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經考驗的工商民主人士
嶽楠 羅功田
“儒官”李劼人
1949年12月28日，成都解放的當夜，李劼人率全家在自己的居住地“菱窠”通夜不眠，飲酒慶祝直至天明。
李劼人（1891～1962），四川成都人，中國小說家、翻譯家、美食家、實業家、社會活動家、大學教授。李劼人在中學時代，便大量閱讀中外文學名著，擅長講述故事。1912年發表處女作《遊園會》，1919年赴法國留學，曾任《群報》主筆、編輯，《川報》總編輯，成都“小雅軒”餐館主廚兼經理、重慶民生實業公司機器修理廠廠長、樂山嘉樂紙廠董事長，發表各種翻譯作品幾百萬字，代表作有《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大波》等。
1949年12月29日，李劼人代表成都文協起草宣言《中國文藝界協會成都分會歡迎人民解放軍進入成都》。宣言最後寫道：“這黑暗的日子到底過完，蔣中正和他一夥到底滾進了地獄之門，中國大陸最後的一個都市——成都，到底看見了光明，這是人民解放軍千辛萬苦的勳績，我們為人民大眾而歡欣，也為我們自己而歡欣，我們不能不於人民解放軍正式大踏步進入成都的今日，大呼：人民解放軍萬歲!”
12月30日，李劼人參加了歡迎賀龍率部入城舉行的入城儀式。
新中國成立後，李劼人先後曆任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會委員、川西人民行政公署委員、成都市人民政府副主席、第二副市長、西南文聯副主席、四川文聯和四川作家協會副主席等職，被選為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員、中國文聯委員、中國作家協會委員、赴朝慰問團四川分團副團長等職。
文人相親。如同關心詩友陳毅一樣，毛澤東總是想念著過去曾經同是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的王光祈。
1950年的一天，陳毅因公去四川，臨行前，毛澤東對他說：“你到四川後替我打聽一下王光祈的情況。”陳毅到四川成都後，在宴會上告訴過去也曾經同是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的副市長李劼人：主席曾多次給我說，你們成都有個王光祈，生死如何，都要認真對待。李劼人回答：“我們是老同學，熟得不得了。他死去好多年了，就安葬在我家附近。”王光祈與郭沫若 、李劼人、周太玄、魏時珍、曾琦、李璜等人為成都四川高等學堂分設中學堂丙班的同窗知己，並為至交。一次，他們一起到成都東郊菱角堰周太玄家聚會，仿“桃園結義”，相約死後同葬此地。後來，王在德國逝世，李劼人果然設法將其骨灰運回安葬於該處。五四運動後不久，王光祈寫信給李劼人，邀他加入少年中國學會，並
請他在成都發展會員。李劼人在短短半個月裏就發展了九人入會。
陳毅回京向毛澤東作了匯報後，毛澤東囑咐說：“下次如再去四川，請了解王光祈有沒有家屬子女。”陳毅再次去成都時，經李劼人等四處尋訪，僅在溫江王光祈的家鄉找到他的一個遠房侄子。
毛澤東念念不忘王光祈，是因為王曾是五四時期思想文化界的一顆明星，而他也曾受惠於王光祈發起成立的少年中國學會。1920年初，毛澤東在李大釗、王光祈介紹下加入了少年中國學會，並因此得以結識當時中國最具理想，後來成為中共領袖的李大釗、鄧中夏、惲代英、沈澤民、楊賢江、張聞天等青年才俊。1945年8月，毛澤東赴重慶談判，雖然日程安排非常緊湊，但他還是專門宴請了在渝的李劼人等少年中國學會會員，少年中國學會在他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見一斑。後毛澤東當了解到王光祈已無親屬存世時，這才作罷。
1957年春，“反右”運動來勢凶猛。因為流沙河的詩歌《草木篇》出了問題，四川省裏安排省委宣傳部某副部長同沙汀（先後曆任西南文聯副主任、四川省文聯主席、中國作協四川分會主席等職）一起到菱窠拜訪李劼人，想請他出來講話。不料，李劼人很不理解，當麵拒絕了。
告辭出來，李劼人悄悄把沙汀拉到一邊說：現在水渾得很，你不要隨便插足啊！
