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浩劫把曆史研究引入死胡同，十年改革開放給曆史科學帶來了新生。本書的出版就是一個生動的實例。
從1977年起我得以重操舊業，講授西方史學史，評介西方史學流派，招收研究生；同時邀請外國知名曆史學家來校講學，選拔優秀中青年學者到國外進修。
本書作者就是“**”後第一批考入北京大學世界史專業的高材生。他於1977—1981年讀完本科，1981—1984年作為碩士研究生，碩士論文是對丹東的研究，接著又在我的指導下寫博士論文。正如高毅在《後記》中所述，他有幸在選擇論文題目時，先後受到法國巴黎大學法國革命史講座教授米歇爾·伏維爾和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法國史教授林·亨特女士講課的啟發。這兩位學者代表法國革命史研究中的新學派，前者從社會史轉向心態史的研究，後者著重民族政治文化的考察。從1985年到1987年，高毅有機會到瑞士日內瓦大學進修，又受到該校曆史學教授、原籍波蘭的布羅尼斯洛·巴茨柯的影響。回國後他用了一年時間完成了博士論文《熱月反動與法國革命的政治文化》，在答辯中博得專家們的好評。
兩年前，高毅曾考慮要把這篇博士論文修改出版。最近他把書稿拿給我看，要求我在書前寫幾句話。我驚異地發現，這是一部嶄新的著作，遠遠超出了論文原來的範圍，麵目煥然一新，在論點和論據上更加充實和成熟，更有說服力，堪稱為近年來外國史研究領域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可喜可賀！
我國曆史學界經過“**”後的“撥亂反正”和關於真理標準的辯論，認識到必須運用新方法，掌握新材料，研究新問題，才能進一步發展馬克思主義曆史科學。一時出現“方法論”熱，各國各派的史學方法先後被引進，不少都冠以“新”字——新經濟史、新政治史、新社會史……遺憾的是，介紹多，評論少；宣揚多，應用少；即使有個別人嚐試用某種“新方法”來重新說明曆史，也往往牽強附會，缺乏說服力，失敗的多，成功的少。除了難度大之外，其中還帶有幾分政治風險，使嚐試者望而卻步。
高毅此書也是一種大膽嚐試，在我看來是一次相當成功的嚐試。它的主題是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這是一個被成百上千位中外曆史學家重複闡述過的老題目，特別是為了紀念法國大革命200周年，法國和世界各地又出版了數百種新著。一個中國曆史工作者，怎樣才能用自己的觀點分析總結法國大革命的經驗而不落窠臼？不僅做到不落窠臼，而且開辟研究和思考的新徑呢？
我們過去在法國革命史學中，常常滿足於說明這場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革命群眾的先鋒推動作用，革命領導者的更替和革命的階段性，雅各賓專政的必要性、徹底性、局限性及其失敗的必然性，等等。這些論述都是對的，但是總感到有所不足，或者說有點一般化、簡單化。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第一，沒有抓住這場革命的民族特點，即法國政治文化的特點；第二，沒有分層次地對各種革命現象與行為進行剖析，區別精英文化與群眾文化，並揭示它們的分合規律；第三，沒有把影響革命進展的各種因素，特別是那些中介因素，全都挖掘出來，從而更細致、具體地說明革命成敗的必然性與偶然性。
高毅此書之所以成功，可能正是由於他注意到我們過去研究工作中的缺陷而努力加以改進。他善於借鑒國外史學方法與成果，把年鑒史學、心態史學、政治文化史學的一些基本概念引進曆史研究，從而強化了我們的闡釋武器，加深了對曆史現象的認識。年鑒史學引導我們注意在曆史長河中起長期作用的那些結構因素；心態史學著重考察群眾意識與無意識的作用；政治文化史學強調民族的政治傳統、習慣、觀念、行為、象征物對群眾特別是革命運動的影響。讀者在此書中自會發現這些不同的史學流派方法的反映和痕跡。
