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水族英雄
——鄧恩銘
卅一年華轉瞬間，
壯誌未酬奈何天。
不惜唯我身先死，
後繼頻頻慰九泉。
——鄧恩銘《訣別》
鄧恩銘（1901～1931），字仲堯，貴州荔波人，水族。中共一大代表，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1928年12月，鄧恩銘在濟南被捕，1931年4月5日，被國民黨當局殘酷地殺害。
正義的種子
1901年，鄧恩銘出於貴州省荔波縣水堡寨的一戶人家裏。鄧恩銘出生前，家中共有七口人，兩畝田，為維持生計，又租種六畝地，才得以糊口。鄧恩銘的降生讓家中喜憂參半。
生於這個樸實農民家庭的鄧恩銘，從小在心中就埋下一顆正義的種子。為補貼家用，奶奶帶著恩銘要走很遠的山路，到集市上賣水賣飯。這一路上，小恩銘很勤快，幫了奶奶不少忙，奶奶便給他講水族英雄的故事，鄧恩銘聽得十分入神，他憧憬著自己長大以後也能成為一名除暴安良的英雄。
貧苦的生活經曆，讓鄧恩銘的父親嚐盡辛酸，他不想讓孩子再重複這樣的生活。俗話說：“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鄧恩銘的父親心中同樣也認這個理兒。於是在鄧恩銘4歲時，父親就請老師給他“啟蒙”。幾年以後，鄧恩銘被送往城裏，就讀於“荔泉書院”，一所六年製小學。他在校品學兼優，成績總是名列前茅，老師高梓仲對他的評價很高。
1915年，當袁世凱為複辟帝製而與日本帝國主義簽訂賣國的《二十一條》時，全國人民憤怒了。鄧恩銘在老師的帶領下，也積極走上街頭向群眾演講，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與袁世凱的賣國罪行，發動群眾抵製日貨。在一次演講中，鄧恩銘激動地說：“抵製日貨要全國一致，上下一心，希望那些當官的和財主們首先拿出愛國行動來，在你們的餐桌上、宴席上取消海參、海帶（當叫主要是從日本進口）。”這是鄧恩銘第—次參加的革命鬥爭活動，在他少年的心靈裏埋下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種子。
世界風雲的變化，對好學善思的鄧恩銘產生了巨大的衝擊。他經常思索：為什麽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怎樣才能使社會安寧、人民安居樂業呢？他在教科書裏找不到答案，老師的回答也不能令他滿意。因此，他心裏釀成一個心願——到外地去求學，求真理……
早些時候，因為鄧家生活困苦，便把鄧恩銘的二叔過繼給一戶姓黃的人家，改名黃澤沛。昔日的二叔，已變成一個小官員，在山東濟南儀陽縣工作。鄧恩銘的小學快念完了，他想出山謀學，長見識，便誠懇地給二叔寫了一封求學信。二叔看侄子求學心切，便應允了。鄧恩銘幾經輾轉，終於抵達山東濟南。鄧恩銘心知求學的機會來之不易，常熬夜看書，每看到瞌睡的時候，就會告誡自己“學業不成誓不還”。
一腔愛國情
1918年，鄧恩銘考入濟南第一中學。家人十分為他高興，二叔格外疼愛這個天資聰慧、勤奮上進的侄子，不花費400元，為他買下一套《四庫全書》，叮囑他要刻苦攻讀，將來能大展才華，光宗耀祖。鄧恩銘為了集中精力學好功課和鍛煉獨立的生活能力，他向二叔請求搬到學校寄宿，專心致誌地投入緊張的學習之中。
在第一中學讀書期間，鄧恩銘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閱讀《新青年》《新潮》和《北京大學日刊》等進步讀物，青年學生熱烈追求真理的情緒深深地感染了他。他越來越關注中國的命運和前途。中國向何處去？自己向何處去？成為他苦苦思索、深深疑慮的課題。
就在鄧恩銘初步接受新思想，尋找救國救民的道路的時候，偉大的五四愛國運動爆發了。中國的熱血青年，憤憤不平地在街上喊著“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口號。即使反動派極力壓製，不讓消息泄露出去，也沒有逃過鄧恩銘等愛國青年的耳朵。最後，大家相互轉告：中華民族要奮起！救國救民，必須學習北京青年！
