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地理學是一門包羅萬象的二級學科, 既是曆史學的專業, 也是地理學的組成部分。它的學科體係, 筆者歸納為理論與方法、曆史人文地理、曆史自然地理、曆史地理文獻、曆史地圖編繪五大部分[1], 據統計目前已有28個分支[2]。
追溯曆史地理學的淵源, 它脫胎於沿革地理。沿革地理專注於疆域、政區、水道等專題探索, 起源很早[3], 至宋代已形成一項獨立的研究[4],清代日臻完善, 民國以來逐漸形成了現代科學意義上的曆史地理學。盡管目前曆史地理學已經很發達了, 沿革地理部分仍很活躍。
就以傳統政區研究而言, 以往都側重於大的研究。這個“大”, 包括兩層意思: 一是時間上的整個朝代研究, 二是地域上的大尺度研究。不可否認, 政區沿革研究目前已經取得了很大進步。政區研究從朝代尺度轉換到年代尺度, 是周振鶴先生的貢獻[5]; 從全國研究走向區域研究雖然起步很早, 但往往與地方史難解難分, 而實際上從全國視野來觀察具體某某郡縣沿革的研究並不深入。所以, 盡管政區研究成果很多, 但與曆代地理總誌、正史地理誌、地方誌、輿地圖的豐富程度相比, 顯然遠遠未達到極限。有人認為, 既然政區研究領域如此成熟, 應該去加強、甚至開辟其它分支領域, 而不必留戀於舊有領域; 但筆者認為, 政區研究是一個在更高起點上有望取得更大成就的學術領域。
就目前而言, 政區研究仍然存在薄弱環節。大而言之, 有三: 一是古今結合不夠, 二是縣以下研究不足, 三是邊疆區域的政區研究薄弱。在此, 隻對前兩個現象略說一二。作為一種社會現象, 當今政區的因襲、變遷, 與曆史時期一脈相承, 學科劃分人為地割斷了作為一個整體的政區演變史: 研究古代政區屬於曆史學, 研究現代政區屬於地理學。曆史學是文科, 地理學是理科, 於是同一個研究對象分屬了文、理兩科, 顯然不合理。我們今天研究政區, 要進行古與今的無縫對接[6]。因此, 從政區沿革到政區地理, 還有漫長的道路。
再說縣以下政區。按照《憲法》規定的政區層級, 目前實行省、縣、鄉三級製。省級政區包括普通的省和直轄市、自治區、特別行政區,縣級政區包括普通的縣、自治縣、市和部分市轄區, 鄉級政區則主要是鄉、鎮。當代政區可以研究到鄉鎮, 甚至行政村; 但因史料的局限, 曆史政區研究成果絕大部分都是縣級及其以上的研究, 縣以下研究實屬鳳毛麟角, 盡管可能會有漢唐宋元明清京師或大都會附近的鄉裏複原研究,但此類研究永遠無法覆蓋整個國家。因此, 從經世致用的角度來看, 成為一個古為今用的瓶頸。
筆者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在複旦大學求學, 那時的曆史地理學學科以沿革地理見長; 後來, 又在華東師範大學中國行政區劃研究中心從事地理學博士後研究, 得以窺見政區研究古今結合之門徑。現代政區的研究, 領域非常寬廣, 不僅有對省市縣鄉的理論研究, 也有特定區域的政區規劃, 更有大量縣以下的研究。以理論而言, 改革開放以來的設市模式實踐, 有切塊設市、整縣改市兩種主要模式, 是否存在第三種模式?答案是肯定的。劉君德教授撰文認為, 可以進行縣下設市的嚐試[7]。
先哲有言: “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麵臨現實的困惑, 必然要追溯曆史上的源頭。那麽, 曆史上的縣轄政區, 又是何種情景?
