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7月26日，在牛津新學院舉辦的主題為“初等教育的發展”托幼所協會會議上的講話
近年來，人們寫了大量以兒童和家庭為主題的文章，我們很難知道如何以一種普通的方式來為這個宏大的主題做出貢獻。我們一定會有這樣的感覺，一切都是老生常談，這個主題已經沒什麽新鮮東西可分享了。不過最近方針上的重點發生了改變，出現了一些新情況，重點被放在家庭而非個人層麵。人們有了某種改變社會工作模式的計劃——以家庭為對象，而孩子被視為家庭的一部分。
在我看來，這種改變不值一提，因為兒童一向是在與家庭的關係中或與家庭缺失的關係中被研究的。但無論如何，我們可以嚐試利用任何能增加新鮮感的東西。在我看來，在兒童治療中，的確缺乏重視。長期以來，精神分析學一直把獨生子女作為一種孤立現象來進行治療。這是無濟於事的。然而，在精神分析界有一種變化，這種變化是通過思想的發展過程來實現的。然而，最近方針上的變化並不是針對精神分析師的。它針對的是一般的社會工作，我要說的是，社會工作始終都將兒童放在其家庭中去考察。
在我看來，現在有一種危險，即過分強調從家庭和其他群體的角度來處理人類所遇到的困難，以此逃避對個人的研究，無論是嬰兒、兒童、青少年還是成年人。在每一個個案所涉及的工作中，社會工作者必須在某個地方或其他地方會見小組外的個人。這就是最大的困難所在，也是帶來變革的最大潛力所在。
因此，我以一個請求開始：請記住每個孩子，記住孩子的發展過程，孩子的痛苦，孩子對個體幫助的需要，孩子利用個體幫助的能力，同時也要記住家庭和各種學校團體以及所有其他導致我們稱之為社會團體的重要性。
在任何一個個案工作中，都必須決定誰才是本例中的患者。有時，雖然孩子被視為帶病之人，但造成並維持了這種困擾的卻是其他人，甚至可能是由社會因素導致的。這些都是特例，社會工作者也充分意識到了這一問題，但這不應讓他們忽視一個事實，即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當兒童出現症狀時，這些症狀表明了兒童處於痛苦之中，而最好的解決辦法是與兒童一起工作。
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在社會上存在的無數案例中尤其如此，但兒童指導診所並沒有這樣做，當然，這些診所往往會處理更不常見、更複雜的案例。換言之，如果你環顧一下你在家庭和社會環境中認識的孩子，你會看到大量的孩子需要的隻是些許的幫助，但他們永遠不會去診所。我的意思是，這些孩子可以得到最好的幫助，需要個人的關注。診所中的兒童並不能代表社會中所有需要幫助的兒童。我之所以滿懷信心地說這句話，是因為在座的聽眾都是老師，你們所教的大多數孩子都不是臨床病例。他們是普通的孩子，或是那些屬於你的社會群體的孩子。無論昨天、今天還是明天，幾乎每個孩子都需要在一些個人問題方麵得到幫助。在學校裏，你處理這些問題的方法通常是忽視這些問題，或通過嚴明的紀律，或通過教孩子一項技能，或是為創造性衝動提供機會。必須承認的是，總的來說，你的心理學觀點必須與社會工作者和兒童精神病醫生的觀點有所不同。
你們會明白一定存在這樣的重疊：一些孩子應該去診所，而一些診所的孩子應該在叔叔嬸嬸、學校老師，以及社會福利的各類幫助下解決困難。
群體與個人的關係
為了充分利用你們給予我的這次機會，我想在一些細節上提醒你們，家庭是一個群體，其結構與個體人格結構有關。家庭是第一個出現的群體，在所有群體中，家庭是最接近單元人格的群體。第一個分組隻是對單元結構的複製。當我們說家庭是第一個群體時，很自然地我們是在談論個人的成長，這是有道理的，因為單純的時間流逝與人類生活在強度上根本無法與這樣一個事實相比——在某個時間點上，每個人開始並通過一個成長過程，將一部分時間區域變得個人化。