在五四運動中，濟南和全國一樣，風起雲湧，學潮鼎沸，鄧思銘的愛國熱情更加高昂。站在學生運動最前列的鄧思銘，高舉反帝反封建的大旗，真正發揮了學生領袖的作用。他組織學生參加罷課運動，和濟南人民一起發出“我們的領土，如果有一尺—寸的損失，都是我們的奇恥”的呼聲；他在山東各界代表召開的以學界為主的國恥紀念大會上登台演講，號召各界同胞抵製日貨，得到社會各界一致響應；他率領學生積極參加罷課，動員商人積極參加罷市，組織學生和各界群眾請願隊伍，向山東督軍和省長請願，迫使他們答應向北京政府表達山東各界提出的收回主權、嚴懲國賊等要求；鄧恩銘被選為學生代表，去北京大學、南開大學等學校參觀交流，結識了不少國內早期的共產主義思想傳播者。
活動中鄧恩銘與山東省立第一師範學生王盡美結為摯友。1919年11月21日，五十名青年聚集開會，鄧恩銘也在其中，成立了進步社團“勵新學會”，鄧恩銘被選為學會的領導成員。隨後，鄧恩銘積極發行《新青年》雜誌，出版了《勵新》半月刊。大量刊載有關山東教育和婦女解放等問題的文章，刊載宣傳社會主義、鼓動進行社會革命的文章，研究宣傳新思想，促進新思想、新
文化的交流。鄧恩銘經常在《勵新》上發表文章，揭露社會黑暗，抨擊舊禮教、舊教育，介紹俄國十月革命，抨擊社會黑暗現實。
作為深受同學們擁護和愛戴的高材生，鄧恩銘被選為濟南第一中學學生自治會負責人兼出版部部長，主編校刊，成為山東頗有影響的學生領袖之一。
革命征程曆盡艱辛
1920年，鄧恩銘走上了更為廣闊的革命之路。4月，共產國際代表維金斯基等人前往北京，途經濟南時，與鄧恩銘、王盡美等人會麵，討論了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他們接受了共產國際的建議，確定“勵新學會”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向。
同年秋，鄧恩銘與王盡美組織十幾進步青年，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大家一起閱讀、討論、學習馬克思著作。1921年春天，鄧恩銘和王盡美在“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半公開的基礎上，創建了“濟南共產主義小組”，這也是山東早期中國共產黨組織。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統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濟南共產主義小組選舉王盡美、鄧恩銘為代表出席會議。他們和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李達、李漢俊、劉仁靜、張國燾、陳公博、周佛海和包惠僧（陳獨秀的代表）等一起，共同商議建黨大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開，宣告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
鄧恩銘是“一大”會議上唯一的少數民族代表，也是年紀最輕、學曆最淺的代表，因為當時他還是一個剛剛20歲的中學生。但他性格開朗，活潑好問，給與會代表留下深刻的印象。
中共“一大”閉幕後，鄧恩銘、王盡美回到山東，正式建立了中國共產黨山東支部，發展黨員10餘人。
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鄧恩銘漂洋過海出席了一次重要的國際會議。這就是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有中國、朝鮮、日本、蒙古等國的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國國民黨以及中國的工人、農民、學生、婦女等革命團體的代表都參加了這個大會。令鄧恩銘激動的是，會議期間，列寧抱病接見了中國的部分代表，並對中國革命作了精辟的分析，並親切地勉勵中國代表。鄧恩銘直接聆聽到革命導師的教誨，親眼看到世界第一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當家做主的國家革命的勝利，更加激勵起他投身中國民族解放事業的信念和決心。
