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坊與新中國成立前後的成都工商界
李宗坊口述 李彥灃 鮮琦整理
1949年12月30日，隨著成都的解放，解放軍接收的是一個國民黨留下的爛攤子，一切百廢待興。
那麽，當時的成都工商界又是怎樣的一個情況呢？讓我們聽聽94歲老人、工商界“活化石”李宗坊先生的回憶。
發奮學習茁壯成長
李宗坊，1918年9月9日出生於四川省銅梁縣，祖籍江西省豐城縣。其先祖李桐，是宋朝時著名理學家朱熹的老師。從明代起，李氏入川到銅梁縣安家落戶，其曾祖父李豐其（秀才）、祖父李尚楷（號世卿，舉人），祖叔父李尚根 (號蟠仙，優貢生)等均出自書香門第。李宗坊的父親，曾經在勸學所（類似現縣教育局）任小職員，母親靠趕場天，在街上賣點豆花（豆腐腦）維持生計。父母養育有李宗嶽、李宗坊、李宗墀3個兒子和李吳氏、李宗英、李德華3個女兒。
說來湊巧。李宗坊出生之日，正是北洋軍閥頭目徐世昌被選舉為總統的“吉祥之日”。“帝王”登基舉國慶，爭取支持穩人心。遵循“光宗揚祖、世代榮昌”的祖訓，父母按照輩分相排，寄希望兒子將來能從事“工商作坊”，或當一名類似“左右坊、門下坊”的官員之意，便為其取名為“宗坊”。
在父母的心目中，兒子長大成人後，也應該像那個與他同名同姓，先後曆任江浙學政、貴州提學史、禮部尚書的清代大學士李宗坊一樣，能夠有所作為。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由於民國時期軍閥混戰，生靈塗炭，對兒子寄予有重大希望的父母，竟在他13歲、15歲時，因家境貧困先後因病去世。
“有媽的孩子是個寶，沒媽的孩子是棵草。”但是在過去的歲月裏，少年李宗坊卻沒有“草”的感覺，而是在大哥李宗嶽和一些同宗族叔伯姑嫂等親戚朋友的救濟、資助下，很快便渡過了極其悲傷痛苦的難關。
窮人的孩子早當家。沒有爹媽的幼兒醒悟早，更是獨立能力強。事實正是如此。通過自身努力，立誌發奮、勤於苦讀的李宗坊成為同學中的佼佼者，以領先成績有幸一直讀到高中畢業。
1936年，李宗坊高中畢業、告別學校後，來到本族大叔父李覺鳴家裏做雜工，幫助其接送兒子上學、放學，並輔導作業。
李覺鳴，又名李光鼇，早年在日本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和大阪商科大學留學，並加入同盟會。回國後，被中央政府事業部批準為注冊會計師，長期在重慶從事財務工作，曾曆任重慶大學商學院兼職教授等職，並於1945年在立信用品社出版專著《理論簿記學》。
心有靈犀，所見略同。因為李宗坊長得很帥，一臉儒雅的樣子，李覺鳴及其家人在認真地看其“相”後，認為李宗坊將來一定會超凡脫俗、大有作為。為此，李覺鳴在積極鼓勵李宗坊繼續考大學的同時，主動向其承諾：“你如果在考大學時，成績能夠達到前三名，並被大學錄取，我將全力資助你讀完大學。”
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兩個多月工餘飯後的功課複習，李宗坊以優異成績考中了上海國立商學院。
1937年7月，李宗坊帶著李覺鳴的厚望和寄托，踏上了前往上海國立商學院報到的曆程。
為了節約開支，在李覺鳴的引薦和盧作孚的關心、幫助下，李宗坊以一個摻茶工的名義，搭乘上了盧作孚民生公司的輪船。
冒著日寇飛機入侵中國、肆意轟炸的炮火，民生公司輪船幾經轉折，好不容易抵達上海，卻沒有想到日寇竟又在上海發動了震驚中外的“八一三”事變。
因為“八一三”事變，李宗坊乘坐輪船還沒有靠上岸，便又匆匆地調轉船頭向江蘇方向逃命。由於船小人多，一時間船上人心惶惶，驚呼呐喊，哭爹叫娘聲不斷，直到輪船抵達南通，乘客們一一上岸後，輪船才得以相對平靜。
由於上海無書可讀，江蘇南通無親可投，李宗坊便又隻好乘坐民生輪船返回四川。
回川後，李宗坊旋即被地處重慶的四川省立教育學院農業化學專業錄取，從而實現了自己讀大學報國的夢想。
與此同時，李宗坊向往民主進步，努力追求真理，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受銅梁同族長輩姑母、進步人士李光岱和姑父範英士等的影響，並在他們的引導和介紹下，李宗坊開始與中共成都地區的地下黨員進行秘密接觸。
範英士，原係駐合川的川軍28軍第3師政治部宣傳科長兼石印刊物《武力與民眾》主編
