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聖人，是專橫極了，他莫有說過的話，後人就不敢說，如果說出來，眾人就說他是異端，就要攻擊他。朱子發明了一種學說，不敢說是自己發明的，隻好把孔門的格物致知加一番解釋，說他的學說是孔子嫡傳，然後才有人信從。王陽明發明一種學說，也隻好把格物致知加一番新解釋，以附會己說，說朱子講錯了，他的學說，才是孔子嫡傳。本來朱王二人的學說，都可以獨樹一幟，無須依附孔子，無如處於孔子勢力範圍之內。不依附孔子，他們的學說，萬萬不能推行。他二人費盡心力去依附，當時的人，還說是偽學，受重大的攻擊，聖人專橫到了這個田地，怎麽能把真理研究得出來？
韓非子說得有個笑話：“郢人致書於燕相國，寫書的時候，天黑了，喊：‘舉燭。’寫書的人，就寫上舉燭二字，把書送去。燕相得書，想了許久，說道：‘舉燭是尚明，尚明是任用賢人的意思。’以此說進之燕王。燕王用他的話，國遂大治。雖是收了效，卻非原書本意。”所以韓非說：“先王有郢書，後世多燕說。”究竟格物致知四字作何解釋，恐怕隻有手著《大學》的人才明白，朱王二人中，至少有一人免不脫“郢書燕說”的批評。豈但格物致知四字，恐怕《十三經注疏》，《皇清經解》，宋元明清學案內麵許多妙論，也逃不脫“郢書燕說”的批評。
學術上的黑幕，與政治上的黑幕，是一樣的。聖人與君主，是一胎雙生的，處處狼狽相依。聖人不仰仗君主的威力，聖人就莫得那麽尊崇。君主不仰仗聖人的學說，君主也莫得那麽猖獗。於是君主把他的名號分給聖人。聖人就稱起王來了。聖人把他的名號分給君主，君主也稱起聖來了。君主鉗製人民的行動，聖人鉗製人民的思想。君主任便下一道命令，人民都要遵從；如果有人違背了，就算是大逆不道，為法律所不容。聖人任便發一種議論，學者都要信從；如果有人批駁了，就算是非聖無法，為清議所不容。中國的人民，受了數千年君主的摧殘壓迫，民意不能出現，無怪乎政治紊亂。中國的學者，受了數千年聖人的摧殘壓迫，思想不能獨立，無怪乎學術消沉。因為學說有差誤，政治才會黑暗，所以君主之命該革，聖人之命尤其該革。
我不敢說孔子的人格不高，也不敢說孔子的學說不好，我隻說除了孔子，也還有人格，也還有學說。孔子並莫有壓製我們，也未嚐禁止我們別創異說，無如後來的人，偏要抬出孔子，壓倒一切，使學者的思想不敢出孔子範圍之外。學者心坎上，被孔子盤踞久了，理應把他推開，思想才能獨立，宇宙真理才研究得出來。前時，有人把孔子推開了，同時達爾文諸人就闖進來，盤踞學者心坎上，天下的言論，又熱衷於達爾文諸人，成一個變形的孔子，執行聖人的任務。有人違反了他們的學說，又算是大逆不道，就要被報章雜誌罵個不休。如果達爾文諸人去了，又會有人出來執行聖人的任務。他的學說，也是不許人違反的。依我想，學術是天下公物，應該聽人批評，如果我說錯了，改從他人之說，於我也無傷，何必取軍閥態度，禁人批評。
凡事以平為本。君主對於人民不平等，故政治上生糾葛。聖人對於學者不平等，故學術上生糾葛。我主張把孔子降下來，與周秦諸子平列，我與閱者諸君一齊參加進去，與他們平坐一排，把達爾文諸人歡迎進來，分庭抗禮，發表意見，大家蹉商，不許孔子、達爾文諸人高踞我們之上，我們也不高踞孔子、達爾文諸人之上，人人思想獨立，才能把真理研究得出來。
我對於聖人既已懷疑，所以每讀古人之書，無在不疑。因定下讀書三訣，為自己用功步驟。茲附錄天下：
第一步，以古為敵：讀古人之書，就想此人是我的勁敵，有了他，就莫得我，非與他血戰一番不可。逐處尋他縫隙，一有縫隙，即便攻入；又代古人設法抗拒，愈戰愈烈，愈攻愈深。必要如此，讀書方能入理。
第二步，以古為友：我若讀書有見，即提出一種主張，與古人的主張對抗，把古人當如良友，互相切磋。如我的主張錯了，不妨改從古人；如古人主張錯了，就依著我的主張，向前研究。
第三步，以古為徒：著書的古人，學識膚淺的很多。如果我自信學力在那些古人之上，不妨把他們的書拿來評閱，當如評閱學生文字一般。說得對的，與他加幾個密圈；說得不對的，與他劃幾根杠子。世間俚語村言，含有妙趣的尚且不少，何況古人的書，自然有許多至理存乎其中。我評閱越多，智識自然越高，這就是普通所說的教學相長了。如遇一個古人，智識與我相等，我就把他請出來，以老友相待，如朱晦庵待蔡元定一般。如遇有智識在我上的，我又把他認為勁敵，尋他縫隙，看攻得進攻不進。
我雖然定下三步功夫，其實並莫有做到，自己很覺抱愧。我現在正做第一步功夫，想達第二步，還未達到。至於第三步，自量終身無達到之一日。譬如行路，雖然把路徑尋出，無奈路太長了，腳力有限，隻好努力前進，走一截算一截。