中共“二大”後，按照黨中央會議精神，山東黨組織的主要工作是進一步加強工人運動。因此，鄧恩銘在淄博煤礦區住了下來。他每天親自調查礦工的生活情況，發現了礦工的艱難生活，穿的都是破爛之衣，吃的都是殘羹剩飯，就連洗澡都是在肮髒的池塘裏進行。這裏的一幕幕，激起了鄧恩銘的憐憫之心，麵對工人的遭遇感到非常心痛。因此，鄧恩銘覺得，這些工人更需要共產主義，隻有共產主義才能幫助他們。之後，鄧恩銘開始用通俗易懂的小故事為工人講道理，讓大家意識到隻有團結，才能抵抗帝國主義的剝削。很快，在他的帶領下，建立了“礦區工會淄博部”和淄博礦區第一個黨支部“洪山礦區黨支部。”
1922年底，鄧恩銘懷著滿腔熱血，來到青島建立黨組織。他深入工廠、學校，向工人、學生講解馬克思主義，推廣《向導》和《新青年》雜誌。在鄧恩銘的努力之下，他的周圍很快聚集了一批思想先進的同誌。1923年1月，“中共直屬青島支部”正式成立了，鄧恩銘任青島支部書記。
1924年春，隨著中共青島支部黨員隊伍的擴大，活動的範圍也增大了，之後，改名為中共青島市委員會，由鄧恩銘擔任市委書記。
1925年2月8日，鄧恩銘成功領導膠濟鐵路工人罷工。接著又成功領導了青島日商工人大罷工。因為這次的罷工空前盛大，鄧恩銘於同年的5月4日被捕，並於5月11日被驅趕出青島。
同年8月，鄧恩銘擔任了中共山東地方執行委員會書記。9月，鄧恩銘等人領導全省職工運動。11月初，中共山東區委在濟南關東籌備紀念蘇俄十月革命的活動時，不幸被敵人發現，區委機關遭到了嚴重破壞，鄧恩銘再次被捕入獄。
置生死於度外
鄧恩銘入獄後慘遭敵人多次折磨，導致他結核病複發，隨即又引發頸淋巴發炎潰爛。但不管敵人如何嚴刑逼供，他都意誌堅定，決不招供。黨組織也開展各種營救活動。後來在鄧恩銘的堂弟媳的幫助下，才把他擔保出獄，接受治療。
鄧恩銘出獄時，已被敵人折磨得體無完膚。當家人和同誌們接他出獄時，大家都哭得泣不成聲。而鄧恩銘則是輕鬆地活動著手腳說：“這不是很好嗎？坐牢算啥！往後還得和那些狗鬥一鬥！”
鄧恩銘一向嚴格要求自己，工作嘔心瀝血，生活上勤儉節約。在他擔任山東省委、青島市委書記時，掌管過黨組織的許多經費，他從不亂花黨的一分錢。鄧恩銘的經濟狀況一直不是很好，他的生活一直很清貧，長期以小學教員的身份作掩護，春秋總是穿—件灰白大褂。到工廠活動時，總是穿粗布褲褂，從外觀看完今像是樸實的工人。每月組織發給他的生活費，大多被他用來接濟有困難的同誌。他遠在貴州的家人，一直以為他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和收入，於
是家人給他寫信要錢。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他隻能婉言拒絕。信中說：“……在這樣的時代，實無我插身之地，兼之我又不會巴結，所以在外漂泊兩年，隻能謀個人溫飽，無力顧家，這實在是不得已的事情，不是我目無家庭也。”從這封信中，能看得出鄧恩銘當時寫這封信的時候是多麽的辛酸，真是力不從心。
好在鄧恩銘的家人，並沒有責怪他。特別是他的父親得知後，給鄧恩銘回信說：“……兒性與人不同，最憎惡的是名利，故有負雙親之期望，但所誌既如此，亦無可如何。”不辭辛苦來濟南看望自己的兒子，父子見麵之後，鄧恩銘並沒有告訴父親自己身上肩負著黨的革命重擔，而向父親講述了一些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也強調了自己的觀點——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1926年6月，病未痊愈的鄧恩銘，再次踏上去青島的路，肩負起市委書記一職，主持市委工作。
