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慶、成都、自貢籌建商會的日子裏
李宗坊 羅功田口述 鮮琦整理
鄧小平支持籌建商會
重慶解放之初，其經濟總量占西部的30%，與整個四川經濟總量相當，排在中國前五名；其工業門類齊全、重點突出，是西部城市的最強者，也是中國七大老工業基地之一。
重慶解放後不久，重慶市人民政府便作出決定，根據1949年8月《中共中央關於組織工商業聯合會的指示》，為有效地組織工商界人士積極投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在接收、改組舊商會、舊工業會和改造舊同業公會的基礎上，成立重慶市工商業聯合會。
1950年4月22日，重慶工商界人士組建了由著名工商界人士胡子昂為主任委員的籌委會。
緊接著，在黨和政府以及重慶市人民委員會的領導下，重慶工商聯籌委會積極組織工商界人士努力發展生產，保障供給；舉辦商貿展會，溝通城鄉物資交流，活躍市場；協助政府平抑物價，穩定金融，協稅入庫；維護市場秩序，實行明碼標價，對恢複國民經濟做出了積極貢獻。
1950年11月30日，鄧小平（時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欣然命筆，為重慶工商聯籌委會主編創辦的《重慶工商》創刊號題詞，“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
1950年3月，成都市軍管會決定接管和改造成都市舊商會，成立新的成都市工商業聯合會籌備委員會，並內定彭劭農為主任，李宗坊和姚榮亭（川西區百貨公司經理）為副主任，李伯平（地下黨員，後任省工商聯主委）為秘書長，軍管會工商處馬仕弘駐會參與管理、協調。
因74歲的彭劭農年事較高，籌備成都市工商業聯合會的許多具體事情，皆由副主任兼任組織委員會主任的李宗坊做得較多。
百廢待興，萬事開頭難。李宗坊負責籌建工商聯時，沒有基礎，條件很差，辦公地點臨時被安排在總府路原商會舊址，當時的工商企業少，整個成都隻有兩根半煙囪、行業幹部600多人，稅務幹部不到50人。
人少事多，企業、商店的開業停業，需要工商聯審批；連工商、稅務發票，也都要工商聯製定……就這樣，在李宗坊等人夜以繼日的工作下，工商聯很快就建立起來，而且很快就理順了與社會各界的各種關係。
一次，時任川西行署主任李井泉聽到匯報“目前成都豬肉緊張”時，便往桌上一拍：“糧油同業公會的李宗坊來了沒有？”當李宗坊站起來正要解釋時，卻又聽到責問：“是咋搞的？”為此，王廷弼（先後任成都軍管會工商處處長、川西行署商業廳廳長）立即從座位上站起來說：“現在這個事情，李宗坊不管了。”聽了這句話後，李井泉的態度才緩和了許多。
1950年初，羅筱元的“羅園”成為自貢市委招待所，曾先後接待過劉少奇主席、賀龍元帥等貴賓。
1950年4月30日，在甘績丕等領導的關心支持下，自貢市工商業聯合會經自貢市人民政府批準，在自流井正街現市文化宮舉行成立大會。通過民主選舉，推選出23人組成“自貢市工商界籌備會常務委員會”，由常務委員會選舉侯性涵（侯策名之弟）任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羅華垓、羅永麟任副主任委員。
1950年夏，為推動和促進各界人士參加土地改革運動，在運動中接受教育，李宗坊與王彥立（成都市人民委員會委員）等，在川西行政公署主任李井泉的親自領導下，來到綿陽塘訊鄉參加土改工作試點。後李宗坊又隨成都市市長李宗林等，到夾江參觀學習當地土改經驗。
1950年成都舉行國慶一周年慶典時，李宗坊身處設在成都古皇城的觀禮台上，與黨、政、軍領導和各界代表一同檢閱代表各界人民團體的遊行隊伍。當看到一支最大的3萬人的方隊遊行隊伍邁著整齊的步伐走過來時，心裏激動、眼睛濕潤的他隻聽到身邊的李井泉說：“老李，你的隊伍來了！”頓時，幾分自豪的他禁不住笑意寫在臉上地點了點頭。
自豪之餘，在中共成都市委和市委統戰部的直接領導和市政協的大力關心幫助下，李宗坊與其他領導一起，不僅組織工商界人士、行業骨幹及商會工作同誌學習宣傳黨在各個時期的方針政策，協助黨和政府調整公私關係；而且大力配合市委統戰部、政協，做好對工商界代表人士的政治安排工作和調整黨與非黨關係的溝通工作。
就這樣，憑著一顆對黨對人民的赤誠之心，李宗坊盡心盡責、任勞任怨、默默無聞地為成都市工商業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做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
為此，正如馬識途（時任中共成都市委社團部部長）評價的那樣：“成都市工商業聯合會，經過籌備正式成立起來，領導私營工商業者，整頓行業，發展經濟，穩定物價，減少失業，組織城鄉貿易，貨暢其流，都做出了很
