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第一公私合營業主盧作孚
嶽楠
啟程回國受到歡迎
1950年3月，滯留在香港期間的盧作孚就通過其代表，向中央提出了關於民生公司實行公私合營的請求。從1950年3月起，國有銀行便開始貸款給戰線過大、舉步維艱的民生公司。第一次是1950年3月的100萬港幣貸款；第二次是1950年5月，貸得50萬港幣，6月14日，在上海貸得22億人民幣（舊幣，下同）。以後，民生公司又多次請求貸款，一般是一次貸數10億人民幣。這在當時的民營企業中，已屬少見。
1950年6月，盧作孚由香港啟程，回到北京後，又再次向中央提出關於民生公司公私合營的具體方案。在北京期間，盧作孚曾兩次受到毛澤東的接見，多次與周恩來、朱德、陳雲等中央領導見麵，還見到了張瀾、黃炎培、郭沫若、古耕虞、陳銘德、鄧季惺等老朋友。在與領導、朋輩的暢談中，盧作孚對新中國的建設和對公司的未來，都充滿了希望。作為特邀代表，盧作孚參加了全國政協第一屆第二次會議。
1950年7月，經黨中央、毛澤東決策，中央政府同意接受盧作孚的請求，由交通部派出代表，與民生公司的代表協商簽訂了《民生實業公司公私合營過渡辦法》。同年8月，交通部部長章伯鈞又和盧作孚簽訂了《民生公司公私合營協議書》，此舉意味著民生公司在全國率先進入公私合營程序。
1950年10月，盧作孚回到重慶，受到當地黨政軍方麵及民間的熱烈歡迎。鄧小平等西南地區軍政領導更是予以親切接見。盧作孚返回重慶後，又重新投入民生公司的日常工作中。對盧作孚來說，民生公司寄托了他畢生心血。
1950年10月，劉伯承奉命調北京主持籌建陸軍大學。此後，劉伯承雖仍兼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職務，但西南軍政委員會的實際工作則由鄧小平、賀龍負責。
1950年7月23日，為了鎮壓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餘反革命勢力，政務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10月10日，中共中央也就此發出了指示。從1950年12月起，在全國範圍內大張旗鼓地開展了鎮壓反革命的運動。運動的重點是打擊土匪、特務、惡霸、反動黨團骨幹和反動會道門頭子等五個方麵的反革命分子。
1951年初，盧作孚擔任全國政協委員、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北碚文化事業管理委員會主任等職，並奉命到川南參加土地改革。
1951年春，盧作孚逐步將滯留香港的18艘海外輪船陸續駛回祖國大陸。同年冬天，盧作孚作為特邀代表參加全國政協第一屆第二次會議。
貸款不暢船輪觸礁
1950年10月23日，已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的盧作孚，在北京參加了全國政協第一屆第三次會議。會議期間，周恩來在與盧作孚見麵時再次提出，希望他擔任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領導職務，並希望他就此留在北京，無須再回重慶了。甚至盧作孚在北京的長期住處，周恩來也為他物色好了。
盧作孚接受了周恩來的建議，決定返回重慶，將民生公司最後的遺留工作徹底處理。1951年12月20日，盧作孚回到重慶。
1952年1月28日大年初二，為落實1000萬元的國家貸款等相關事宜，盧作孚十分急迫地前往北京，與有關部門商討要務，並於30日返回重慶。
1952年初，中央決定對民生公司特殊對待，在暫停對私營企業貸款的情況下，破例給民生公司貸款一千萬元(舊製人民幣一千億元)，並指示西南軍政委員會將此舉措轉告民生公司。
正當盧作孚滿懷壯誌，準備為國家做出更大貢獻時，國家形勢發生了變化。相繼而來的“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等運動，已普及到全國基層包括民生公司，公司自身也順應大勢開始民主改革進程。