第二年4月，鄧恩銘來到武漢出席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回山東後，他擔任山東省執行委員會書記。大革命失敗後，山東的黨組織受到重創，軍心混亂。不少人都紛紛退黨，隻有一些將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的黨員留了下來。
1928年春，鄧恩銘擔任青島市委書記。在鄧恩銘的領導下，中共青島市委的組織紀律逐漸健全，黨的戰鬥力也進一步加強。雖任職時間隻有幾個月，但他的貢獻是不可磨沒的。
同年12月，鄧恩銘回到濟南向省委匯報工作之時，因王複元等人叛變，省委遭到嚴重破壞。鄧恩銘第三次被捕入獄。
為真理殉難
鄧恩銘等共產黨員被關在濟南省府前街的偽警察廳拘留所。他們都是黨的好同誌，不管敵人怎樣嚴刑拷打、逼問，從未喊過一句屈服的話。
獄中的環境是艱苦的，鄧恩銘竭盡全力關心著自己的戰友們，每當家人把飯菜送來時，他都堅持把飯菜讓給更需要的同誌。大家都被他的品質深深地感染了，在他的頸淋巴結核又複發潰爛之際，獄中的同誌不怕感染，無微不至地照顧著他。
入獄後的鬥爭是複雜的，鄧恩銘為改善各位同誌在獄中的待遇，想盡辦法爭取看書閱報的機會。於是，他與同誌們團結一心絕食抗議。在進行多次絕食抗議後，終於成功了。鄧恩銘和同誌們通過看書閱報得知：濟南慘案後，日本兵要撤出濟南，國民黨反動派即將接管。這樣一來，他們恐怕隻會凶多吉少。於是，他們決定利用雙方交接之際，製造混亂，準備越獄。對於這個決定，絕大部分的黨員是讚成的。鄧恩銘了解直魯聯軍的軍官能武善戰，便對他們進行教育，希望他們一同參與越獄行動。終於，他們決定在1929年4月19日的晚上行動。不幸的是，由於越獄計劃被泄露，隻有楊一辰一人脫身。
獄中的鄧恩銘等人繼續反抗著，有了第一次越獄的經驗和教訓後，鄧恩銘隨即又開始準備第二次越獄。
在種種不利的條件下，鄧恩銘等人沒有放棄，而是嚴謹有序的秘密行動。他們分別按黨員的身體狀況編整，分為三隊；還準備了各個房間到監獄大門的路線圖紙；另外還巧妙利用了敵人對政治犯的優待政策——可與家人通信。這樣一來，他們不僅增強與外麵地下黨的聯係，還能在牢中繼續操作。比如：從探監室裏帶來小鋸條；將廁所的石灰粉裝入信封裏，帶入牢房，以備武器使用。
1930年7月，在了解到敵人要組織“特別軍法會審委員會”時，鄧恩銘等人決定在7月21日的下午4點越獄，以鍾聲作為號令。同誌們做好精細的準備後，鄧恩銘帶領第一小隊衝了出去。鍾聲響起了，帶著生的希望傳遍每間牢房。第二小隊和第三小隊聽到鍾聲後分別迅速展開行動。隻可惜同誌們長期被關押，大部分都是體弱多病，再加上對獄中路線不熟，所以隻有一部分同誌成功越獄，其他同誌都被抓回，鄧恩銘也在其中。
這次的越獄行動影響嚴重，氣急敗壞的敵人展開了瘋狂報複。敵人已意識到鄧恩銘在獄中的組織能力，他們對被抓回去的鄧恩銘嚴刑拷打，想弄清他的真實身份。結果，令敵人更為惱火——鄧恩銘始終死咬著黃伯雲的這個假名與敵人抗衡。這樣一來，敵人無法裁決。
鄧恩銘在獄中的處境牽動著組織和親屬的心，黨和鄧恩銘的堂弟黃幼雲都在外活動，想方設法保鄧恩銘出獄。當時，蔣介石正好要製造“特赦政治犯”的輿論。根據對此時情況的分析，出獄的希望還是很大的。正當大家為營救鄧恩銘而奔走的時候，誰料，天有不測風雲。在一次提審的時候，審判台後坐著的居然是一個叫張葦村的人，他一眼就認出已瘦得皮包骨頭的鄧恩銘是中共山東省委的負責人。
身份被揭穿的鄧恩銘並沒有畏懼死亡，他早已抱定犧牲的信念，隻是救國救民的道路還很長。此時，他想起遠方的親人，更不舍一同革命的戰友。他知道，他的血不會白流，他的戰友仍在戰鬥，更會有無數有誌青年匯入到革命的洪流之中，擊碎重重黑暗，迎來一個嶄新的世界！鄧恩銘在牢中沉思著，寫下一首詩——《訣別》：
卅一年華轉瞬間，壯誌未酬奈何天。
不惜唯我身先死，後繼頻頻慰九泉。
1931年4月5日這一天，被黨和人民永銘記著，年僅30歲的鄧恩銘在這一天為國家和人民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