多貢獻……他們做出的這些貢獻，我們黨是不會忘記的，應該對他們和他們的組織民建會和工商聯表示感謝。他們中的許多代表人物如王彥立、黃魚門、李宗坊、趙丕休、陳祖湘、羅元俊等，後來都成為人大、人民政府、政協和企事業單位的領導，繼續為人民服務。”
1951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周恩來簽署任命書，任命李宗坊為川西人民行政公署土地改革委員會委員。接到任命後，李宗坊隨即到團部設在崇寧縣（今郫縣）安德鎮的川西區土改工作團第二團參加工作。在川西區黨委副書記龔逢春和李宗林的領導下，崇寧縣委書記馬文擔任崇寧縣土改分團團長，李宗坊任副團長。
受分團指定，李宗坊把在安德鎮土改工作中對工商業兼地主的一些政策性工作試點整理成經驗材料，並在川西人民行政公署辦公廳的《土改文件匯編》上發表。
為此，中央統戰部還組織北京、天津兩地著名的民主人士到崇寧縣參觀學習。其中，國內有名的民族資本家王光英（北平輔仁大學化學係畢業生，民建成員，先後曆任天津近代化學廠廠長、天津利生針織廠廠長、天津市工商聯秘書長、天津針織品織造公司經理、天津市工商聯副主任兼秘書長）、朱夢蘇（日本東京工業大學畢業生，先後曆任北洋紗廠廠長、天津市工商聯副主任）等也曾光臨崇寧縣安德鎮，並在李宗坊等的陪同、介紹下，同吃同住近10天，以深入考察取經。
隨之，李宗坊和王光英一起先後被全國青年聯合會、全國工商聯、全國政協等選為委員、代表，他們之間的友誼、交往一直不斷。1999年，時任全國工商聯名譽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等職的王光英，還特地潑墨為李宗坊書寫了“桑榆逢盛世，喜迎下紀春”10個大字，以示共勉。
在成都市工商界中，不少人因為擁有很多土地財產，而在土改中被劃為工商業兼地主；減租運動時，這些人的日子自然又不太好過。
在減租退押工作中，深入基層、了解收集到許多第一手資料和具體情況的川西區七聯協助退押工作組成員李宗坊，嚴格執行黨的政策，努力對那些開明正直、對解放和建設新中國有過特殊貢獻的工商業兼地主者進行妥善保護。
如杜瑞征（開明人士，時任成都市工商聯組織科科長），被原籍農民協會來蓉找到後，竟被捆綁在東大街一旅社內，並準備第二天押回當地處理。李宗坊得知後邊報告市委加以保護，邊立即趕到旅社，艱苦勸說農民協會的代表“不要蠻幹”，並勸杜瑞征積極退賠，從而避免了其被押回原籍批鬥的危險。
民盟地下盟員範英士雖是官僚、地主兼工商業者，但解放前曾為黨為人民做過不少有益的工作。當得知羅江縣農民協會派人來到成都，正要押解範英士回去清算批鬥的情況後，李宗坊立即向八區區委書記張烈夫（後任西城區區委書記、市工商管理局局長、市計劃委員會主任、《成都日報》副總編輯、中共成都市委辦公廳副秘書長、市委農村工作部部長、副市長等職）報告，並詳細說明“範英士是地主兼工商業者，但他又是地下時期就加入民主同盟會的老盟員，解放前為黨為人民做過不少有益的工作”。
而張烈夫自然是對範英士的情況早有所聞，便心中有數地說：“你反映的情況很好，根據黨的政策，範英士應屬保護對象。”由於區委書記出麵和區委按照黨的政策，加之範英士積極退賠，羅江農協派來的代表很快就被說服回去了，從而使尖銳的矛盾頃刻化解，黨的政策得到了貫徹落實。
工商人士受到重視
成都解放後不久，中共川西區黨委統戰部部長、成都市副市長李宗林，就先後多次登門拜訪年逾古稀，解放前曾擔任成都市商會會長的進步工商人士彭劭農。
早在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成都工商界就以行幫為基礎，成立了成都商務總會。民國初年，商務總會改名為成都總商會，行幫分會改名為同業公會。民國十九年（1930年），成都總商會又改名為成都市商會。
彭劭農(1876～1968)，四川省夾江縣雲吟鄉人。20多歲時參加鄉試，考中秀才。先後曆任四川省、重慶市議員及洪雅縣征收局局長等職，後退出官場，在成都創辦“生之”當鋪、“三泰長”紙店等實體；1931年後，參加共產黨領導的外圍組織“集思社”，被推選任成都市商會會長、成都市土紙業商會第一屆執委、成都市紙業公會主席，並主辦《工商日報》；抗日戰爭期間，彭劭農有李澄、彭為和、彭為工、彭塞4個兒女和彭明先、彭明全、彭炳坤3個侄兒等遠離家鄉，到了革命聖地延安，並有彭為和、彭為工2個兒女在抗日戰場貢獻了寶貴生命，從而被進步人士譽為名副其實、當之無愧的“革命家庭”。
盛情難卻。德高望重的彭劭農欣然接受了中共委派的任務，並隨即挺身而出，較長時間地擔任了領導四川省和成都市工
商業的恢複整頓及工商聯的籌備建立等相關工作。
1950年春節前夕，在各界人民代表茶話會上，賀龍代表成都市軍事管製委員會向在座的彭劭農、黃魚門、李宗坊等工商人士祝賀。
1950年6月，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第三十八次政務會議上，李宗林被任命為成都市人民政府市長，解放軍第十八兵團政治部民運部部長米建書和無黨派人士、嘉樂紙廠經理李劼人教授被任命為副市長，李宗坊作為工商界人士代表與馬識途等，被任命為川西區成都市人民政府委員。
