陳述，那至少需要一本書的篇幅。
醫療實踐
醫學實踐領域和精神分析領域之間有著如此廣闊的互動領域，以至於我除了提及它，再也別無他法。醫生和精神分析師之間需要整合，患者分裂人格的兩個方麵也需要被整合，在這兩個方麵，心身障礙隱藏於精神障礙之下。如果管理患者的人意見不一致，那心身失調的患者如何實現整合？
在所有這些領域，現在都有專業組織試圖去彌合差距，並整合包括精神分析學家在內的各種研究工作者群體的研究結果，他們總是在笨拙地兜售無意識動機這一概念。
教育
在教育領域，不使用精神分析研究成果的代價可以用忽視幼兒園和初等教育來衡量，這一切都歸功於瑪格麗特·麥克米蘭（Margaret McMillan）、蘇珊·艾薩克斯（Susan Isaacs）等人所做的工作。它可以衡量為失去創造性學習的機會，而不是被教授知識，或者由於缺乏隔離情緒障礙型兒童，特別是那些不良環境下的兒童的設施而幹擾到正常兒童的教育。
具體來說：在伊頓公學或任何為家庭完整的正常兒童設計的學校的體罰，根本不能與在學校對貧困或反社會的男孩和女孩進行的體罰相提並論。然而，寫給《泰晤士報》的那些信件往往忽視了這一事實。但是，體罰的概念對兒童來說有著不同的無意識意義，這取決於他們是健康個體，還是病態個體。教師需要了解兒童保育的動態，就像他們需要被教導要教什麽一樣，老師們也需要接受教育診斷方麵的指導。
母嬰關係
我將簡單地提及母嬰和親子關係的領域，因為我已經寫了我對這個主題的精神分析貢獻。然而，我要提醒你們，精神分析往往表明心理健康的基礎不僅是遺傳的，也不僅是偶然事件。對孩子來說，心理健康的基礎是由母親悉心照料的嬰兒期，以及在一個正常運轉的家庭中度過的整個童年期所積極奠定的。
因此，精神分析研究在最大程度上為“足夠好的母親”提供了支持，使其能夠自然地、足夠好地照料自己的嬰兒。當父母的合作存在並繼續令人滿意地發揮作用時，精神分析研究會在最大程度上為其提供支持，並對家庭給予最大的支持，特別是在兩個發展節點：學步期和青春期。此外，它還為教師-家長互動提供了同樣的支持，這是潛伏期教育的最佳特點。
青春期
結合其他人在這一發展階段所做的工作，精神分析研究為青春期及其與青春期的關係的一般理論做出了貢獻。目前，全世界普遍存在這樣一個事實：青春期的少男少女還涉世未深。或許這個事實本身（至少部分）是源於精神分析研究所帶來的原則的積極成果。我個人是這麽認為的。
那些重視家庭、認為個人需要家庭環境的人，可以在精神分析研究中找到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有力的支持。心理分析表明，個人成長中的成熟過程需要一個促進環境，而這種促進環境本身就是一個高度複雜的事物，具有自身的發展特征。
家庭醫生
用一句話來概括家庭醫生的任務是一個誘人的話題。在衛生服務機構成立之時，對精神分析師進行調查，就會發現當時已有的關於社會上潛在的無限疑病的知識，以及醫生中相應的疑病焦慮，這也解釋了為何會有過度開處方這一現象。然而，由於規劃有其自身的無意識動機，因此期望在規劃時要求提供此類信息是不合理的。這裏的代價是高昂的。
此外，我們已經采集到一種信息，即公眾不喜歡醫生，並嫉妒他們，而每個公眾成員都熱愛並信任自己的醫生；或者反過來說，公眾將醫學職業理想化，但與此同時，個體成員無法為自己找到合適的醫生。對醫生的看法，公眾和個人的感受往往是對立的。醫生們也陷入了同樣的無意識動機的衝突中。他們中的佼佼者過於勞碌，無法站出來客觀地看待他們的問題。
反社會傾向的特例
也許社會對精神分析結果最積極的利用是在處理反社會行為問題上。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對反社會兒童的檢查會帶出一段剝奪曆史，以及兒童對特殊創傷的反應。這樣一來，研究反社會傾向的動力學阻力就小了，因為所發現的並不完全是無意識動機。在適當的情況下，兒童的實際剝奪體驗通常可以被醫師獲悉，而無須借助分析過程。社會很好地利用了鮑爾比和羅伯遜夫婦在分離方麵的研究成果，其中一個實際成果就是在一些兒童醫院建立了方便探視和住宿的製度。關於這項研究的進一步應用，可以說，在戰後幾年，寄養之所以迅速取代大型機構的一個原因是，寄養成本要低得多，因此，這種方式得到了最高級別的財政支持。
對已知的違法行為視而不見的代價是以對社會造成的損失來衡量的。但這裏有一個積極的特點：1948年的《兒童法案》。它是針對犯罪的預防醫學，也許是我正在研究的整個領域中最好的一件事。
紅利
我無意完全悲觀。正如弗洛伊德的理論已經滲透到了生活、文學和視覺藝術中一樣，動態心理學的許多原理也對嬰幼兒的照料、教育和宗教實踐產生了影響。無論在哪裏，分析師的研究都加強了一些人的力量，這些人從個人情感成長的角度思考問題，他們看待健康的視角是：一個人從依賴走向獨立是一段旅途。兒童在適當的時候（即在青春期之後而不是青春期）會逐漸去認同這個社會，以成年人的身份去承擔社會的維護和改變方麵的責任。
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總有一天會接受，精神分析的研究結果與其他現有趨勢一致，即一種不會侵犯個人尊嚴的社會概念。如果這個世界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能幸存下來，那麽人們將會發現，無意識動機這個不受歡迎的概念已經成為社會進化的一個基本元素，而精神分析研究將在拯救世界方麵發揮作用，因為若是沒有無意識動機的概念，世界必然難逃厄運。如果在厄運成為既定事實之前，無意識動機能夠被普遍接受和研究，那將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