以上就是《我對聖人之懷疑》的原文。這原是我滿清未年的思想，民國十六年才整理出來，刊入《宗吾臆談》內。因為有了這種思想，才會發明厚黑學。此文同《厚黑學》，在我的思想上，算是破壞工作。自民國九年著《心理與力學》起，以後的文字，算是我的建設工作。而《心理與力學》一文，是我全部思想的中心點。
民國九年，我定出一條公例：“心理變化，循力學公例而行。”又繪出甲乙兩圖，以後一切議論，都以之為出發點。批評他人的學說，就以之為基礎，合得到這個方式的，我就說他對，合不到的，我就說他不對。這是我自己造出一把尺子，用以度量萬事萬物。我也自知不脫我見，但我開這間鋪子，是用的這把尺子，不能不向眾人聲明。
我們試就甲乙兩圖，來研究孟荀楊墨四家的學說：孟子講“差等之愛”，層層放大，是很合天然現象的，便他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與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一類話，總是從第二圈說起走，對於第一圈之我，則渾而不言。楊子主張為我，算是把中心點尋出了，他卻專在第一圈之我字上用功，第二以下各圈，置之不論。墨子摩頂放踵，是拋棄了第一圈之我，他主張“愛無差等”，是不分大圈小圈，統畫一極大之圈了事。楊子有了小圈，就不管大圈；墨子有了大圈，就不管小圈。他兩家都不知：天然現象，是大圈小圈層層包裹的。孟荀二人，把層層包裹的現象看見了，但孟子說是層層放大，荀子說是層層縮小，就不免流於一偏了。我們取楊子的我字，作為中心點，在外麵加一個差等之愛，就與天然現象相合了。孟言性善，荀言性惡，楊子為我，墨子兼愛，我們隻用“擴其為我之心”一語，就可將四家學說折衷為一。
孟子言“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怵惕是自己畏死，惻隱是憫人之死。孟子知道人之天性，能因自己畏死，就會憫人之死，怵惕自然會擴大為惻隱，因教人再擴大之，推至於四海。道理本是對的，隻因少說了一句：“惻隱是從怵惕擴充出來”，又未把“我與孺子同時將入井，此心作何狀態”提出來討論，以致生出宋明諸儒的誤會，以為人之天性一發出來，就是惻隱，忘卻惻隱之上還有怵惕二字。一部宋元明清學案，總是盡力發揮惻隱二字，把怵惕二字置之不理，就流弊百出了。
怵惕是利己心之表現，惻隱是利人心之表現。怵惕擴大即為惻隱，利己擴大即為利人。荀子知人有利己心，故倡性惡說；孟子知人有利人心，故倡性善說。我們可以說：荀子的學說，以怵惕為出發點；孟子的學說，以惻隱為出發點，譬如竹子，怵惕是第一節，惻隱是第二節。孟子的學說，叫人把利人心擴充出來，即是從第二節生枝發葉。荀子的學說，主張把利己心加以製裁，是怕他在第一節就生枝發葉橫起長，以致生不出第二節。兩家都是勉人為善，各有見地，宋儒揚孟而抑荀，未免不對。我解釋厚黑經，曾經“漢高祖之分杯羹，唐太宗之殺建成、元吉，是充其本然之厚黑。”這即是竹子在第一節，就生枝發葉橫起長。
王陽明傳習錄說：“孟子從源頭上說來，荀子從流弊說來。”荀子所說，是否流弊，姑不深論，怵惕之上，有無源頭，我們也不必深求，惟孟子所講之惻隱，則確非源頭。怵惕是惻隱之源，惻隱是怵惕之流。陽明所下流源二字，未免顛倒了。
孟子的學說，雖不以怵惕為出發點，但人有為我之天性，他是看清了的，怵惕二字，是明明白白提出了的。他對齊宣王說：“王如好貨，與民同之。”又說：“王如好色，與民同之。”知道自己有一個我，同時又顧及他人之我，這本是孟子學說最精粹處。無奈後儒乃以為孟子這類話，是對時君而言，叫人把好貨好色之根搜除盡淨，別求所謂危微精一者，真是舍了康莊大道不走，反去攀援絕壁，另尋飛空鳥道來走。
孟子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說：“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吾字其字，俱是我字的代名詞。孟子講學，不脫我字；宋儒講學，舍去我字。所以孟子的話，極近人情；宋儒的話，不近人情。例如程子說：“婦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是舍去了我字。韓昌黎裏操說：“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程子很為歎賞，這也是舍去了我字。其原因就由宋儒讀孺子將入井章，未能徹底研究，其弊流於自己已經身井在中，宋儒還怪他不救孺子。諸君試取宋儒語錄及胡致堂著的《讀史管見》讀之，處處可見。