孩子開始與母親分離，在母親被客觀看待之前，她可能被稱為主觀對象。孩子在使用母親作為主觀對象（即自我的一個方麵）和非自我的對象（因此不在全能控製範圍內）之間經曆了一個很大的顛簸。母親在使自己適應孩子的需要方麵發揮了最重要的作用，因此她模糊了我提到的這個可怕的顛簸，這就是我之前所說的滿足現實原則方麵的內容。母親的形象被複製了。
在一些文化中，人們會刻意阻止母親成為一個人，這樣孩子可以從一開始就免受損失帶來的衝擊。在我們的文化中，我們傾向於認為，當母親成為一個適應外界的人時，孩子經曆全部的衝擊是正常的，但我們必須承認，受害者是存在的。當這件事發生在一個母親身上時，會產生一種豐富的體驗，這是有利於它的主要論點。這一領域的人類學研究為研究人員提供了引人入勝的材料，以觀察由社會決定的早期有意地將母親的角色分割開的結果。
父親以兩種方式介入其中。在某種程度上，他是複製母親形象的人之一，在過去的50年裏，風向發生了變化，因此父親對他們的嬰兒來說，比幾十年前更真實地扮演著母親的角色。然而，它妨害了關於父親的另一件事，即他作為母親的一個方麵進入孩子的生活，那是強硬、嚴格、無情、不妥協、堅不可摧的，在有利的情況下，他會逐漸成為一個既讓人感到恐懼和憎恨，又令人愛和尊重的人。
一個群體就這樣發展起來了，我們必須看到這個群體是以兩種方式形成的。第一組隻是屬於兒童人格結構的延伸，這取決於成長過程。另一組取決於母親以及她對這個孩子的態度，依靠另外一個可能被作為母親角色的人，依靠母親對代理母親的態度，依靠當地的社會態度，還要依靠前文所述的父親角色的兩個方麵之間的平衡。當然，在任何情況下，父親可能缺席，或者可能非常引人注目，這些細節對我們碰巧談論的特定孩子的“家庭”一詞的含義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順便提一句，我知道有這樣一個孩子，她給她的過渡對象取名為“家庭”。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很早就認識到父母關係的匱乏。在一個早到令人驚異的時間，這個孩子就試圖通過她的洋娃娃家庭來彌補她所認識到的匱乏。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個發生這種情況的例子，三十年後的今天，這個人仍然無法接受父母之間的疏遠。
到目前為止，我希望能提醒大家，當我們簡單地談論一個孩子及其家庭時，我們往往忽略了這個孩子獲得家庭的微妙階段。並不僅僅是說有父親和母親，誕生新的孩子就成了一個家。父母和孩子，以及姨、叔叔和堂兄弟姐妹等組成的家會更豐富。這隻是一個觀察者的發言。一個家庭有五個孩子，就有五個家庭。即使不是精神分析學家，我們也能發現，這五個家庭不需要彼此相似，當然也不完全相同。
現實原則
既然我已經介紹了家庭的概念，以及主觀客體轉變為客觀感知的概念，那麽我想繼續談談這方麵的研究。就在這兩種關係之間，人類的發展發生了驚人的巨大變化。我個人試圖通過充分利用我們對過渡性客體和過渡性現象的觀察來做出貢獻。過渡性客體包括：當兒童正在度過這個客觀感知能力有限的階段時，他所利用的所有東西（過渡性客體）。其中，客體關係的主要經驗必須繼續與主觀客體有關。（順便提一下，這裏不可能使用“內部對象”這個詞。我們可以看到的對象是外部的，是主觀感知的，也就是說，它來自孩子的創作衝動和孩子的頭腦。當孩子有了內部世界，將外部感知的對象帶入並將其設置為內部圖像時，這是一個更複雜的情況。我們正在討論的是在這種描述有意義之前的一個階段。）
在這種描述中出現的一個困難是，當一個處於這個階段的小孩關聯到我所說的主觀客體時，毫無疑問，客觀感知同時也在起作用。換句話說，孩子不可能完全虛構出母親左耳的樣子。然而，在這個階段，我們必須說，孩子正在撥弄的母親的左耳是一個主觀對象。這個孩子伸出手來，創造了那隻特殊的耳朵，它碰巧就在那裏被發現了。這就像在劇院幕布被拉開時一樣令人激動。當幕布上升時，我們每個人都會創作出將要上演的戲劇，之後我們甚至可能會發現，我們每個人創作內容的重疊，為已經上演的戲劇的討論提供了素材。