2月初，盧作孚到西南軍政委員會參加了有關“三反”、“五反”的會議，當得知資本家在“五反”運動中要“人人過關”時，其心情感到更為抑鬱。
早在1950年
初，民生總公司主任秘書、公司元老級人物鄭璧成，就“因不得已之原因，保存戰犯楊森衣物”，曾經一度被拘押。
在“鎮反”運動中，民生機器廠廠長陶建中被錯誤鎮壓。陶建中是民生公司第一艘船“民生”輪的首任船上經理，深受盧作孚器重。此事，對盧作孚刺激極大。20世紀80年代，陶建中得以平反。
解放後，共產黨肯定鄧華益愛國、愛家和對中國航運事業的貢獻，曾讓他先後擔任西南區重慶市第一屆人代會代表、公私合營民生輪船公司私股董事、重慶市工商聯委員、重慶市政協第二至第五屆委員等職。
但1951年3月28日，鄧華益這樣一位處事平和，公司曆史上的有功之臣，既為大股東，又是高級管理人才，竟被公司公方代表以“年老體弱”為由“資遣”。早在1935年，鄧華益填寫職工調查表時，寫明有家產8萬元。但當他被勒令搬出民生新村時，其一家老小幾無立錐之地。若不是盧作孚努力爭取說“臨江門那片宿舍的地產，原本是華益的”，並為其爭取到住房，鄧家老小才不至流落街頭。可以想象，當這樣的人事處理單送到盧作孚手上時，他何忍落簽？
此間前後，童少生因為剛解放時政府運糧食運價太低，便要求“提高運價，以減少虧損”而受到批評，導致以後他本人還多次“在各種報紙上，特別在公司的生產與學習會上發表了感想，檢討了自己唯利是圖的經營觀點”。
李肇基雖被任用，卻被匯報為“不負責任，自高自大”。
周仁貴，北碚少年義勇隊出身，做過盧作孚秘書，和盧作孚在一起工作十多年。被匯報“完全站在盧作孚的立場，說盧作孚也是為人民服務，隻是規模小些而已”，分在秘書科搞事務工作。
盧作孚是一位受儒家舊道德影響很深的人，當他看到昔日共同創業的朋友屢受衝擊時，其內心便產生了不能排遣的負疚感。
由此看來，公方代表組是難辭其咎的。為此，盧作孚曾與何郝炬（當年以重慶航務管理局局長身份出任公方代表），產生過激烈矛盾。當何郝炬提議要撤換鄧華益、李若蘭、李肇基、何廼仁四位經理時，盧作孚考慮到公司被清洗掉的人員已經太多，如果再撤下四位骨幹，無疑要停擺公司，所以堅決不同意。因而，雙方僵持不下。
何郝炬近年來也承認：“現在回頭來看，我對民生上述四個人的去留問題的表態，處理得有些不妥當，毛病主要出在對李肇基的民主人士身份尊重不夠。”
1952年2月5日，民生公司的川江主力船“民鐸”輪在長壽附近水域發生事故觸礁沉沒。下午，鄧華益來到民國路20號盧作孚住所，與盧作孚做了一次長談。那一晚，兩個朋友談了些什麽，我們已無從得知，鄧華益日後回憶，從不送客出門的作孚將他送到門外，幾次說：“華益，這些年來我對不起你！” 沉重愧疚之情，溢於言表。
2月6日，盧作孚親赴豐都察看，處理善後。當時，因有傳言說這個事故是潛伏特務在搞破壞，導致公司內部人心惶惶，氣氛緊張。這一事故對於盧作孚來說，無異於雪上加霜。
2月7日上午，盧作孚前往西南軍政委員會匯報情況時，去會見了鄧小平。
鄧小平對盧作孚一向很尊重，對政策把握得相當嚴，曾對公股代表組有指示：“到民生公司去，凡是盧作孚同意的事就可以幹；盧作孚不同意的不能幹。總之一句話，要尊重盧作孚。”
而盧作孚也曾對身邊的人說過：“凡有重大事件必須請示劉鄧兩位首長支持，他們一定會幫助的，不成什麽問題。但成問題的是，不能事事都去請示他們，麻煩他們……”
時至中午，與盧作孚同來的胡子昂在機關門口等他一起乘車返回時，忽有人告之：盧作孚和鄧小平書記一起吃午飯。胡子昂聽後，便獨自返回。
1952年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開“五反”動員大會，會議主題是揭發資方腐蝕國家幹部，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坐在台下第一排，盧作孚又特別被安排坐在第一排的正中間位置。
在會上，公股代表張祥麟在會上帶頭做檢查，內容是與盧作孚一道
赴北京出差時，曾和盧作孚一起去吃飯、洗澡、看戲等。