十餘年前, 胡恒考入人民大學曆史係本科, 我給他們班大三時講授曆史地理學概論課。胡恒學習很用功, 善於思考問題, 經常提問, 與我探討, 體現出對曆史地理學的濃厚興趣, 後來讀研、讀博一直在我名下。曾記得還在他讀研時, 我去參加某兄的學位論文答辯, 論文指導教師是劉君德教授。該學兄的研究主題是當代縣以下政區研究, 論文非常出色;但少量涉及曆史時期情況往往語焉不詳, 主要原因是對曆史文獻的隔膜,對曆史場景的生疏。顯然, 要求非曆史學專業的學者一下子對曆史文獻了如指掌、引用駕輕就熟、研究熟能生巧, 恐怕是不可能的。事後, 劉君德教授跟我說, 人民大學能不能展開對曆史上的縣轄政區的研究? 當時, 我就一口承應了。
回北京之後, 與胡恒說起這件事, 他興趣很濃。因縣轄政區也是一個宏大命題, 曆史時期的研究也要分時段、分地域、分性質的研究。事有湊巧, 本世紀初啟動的國家清史纂修工程, 筆者有幸參加鄒逸麟教授主持的《清史·地理誌》工作, 承擔三省撰文。為了鍛煉學生的學術能力, 我安排三位研究生撰寫山西, 胡恒分工山西中部。筆者知道, 以往一些學者參加集體項目, 往往完工了事, 做完之後就不再去思考; 但胡恒並非那樣, 他一邊研究、一邊思考, 待山西文稿完成之時, 一些考證也完成了, 進而若幹篇論文的構思也在醞釀之中, 真是應驗了竺可楨先生“既出成果、也出人才” 的高見。於是, 碩士論文的選題在時段上選擇了有清一代, 專題上選擇了巡檢司, 地域則覆蓋全國。由於問題意識強烈, 提出問題又解決問題, 加上文獻功夫很在行, 當年被評為清史所優秀碩士學位論文。
對同一個學術領域的持續關注, 深入研究, 必然會有收獲。讀博期間, 胡恒又提出對“皇權不下縣” 命題的質疑。本來這是一篇課堂作業, 受到楊念群教授青睞, 刊發於《新史學》第5卷《清史研究的新境》。由此而一發不可收拾, 全麵、係統研究了清代縣轄政區, 在《史學月刊》、《中國曆史地理論叢》等刊物發表了幾篇有分量的論文, 於是寫成了博士學位論文。三年前的博士學位論文答辯, 一致獲得好評。
本書就是以博士論文為基礎而進一步探索的結晶。他以曆史地理學與相關學術領域緊密結合的視閾, 聚焦少有人涉足的清代“縣轄政區”專題, 大海撈針式地爬梳地理誌書、檔案、實錄、政書等史料, 對“縣轄政區” 做出精湛的實證分析, 質疑“皇權不下縣” 更是振聾發聵, 從而推出對清代基層社會治理全新的闡釋, 其論述不僅大大推進了該專題的學術進步, 而且翻新了學術界“行政區劃” 要素理論, 結論更具有強烈的現實借鑒意義。
更多的評議, 就不用筆者叨絮了, 留給讀者自己去評判。筆者要強調的是, 像胡恒這樣按部就班, 一步一個台階地讀書、研究, 基礎紮實又肯用功, 善於思考又勤於翻檢檔案的, 日後必有所成。
是為序。
華林甫
2015年5月
[1]拙著《中國曆史地理學·綜述》第一章, 濟南, 山東教育出版社, 2009。
[2]侯甬堅: 《曆史地理學的學科特性及其若幹研究動向述評》, 載《曆史地理學研究的新探索與新動向: 慶賀朱士光教授七十華秩暨榮休論文集》,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8。
[3]專指地理的“沿革”, 始見於《三輔黃圖》。說見史念海《班固對於曆史地理學的創建性貢獻》, 載《中國曆史地理論叢》1989年第3輯。
[4]侯仁之院士認為: 沿革地理“至宋代已形成一項獨立的研究, 代表性著作有王應麟的《通鑒地理通釋》”, 說見《中國大百科全書·地理學卷》第276 頁“曆史地理學” 條, 北京,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90。
[5]從周振鶴的《西漢政區地理》, 到他主編的多卷本《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周振鶴還著有《中華文化通誌·地方政治製度誌》、《中國地方政治製度史》兩書,普及讀物有《中國曆代行政區劃的變遷》、《體國經野之道》等。
[6]拙文《政區研究應該打破古、今界限》, 《江漢論壇》2005年第1期。
[7]劉君德: 《縣下轄市: 嚐試一種新的政區製度》, 《決策》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