但開座談會那天，李劼人還是趕來參加，用“詩無達詁”的老話為《草木篇》辯護，並替文聯負責人沙汀他們解圍，甚至天真地說：“你們不要打‘紅娘’，應該打‘老夫人’嘛！”
1957年6月，李劼人與沙汀一起乘車、船出三峽，經京漢路北上開會。沙汀一直為李劼人擔心，便悄悄把省報記者調查流沙河家鄉、身世的一份材料，交給他看，並作了長時間談話後，李劼人才算轉了彎子。
在北京召開的人代會上，由沙汀起草、李劼人宣讀了一份兩人的聯合發言。據《沙汀傳》記載：“毛澤東聽到這樣一個聯名方式，當場不以為然地說：‘這兩個人怎麽聯得到一起嗬！’這是非同小可的指示，所以回川後，省裏內部批評沙汀對待黨外人士的遷就態度。”
為此，沙汀隻好一邊檢討，一邊去動員熟悉的老朋友改變姿態，才終於使李劼人過了關。
1958年3月4日，毛澤東來成都主持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在百忙中特別對身邊工作人員提到李劼人的近況：“李劼人現在怎麽樣? 1945年在重慶時的一個座談會上，我見過他。他的工作和生活安排怎樣?”當聽說李劼人仍然擔任成都市副市長後，他表示滿意地點了點頭。
李劼人
任成都市副市長期間，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以主要的精力和極大的熱情領導和參加成都市的文化、市政建設。1958年，由他主持修建了寬廣、坦蕩的人民南路。
忙裏偷閑。工作之餘，李劼人除寫了《天要亮了》《幫林外婆搬家》幾個短篇和《記先烈趙世炎》《五四追憶王光祈》《回憶少年中國學會成都分會之所由成立》《回憶在法國勤工儉學的片斷生活》等有珍貴史料價值的回憶錄外，還集中精力修改了《死水微瀾》《暴風雨前》，重新改寫了約百萬字的《大波》一、二、三、四部。
“特園”主人鮮英
新中國建立時，毛澤東沒有忘記鮮英為中國革命所做的貢獻。1950年，他在懷仁堂宴請各界人士時，對鮮英說：“重慶解放時，你受驚了。”鮮英回答：“托主席福，有驚無險，還好。”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則在一旁很風趣地說：“現在又可以在一起暢飲棗兒酒啦！”
雖然鮮英當初未能成功策反楊森，但楊森撤離重慶時，倒也兌現了自己的承諾：他手下的20軍沒配合保密局指令，破壞城市。而且楊森敗退前留下密令：第20軍軍長由其次子楊漢烈繼任，並要他相機起義。一個月後，楊漢烈在成都附近金堂縣率兩個師起義。重慶解放時，因為鮮英踐約守信，將楊森小妾鄧壁如接到“特園”，並為其看護私產。鮮英的做法在人情上無可挑剔，但在政權交替之時保護舊政權實屬不明智。果然不久，鮮英差點就因“窩藏戰犯眷屬財產”被人民政府查辦。
新中國成立之後，作為愛國民主人士，鮮英榮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和首屆全國政協委員，並被推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但“窩藏戰犯眷屬財產”的嫌疑，卻始終緊箍咒一樣伴隨著他，土改、鎮反運動展開後他更加坐立不安。
為此，鮮英在給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張瀾的信中坦言：“行情不悉，錯誤實所不免。”後在張瀾的複信鼓勵下，鮮英決定將“特園”內外房產全部捐給國家，然後舉家遷往北京地安門恭儉胡同居住。那是他早年在北海公園附近買下的一座四合院。董必武在重慶市政府呈送的請示中批複：“特園很有紀念意義，要作為紀念館原樣保存。特老(鮮英，字特生)健在由國家照顧，死後由國家安葬。鮮宅權且留下，待特老百年之後，再交給國家做紀念館。”在董必武的勸說下，鮮英最終留下了鮮宅。
1951年，鮮英到北京參加民盟成立十周年的會議時，再次受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接見。1952年，鮮英夫婦遷往北京，在地安門寓所定居，有時也回重慶“特園”居住。
嶽楠（西華大學計算機專業畢業生）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