張祥麟檢查後，盧作孚的通訊員關懷便跳上台去，揭發說張祥麟在北京時，接受盧作孚請吃飯、請看戲是受了“糖衣炮彈”的襲擊，是受了“資本家”的拉攏腐蝕。關懷還嚴厲追問張祥麟“還有什麽問題沒有交代”。其間，會場多次高呼口號，氣氛十分緊張，使坐在台下前排的盧作孚十分困惑和難堪，心情極為沉重。
關懷是原民生公司“虎門”輪的年輕服務員，盧作孚離港返京前調他來擔任通訊員，把他從香港帶回內地。雖然關懷跟隨盧作孚一起工作的時間不長，但盧作孚讓他住在自己家裏，並抽出時間親自教他學文化，對他可謂仁至義盡，關心備至。可是在2月8日大會的前幾天，這個關懷不知何故，忽然搬出了盧作孚家，在開會時又上台去“揭發”，表麵上是揭發張祥麟，實際上矛頭直指盧作孚。會後，盧作孚把關懷找到辦公室談話，在場的有民生公司副總經理童少生等公司高層人員。盧作孚勸導關懷發言要負責任，應該實事求是，有一說一，不要亂說誇大事實、無中生有的話。但關懷拒不接受盧作孚的勸告，並且有恃無恐，態度非常不好，這無異於火上澆油。
盧作孚一生光明磊落，潔身自好，對舊社會奸商拉攏賄賂官員、貪汙舞弊的行為一向深惡痛絕。此刻，盧作孚很難理解，自己用私人工資招待同事這樣的正常交往，怎麽就成了腐蝕幹部？自己身邊的工作人員怎麽會如此對待自己？
盧作孚是一個視人格尊嚴為生命的人，這樣無端的侮蔑和侵犯，他絕對不能接受。
不甘受辱服藥離世
1952年2月8日晚，不甘受辱加之債務煩擾的盧作孚在重慶民國路20號家中因服用過量安眠藥物，不幸遽離人世。他留給妻子的遺囑全文為：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還民生公司；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給國家；三、今後生活依靠兒女；四、西南軍政委員會證章送還軍政委員會。
得到民生公司的報告後，西南軍政委員會對此事十分重視，當即派公安部門有關人員到家裏了解情況，布置安全保衛工作，並安排專人和其家屬保持聯係。他們離去時，帶走了剩餘的安眠藥片和盧作孚留下的遺囑。2月9日，西南軍政委員會秘書長孫誌遠代表軍政委員會領導，到盧作孚家裏對親屬表示了慰問。
2月9日下午，民生公司召開了董事會，董事們因盧作孚身後蕭條，決定補助盧家1000萬元（新幣1000元）做喪葬費。在這個會上，童少生被任命為公司代總經理。
1952年7月2日，童少生繼承盧作孚的遺願，代表公司向交通部提出申請，請求政府向民生公司投資1000億元。在這個投資中，一部分是債轉股，還有一部分用來修船發展生產。這1000億投資，已是當時估算的民生公司資產的50%。重要的是，增加了50萬股公股，便從此改變了民生股份中的公私股比例。而公股比例上升，私股比例下降，改組民生公司董事會便自然順理成章。
1952年9月1日，民生公司正式實現了公私合營。公司董事會由周善培任董事長，李一清、張文琦、鄭東琴、吳晉航四人為副董事長，聘請劉惠農任公司總經理，張文昂、童少生、張文治任副總經理。
1953年10月11日，《人民日報》報道了民生公司的合營情況，發表了短評《公私合營企業的一個範例》，把民生公司的公私合營作為一個典型，給予了高度讚揚。
1953年“五一”勞動節上午，在首都隆重舉行慶典開始前，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十分惋惜地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張瀾說：“作孚先生是一位人才，真可惜啊！”
1953年12月，在全國政協會議期間，中央宴請各界參會的知名人士。工商聯代表張敬禮恰與毛澤東、周恩來同坐一桌。當知道他是近代中國工業的奠基者之一、“狀元公”張謇的侄子後，毛澤東說：“講到中國的民族工業，有四個人不能忘記：講到重工業，不能忘記張之洞；講到輕工業，不能忘記張謇；講到化學工業，不能忘記範旭東；講到交通運輸業，不能忘記盧作孚。”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