1950年7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任命及批準任命的各項名單中，四川的著名工商界人士胡子昂（民主建國會全國會務推進委員會委員、重慶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副主席）、周欽嶽（前重慶《新蜀報》總經理）、鄧季惺（女，《新民報》經理）、鮮英、胡浚泉、康心如、張天放（昆明木棉公司協理）、張茂甫（中國人民銀行重慶市分行經理）、黃涼塵（時任重慶寶元通公司總經理）、楊燦三、楊體仁、鄭東琴（民生實業公司董事長）、蕭鬆立和起義將領鄧錫侯、潘文華等44人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其中周欽嶽還擔任了副秘書長一職。
1950年7月6日，經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任命彭劭農為成都市工商業聯合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其兒子彭塞（解放前任中共地下黨成都工委書記、成都市委副書記）為成都市民主青年聯合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川西區成都市人民政府委員、青年團(今名共青團)川西區工作委員會副書記等職。
早在解放前，彭劭農、彭塞父子便與馬識途相識相交，通過楊耿光的引薦，彭劭農與鄧錫侯也有聯係，彼此情深誼長。新中國成立後（馬識途曾擔任中共成都市委組織部部長，鄧錫侯曾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他們三人不僅同為全國人大代表，而且在一起共事，合作多年。
成都解放後，黃墨涵曾兩次應邀參加人民政府會議。受中共黨組織委托，黃墨涵還對地下民建成都分會成員進行審查，並與王彥立、陳祖湘等組建民建成都分會籌備委員會。
1950年上半年，在陳祖湘和黃憲章的介紹下，李宗坊加入了民主建國會（全書簡稱民建會）。盡管如此，李宗坊內心仍萌發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念頭。
50年代末期，李宗坊特意向中共成都市委統戰部部長雷漢統等，表達了希望成為一名中共黨員的願望。不久，雷漢統對他說：“您的想法是好的，但黨的統一戰線是黨的三大法寶之一，統一戰線的工作非常重要，您留在黨外，作為一個非黨布爾什維克，比入黨發揮的作用還大。黨是相信您的，好好安心工作。”從此，李宗坊時刻牢記這一番話，並本著“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兢兢業業，埋頭工作，努力做好中共的諍友。
1951年6月，全國抗美援朝總會向全國人民發出號召，捐資購買飛機大炮支援誌願軍打擊侵略者。在這場聲勢浩大的捐獻活動中，重慶市工商界人士踴躍捐資397億元（舊幣），購買戰鬥機26架；成都市工商界捐款達60億元（舊幣），購買了戰鬥機4架，並“雄赳赳氣昂昂”地簇擁著飛機，參加了號召成都市民繼續踴躍捐獻的遊行活動；自貢市“紅色鹽商”侯策名，除帶頭捐獻巨款購買飛機大炮外，還在國民經濟恢複和發展期間，率先將全部股息的80%購買了國家建設公債。
1951年8月，自貢市工會聯合會貢井辦事處成立，轄鹽業、店員、搬運、建築、手工業、建築等八個行業基層工會。同年，國家扶持民營工商業恢複和發展，人民銀行共發放貸款8.09萬元。
從1951年10月開始，受中國共產黨的委托，陳叔通（新中國成立後，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副主席等職）與章乃器（民建副主任委員、新中國首任糧食部部長）、李維漢（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等共同負責籌創全國工商聯。
1952年1月7日，重慶市工商業聯合會正式成立。
1952年1月，四川省工商聯籌備處成立，彭劭農被任命為處主任。
1952年，當成都工商界有人曾發表錯誤言論時，彭劭農堅決抵製說：“我隻有一個老師，那就是共產黨。”彭紹農堅決擁護黨的領導，始終積極團結教育工商界人士遵守政策，鼓勵他們愛國守法和虛心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從而發揮了工商業者在建設新中國中的作用。
1952年8月28日，自貢市工商業聯合會（又稱自貢市總商會）成立，侯性涵任自貢市工商聯第一屆主任委員，並連任第二、三、四屆主任委員。後劉鎮國任第五、六、七屆主任委員，王大賢任第八屆主任委員，陳體渝任第九、十屆會長，王孝謙任第十一、十二屆主席、會長。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