孟子的學說，不脫我字，所以敢於說：“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敢於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敢於說：“君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宋儒的學說，舍去我字，不得不說：“臣罪當誅，天王聖明。”
宋儒創出“去人欲存天理”之說，天理隱貼惻隱二字，把他存起，自是很好，惟人欲二字，界說不清。其流弊至於把怵惕認為人欲，想盡法子去鏟除，甚至有身蹈危階，練習不動心，這即是鏟除怵惕的工作。於是“去人欲，存天理”變成了“去怵惕，存惻隱”。試思：怵惕為惻隱的來源，把怵惕去了，怎樣會有惻隱？何以故呢？孺子為我身之放大形。惻隱為怵惕之放大形，我者圓心也，圓心既無，圓形安有？怵惕既無，惻隱安有？宋儒呂希哲目睹轎夫墜水淹死，安坐轎中，漠然不動。張魏公苻離之敗，死人三十萬，他終夜鼾聲如雷，其子南軒，還誇其父心學很精。宋儒自稱上承孟子之學，孟子曰：“今有同室之人鬥者救之，雖被發纓冠而救之可也。”呂希哲的轎夫，張魏公的部下，當然要算同室之人，像他們這樣漠不動心，未免顯違孟氏家法。大凡去了怵惕的人，就會流於殘忍，殺人不眨眼的惡匪，身臨刑場，往往談笑自若，就是明證。
我們研究古今人之學說，首先要研究他對於人性之觀察，因為他對於人性是這樣的觀察，所以他的學說，才有這樣的主張。把他學說的出發點尋出了，才能批評他的學說之得失。
小孩與母親發生關係，共有三個場所：（1）一個小孩，一個母親，一個外人，同在一處，小孩對乎母親格外親愛。這個時候，可以說小孩愛親；（2）一個小孩，一個母親，同在一處，小孩對乎母親依戀不舍。這個時候，可以說小孩愛親；（3）一個小孩，一個母親，同在一處，發生了利害衝突，例如：有一塊糕餅，母親吃了，小孩就莫得吃，母親放在口中，小孩就伸手取來，放在自己口中。這時候，斷不能說小孩愛親。
孟子看見前兩種現象，忘了第三種，故創性善說。荀子看見第三種現象忘了前兩種，故創性惡說。宋儒卻把三種現象同時看見，但不知這三種現象原是一貫的，乃造出氣質之性的說法，隱指第三種現象；又用義理之性四字，以求合於孟子的性善說。人的性隻有一個，宋儒又要顧孟子，又要顧事實，無端把人性分而為二，越講得精微，越不清。
孟子創性善說，以為凡人都有為善的天性，主張把善念擴充之以達於天下。荀子創性惡說，以為凡人都有為惡的天性，主張設法製裁，使不至為害人類。譬諸治水，孟子說水性向下，主張疏瀹，使之向下流去。孟子喜言時，詩者宣導人之意誌，此疏瀹之說也。荀子說水會旁溢，主張築堤，免得漂沒人畜。荀子喜言禮，禮者約束人之行止，此築堤之說也。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治水者疏瀹與築堤二者並用。我們如奉告子之說，則知孟荀二家的學說可以同時並用。
蘇東坡作《荀卿論》，以為：荀卿是儒家，何以他的門下會有李斯，很為詫異，其實不足怪。荀卿以為人之性惡，當用禮以製裁之。其門人韓非，以為禮之製裁力弱，不若法律之製裁力大，於是改而為刑名之學，主張嚴刑峻法，以製止軌外的行動。李斯與韓非同門，故其政見相同。我們提出性惡二字，即知荀卿之學變而為李斯，原是一貫的事。所以說：要批評他人的政見，當先考察他對於人性之觀察。蘇東坡不懂這個道理，所以他全集中論時事，論古人，俱有卓見，獨於這篇文字，未免說外行話。
學問是進化的，小孩對於母親有三種現象，孟子隻看見前兩種，故倡善性說；荀子生在孟子之後，看見第三種，故倡性惡說；宋儒生在更後，看得更清楚，看見小孩搶奪母親口中糕餅的現象，故倡物欲說。這物欲二字，是從《禮記》上“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兩句話生出來的。物者何？母親口中糕餅是也。感於物而動，即是看見糕餅，即伸手去搶也。宋儒把三種現象同時看見，真算特識。所以朱子注孟子，敢於說：“以事理考之，程子較孟子為密。”其原因就是程子於性字之外，發明了一個氣字，說道“論性不論氣不備。”問：“小孩何以會搶母親口中糕餅？”曰：“氣為之也，氣質之性為之也。”宋儒雖把三種現象同時看見，惜乎不能貫通為一。把小孩愛親敬兄認為天理，搶奪母親口中糕餅認為人欲，把一貫之事剖分為二，此不能不待厚黑先生出而說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