可貴的是作者並不是亦步亦趨地效顰某種流派，更沒有片刻放棄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立場和觀點。他在法國革命史研究中“始終以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的必然曆史進程作為認識的基本前提”。他讚同林·亨特教授的許多看法，但不同意她孤立地對待法國的民族政治文化，把它同社會經濟基礎割裂開來的傾向。他在分析法國革命的激烈性和徹底性時，牢牢抓住革命資產階級與群眾結成聯盟這條主線，同時強調以精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亞文化與革命群眾亞文化之間的區別與對立。
但是作者也反對把一切曆史現象都同經濟生活直接掛鉤，也不擬用階級劃分來說明全部政治行為，因為他認識到在曆史表象和“終極原因”之間存在著無數“中介因素”，同時在驅使人們參與政治活動的無數動力中，不僅有各階級的經濟利益，還有各種看不見、摸不著的精神、思想、感情、心理因素。例如，法國革命為什麽比早在150年前爆發的英國革命更激烈、更徹底？除了社會、經濟、思想條件更成熟這一根本原因外，法國革命者從一開始就具有“與傳統徹底決裂”的信念。這種決裂感一度支配著革命群眾去砸爛舊製度的一切。隨著革命的開展，國內外反動勢力總是處處企圖抵抗和反撲，於是社會上滋生一種無與倫比的緊張氣氛，人們終日在這種氣氛中生活，自然而然地產生一種危機意識，把敵對勢力的一切活動都看成是“陰謀”，因而產生一種“陰謀憂患”，群眾輕信任何謠言。這樣，決裂感、危機意識、陰謀憂患與謠言輕信症結合在一起，推動著法國革命群眾一步一步地向最激烈的方向前進。這樣的分析豈不比一般地談論“革命的上升階段”更生動、更具體、更有說服力嗎？
與此同時，法國革命也需要正麵的象征物來鼓舞自己：三色徽、小紅帽、自由樹、瑪麗安娜、赫居利斯等都有其特殊功能。人們以更換人名、地名來表示對革命的支持，連語言、日曆和服裝也革命化了。為了法國的再生，需要培養與舊社會迥異的“新人”——對革命者的崇拜代替了舊的偶像崇拜。“聯盟節”成為象征革命群眾團結的最盛大的節日。這些都是我國史學界忽略的重要側麵，高毅則在本書中加以充分闡述。
為了建立新的政體，在革命者中間展開了一係列政治辯論，涉及重權輕法與重法輕權之爭，公意高於王權與王權高於公意之爭，一院製與兩院製之爭，強製委托製與代議製之爭，代議製與直接民主製之爭，等等。但是爭來爭去，一直到拿破侖三世1870年在色當投降，才最後擺脫君主製，這隻能說明法國專製主義傳統的根深蒂固和徹底決裂信念的不現實性。如果僅用法國小農經濟的普遍性來直接解釋這種政治保守現象，不顧政治文化的作用，恐怕是又犯了簡單化的毛病。
諸如此類的革命政治文化的特點還有不少。例如，雅各賓專政強調政治的公開性、透明性和反黨派性（顯然不是不要黨派，而是不要別人的黨派），並且以此為借口來消滅政敵。細讀此書，自會發現更多真知灼見。我順便提醒初學者，這不是一本易讀的書，決非瀏覽一下就能抓住要點；而一旦進入“角色”，你會獲得雙倍的收益。
在本書的結尾，作者指出：法國革命留下了豐富的政治文化傳統，並創造了一種“內戰式的政治風格”，它在革命後近百年甚至更長時期內影響著法國的政治生活。這種政治文化的某種表現對我們而言也並不陌生。高毅的勞動果實不僅有益於世界史工作者，也有助於中國史研究的另辟蹊徑。祝願高毅在曆史教學和科研方麵取得更大成就。
張芝聯
1991年4月於北大朗潤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