如果不說明在這裏的某處存在一種具有欺騙性的因素，我將不知道該如何繼續深入這個話題。欺騙是個人發展與物體相關的能力所固有的。我正向你們分享這篇文章，你們是我創造出來的聽眾。但必須承認的是，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在某種程度上也考慮到了在場的聽眾，事實上他們現在就在這裏。我想，現在在座的觀眾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與我寫文章時想到的觀眾結合起來，但不能保證這兩類觀眾能夠相互聯係。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必須在我稱之為過渡的領域中發揮作用，在這個領域中，我假裝我的觀眾就是此刻的你們。
我有時會用“過渡現象”來指稱我正在討論的這個階段，它對每個孩子的發展都很重要。在“平均預期環境”中我們需要給孩子時間，以便孩子在獲得使用幻想的能力、召喚內心現實和夢想的能力，以及操縱玩具的能力時，會有人以極其敏感的方式幫助他們適應。在遊戲中，孩子進入了我所說的欺騙的中間區域，盡管我想明確的是，在欺騙這個特定的方麵，我們看到的是健康。孩子在自己和母親或父親之間占據了一個位置，無論是誰，在那裏發生的任何事情都象征著這兩個獨立事物的整合或不分離。這個概念真的很抽象，而且頗有哲思。這也可能會讓那些實際上已經從神跡概念中成長起來的人再次體驗宗教。
孩子在這裏需要一段時間，在這段時間內，穩定的人際關係可以被用來發展過渡現象和玩耍現象的中間區域，這個孩子創建了這一區域，從而使其可以享受從使用符號中獲得的一切，因為比起整合本身，整合的象征為人類體驗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
遠離和回歸
我要重申一點，在健康的發展中，孩子需要時間來充分利用這一階段，在這裏我要補充的是，孩子需要能夠在同一天甚至同一時刻體驗到與所有事物相關的各種客體。例如，你可能會看到一個小孩在享受與阿姨的關係，或者在享受與狗或蝴蝶的關係，而觀察者可能會看到，這個孩子不僅在進行客觀感知，也在享受發現所帶來的豐富體驗。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孩子已經準備好生活在一個被發現的世界中。在任何時候，孩子都會再次與嬰兒床、母親或熟悉的氣味融合，並且被再次安置在一個主觀環境內。我想說的是，孩子的家庭模式比其他任何東西都更能為孩子提供這些過去的痕跡，因此當孩子發現這個世界時，總存在有意義的回程。如果是孩子自己的家庭，那麽回程不會給任何人帶來壓力，因為這是家庭的本質，它始終以自己和家庭中的人為導向。
雖然這些觀點不需要說明，但我還是想從案例中挑一個事件來講一講。
一位女患者以患者經常使用的方式講述了一件事，以此來總結她童年所積累的創傷。用她自己的話來說，這表明了時間因素的重要性。“那時我大概2歲。全家人都在海灘上玩耍。我離開了母親，開始發現身邊五彩斑斕的事物。我接連找到了不少貝殼，簡直無窮無盡。突然，我感到害怕，現在我明白了，事情的起因是我對探索這個世界產生了興趣，以至於忘記了母親。正如我現在看到的一樣，這讓我想到母親已經把我忘記了。因此，我轉身跑回母親身邊，其實我離她的距離可能隻有幾米遠。母親把我抱起來，開始了一個重建我和她的關係的過程。當時的我對此渾然不知，因為我需要時間來感受一段關係被重新建立起來，並驅散那種恐慌感。可是母親突然就把我放下了。”
這位患者正在分析並重演這一幕，通過所做的分析工作，她可以補充說：“現在我知道發生了什麽。直到現在，我一直都在等待下一個階段的到來，因為如果母親沒有放下我，我會把我的雙臂摟在她的脖子上，然後大哭一場，那是喜悅和幸福的淚水。然而，事實上，我再也沒有找回我的母親。”
通過這個案例我們會理解，在講述這起事件時，這位患者指的是這類情形的一種模式，這種模式基於對類似情形的疊加的記憶。這個例子的意義在於，它展示了一種非常微妙的方式——當一切順利時，孩子對回程的信心就會被建立起來。理查德·丘奇（Richard Church）曾在其三卷自傳（特別是最後一卷）中提到過這個主題。
在觀察一個2歲的孩子時，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看到遠離和回歸的共存，這種遠離和回歸很重要，也會帶來一定的風險，一旦失敗，就會改變孩子的一生。家庭中的不同成員有不同的角色要扮演，孩子們會利用這種角色去擴展他們的體驗，以涵蓋遠離和回歸的質量的廣泛領域。
在這種情況下，孩子在學校和家裏的表現往往很不一樣。更常見的模式是，孩子在學校裏會因為發現新事物、感知到新現實而興奮，而在家裏，孩子則是保守、孤僻、依賴，甚至是近乎恐慌的，因為他被母親或其他親近的人事無巨細地保護著而免遭適應性的危機。反之亦然，如果孩子在學校對某個人或環境充滿信心，而在家裏卻變得易怒、缺乏信心和過於早熟，那麽這種情況可能就不太正常，因此更有可能遇到困難。當家庭中沒有孩子的位置時，就會發生這種情況。例如當第二個孩子成為三個孩子中的中間一個時，他或她在所有方麵都麵臨著喪失，直到有人注意到孩子的脾性發生了變化。而且即使是在一個良好的家庭環境下，孩子也已經成為一個被剝奪的孩子。
忠誠與不忠
我想就“家庭”這一主題，與“發展中的個人”這一主題做進一步的討論。在這一現象的諸多方麵中，我想談談兒童發育中固有的忠誠度衝突。
用最簡單的話來說，這個問題可以這樣表述：一個從母親身邊走到父親身邊，然後再走回去的孩子，與一個從未有過這種經曆的孩子之間有很大差別。
用更複雜的語言來描述，兒童在早期階段並不具備控製自我內部衝突的能力。這是我們對社會工作者的要求，當成年人從事社會工作，並且在一段時間內接納個案中固有的衝突時，我們知道這會給他們帶來多大的壓力。社會工作者更重視個案的這種接納，而不是與構成個案的群體中的個人有關的任何具體行動。
我們一定能想到這一點，不成熟的孩子需要一個不被期待忠誠的環境，在家庭中，我們有希望找到這種對疑似不忠的容忍，如果它不是簡單的成長過程的一部分的話。
孩子會轉向與父親之間的關係，並在此過程中發展出一種對母親的態度，這種態度源自他與父親的關係。結果呢？不僅可以從父親所在的位置客觀地去看待母親，而且孩子與父親之間也會發展出一種愛的關係，而其中會包括對母親的怨恨和懼怕。從這個位置回到母親身邊是危險的。然而，孩子終究會回到母親身邊，會在這種熟悉的環境裏，客觀地看待父親。這時，孩子的感情會包含著仇恨和恐懼。
這類事情在孩子的日常家庭生活中反複上演著。當然，這種體驗不一定隻存在於與父母的關係中；也可以是從母親到護士（或姨媽、祖母、大姐姐）那裏再回來的體驗。漸漸地，在家庭中，所有這些可能性都可以被滿足和體驗，慢慢地，孩子便可以接受與之相關的恐懼了。此外，孩子可以享受所有這些衝突帶來的興奮——隻要它們能夠被控製。在遊戲中，一個家庭的孩子引入了所有緊張和壓力，這些緊張和壓力都屬於這種不忠的實驗，甚至包括存在於環境中的成年人之間的緊張和嫉妒。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種從理論上描述家庭生活的好方法。也許孩子們對扮演父親和母親的巨大興趣來自對不忠體驗的漸進式擴大。
有時，當一個較晚出生的孩子來到一個家庭裏時，人們可以發現這些遊戲是多麽重要，他顯然不能利用哥哥姐姐的遊戲，因為這些遊戲已經演變成一種情結，這對哥哥姐姐來說是有曆史的。新生兒可能會以機械的方式參與進來，並感到被嚴重淘汰或消滅了。因為這種參與不是創造性的，新生兒需要重新開始，從最簡單的開始建立起交叉忠誠的情結。
當然，我知道屬於家庭遊戲的情感中有積極和本能欲望的特征，但讓人興奮的內容在很大程度上與交叉忠誠有關。這樣看來，家庭遊戲是對生活的完美準備。
我們會看到，學校可以輕鬆地為生活在家庭中的孩子提供巨大的幫助。對於大部分時間都在玩遊戲的小孩子來說，學校裏玩的遊戲並不基礎，很快他們就會玩發展技能的遊戲。然後就會出現團隊紀律的問題。所有這些都是一種簡化，有些人很喜歡這種簡化，有些人卻對其感到討厭。對於那些能夠忍受家庭遊戲的人，以及那些能夠忍受孩子們在家庭中玩耍這一事實的家庭來說，將學校給予的那種相對於家庭遊戲的簡單化視為一種困頓，這還為時過早。
相比之下，可以看出，獨生子或孤獨的孩子從早早地進入遊戲群體中獲得了一切，在那裏，至少在某種程度上，遊戲可以建立人際關係和交叉忠誠，這對孩子來說是創造性的。
這就是為什麽在孩子到底應該在多大年紀去上學的這個問題上，我們永遠無法有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在這些微妙的問題上，如果要提供一些好的建議，就必須在每一個新的案例裏對每一個方麵都進行重新審視，這意味著在任何一個社區都應該有各種規定。當有疑問時，孩子的家是可以獲得最豐富體驗的地方，但人們必須時刻留意孩子，因為某種原因，孩子可能需要每天在家外度過好幾個小時，才能在想象力的遊戲中發揮創造性。
小學教育屬於這樣一個領域：孩子們寧願分心，也不去解決生活中的複雜性，方式是學習、接受特定的忠誠、接受規則和標準，包括校服。有時，這些情況會一直持續到青春期，但當孩子們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時，無論從老師的角度來看有多麽方便，我們都不會高興。我們希望在每個孩子的青春期，都能重現在家庭遊戲中創造性地出現的所有實驗和交叉忠誠，隻是這一次，興奮不僅來自被喚起的恐懼，還來自新的、強烈的本能欲望體驗，這種體驗是隨青春期而來的。
當然，家庭對青春期的孩子來說有著巨大的價值，尤其是因為他們中的每一個人，即使在健康狀態下，也會在大多數時候感到極度恐懼，因為強烈的愛會自動產生強烈的仇恨。隻有在家庭框架得以持續的地方，青少年才可以扮演父親和母親，而這正是他們在2~5歲時在家裏進行的那些想象性遊戲的實質內容。
在我看來，家庭往往被認為是由父母維持的一種結構，是兒童能夠生活和成長的框架。它被視作一個孩子們發現愛和恨的感覺的地方，在那裏他們可以期待同情和寬容，也會去激怒別人。但我一直所說的與我的感覺有關，在孩子應對不忠這方麵，每個孩子在家庭功能中所起的作用有點被低估了。家庭引申了各種各樣的群體，這些群體變得越來越廣泛，直到有朝一日我們麵對的是當地社區和整個社會。
孩子們最終必須像成年人一樣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在這裏，每一種忠誠都涉及一種相反的性質，這種性質可能被稱為不忠。而在成長過程中有機會接觸到所有這些東西的孩子，才最有可能在這個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
最後，如果他選擇回歸，他就會發現這些我所說的不忠，是生活的一個基本特征，它們源於這樣一個事實：如果你想成為自己，那就是對一切不是自己的東西不忠。世界語言中最具攻擊性也是最危險的詞匯可以在“我是誰”這個聲明中找到。然而，我們必須承認的是，隻有那些達到了這一階段，並能夠做出這種聲明的人，才真正有資格成為社會的成年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