，與時任該部組織科長陳毅關係密切。1927年元旦剛過，陳毅在政治部部務會上提出了改進《武力與民眾》的建議，立即受到範英士等人的支持，由不定期改為周刊。後陳毅積極寫稿，使該刊在合川軍民中有力地宣傳了革命的三民主義和國民革命運動。
1927年3月，因陳毅在合川的活動已為反動分子所注意，導致為人陰毒，一向反對“聯俄容共”的第3師代理師長王學薑旅長欲借宴請之機殺害陳毅。為陳毅的安全著想，範英士等二人決定冒著生死危險，一同護送陳毅直到重慶。為安全起見，他們在重慶附近的江北縣分手，陳毅隻身去了城內，後在南昌參加了八一起義，而範英士也從此離開川軍第3師，先後兩任縣長、在成都擔任過“通俗教育館”（盧作孚為首任館長，後更名為“民眾教育館”，地處現人民公園內）館長、成都市政府秘書長、四川省參議員等重要職務，並創辦有成都人和電機碾米廠、成都市第一釀造生產合作社等企業。
在大學就讀期間，勤奮好學的李宗坊受到教育學院兼重慶大學教授、中央工業實驗所釀造試驗室主任金培鬆的關注和重視。
學以致用。1941年2月，在金培鬆等人的關照下，李宗坊大學還沒有畢業，就被地處重慶的中央工業實驗所澱粉及釀造實驗工廠錄用為助理工程師兼總務課長。
隨之，為了經常協助中共地下黨做工商界人士的工作，曆任助理工程師、總務課長的李宗坊開始從公開參加抗日救國運動轉入秘密進行民主進步活動。
冒險營救地下黨員
1948年，白色恐怖籠罩成都，當國民黨警察特務瘋狂搜捕殘殺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導致黃夢穀（樂山市女中老師、中共地下黨員、下川東特委秘書）四處藏匿的危急關頭，李宗坊配合李光岱（又名奠泗，女，北京農大、北京師大畢業生，中共黨員，先後曆任合川女中校長、重慶省立女子職業學校校長），雙雙冒著生命危險將黃夢穀送出成都，並設法安排在昔日老同學、廣漢縣女中校長陳運陶的家中，方躲過一劫。1944年5月，因金培鬆教授隨中央工業實驗所調職南京、離任重慶的消息確認後，李宗坊先是謝絕了金培鬆教授隨他一同去南京發展事業的邀請，繼而他權衡利弊、請假離職，隨範英士、李光岱夫婦來到成都，並憑一技之長，擔任成都市第一釀造生產合作社工務主任。
抗日戰爭勝利後的1946年，李宗坊出任成都人和電機碾米廠和成都市第一釀造生產合作社負責人，並擔任成都糧食業公會常務理事。
從此，李宗坊以其特殊身份，秘密活動在中共地下黨和成都工商界中上層人士之間，不僅向成都工商界人士散發中共的宣傳資料及其城市政策，而且對穩定成都工商界正常經營和保存民族工商業實力，均起到了積極作用。
1947年，當龜縮在成都的國民黨軍隊急需糧食供給，而在一次由省糧管處約集糧食業公會召開的軍糧加工會上，熱血方剛、充滿正義感的李宗坊毫不買賬，並以平糧質量差、出米率低、加工費用太少、時間太緊、設備不足等種種理由為借口，拒絕接受軍糧加工任務。話畢，深知後患無窮的李宗坊借上廁所之機，悄悄地偷跑出去。
為此，國民黨當局惱羞成怒，當即派出1個排的兵力包圍了人和米廠，並進行多處捜捕，企圖捉拿李宗坊。
走投無路之際，李宗坊隻好找到時任市政府秘書長的姑父範英士求助。範英士聽後，立即表示：“你不為國民黨加工軍糧，就是獻給未來新中國的最好禮物！”隨之，範英士憑其與成都警備司令嚴嘯虎的私交，並從中多方斡旋疏通，李宗坊才避免了一場大禍臨頭的災難。
喜迎解放大軍入城
1949年11月30日，隨著重慶的即將解放，楊森與蔣介石、蔣經國、王陵基等先後逃到成都，與盛文（成都防衛總司令兼國民黨軍第3軍軍長）匯合，企圖在成都奮起反撲。
1949年12月，彭縣起義前夕，參與策劃起義的範英士遭到國民黨當局的追捕。關鍵時刻，得知此情的李宗坊，立即不顧一切地陪同其找到在成渝鐵路局籌備處駐成都辦事處的同學秦俊明，並將其隱藏保護起來，從而躲過了一場滅頂之災。
1949年12月9日，劉文輝（國民黨西康省主席兼24軍軍長）、鄧錫侯（西南長官公署副長官）與潘文華（西南長官公署副長官兼川陝邊區司令）及田頌堯（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上將參議、原川軍保定係首領之一）、黃隱（第95軍軍長）、陳蘭亭（川湘鄂邊區綏靖副主
任）、鄧漢祥（四川省財政廳長、省銀行董事長）等川軍將領，在成都彭縣龍興寺聯名發出起義通電，宣布脫離國民黨政權，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領導。隨之，其在彭縣參加起義的6萬餘人經過整訓後，編入解放軍第60軍、第62軍。
同日，在李宗坊、範英士的穿針引線下，嚴嘯虎參加了四川彭縣起義（新中國成立後，嚴嘯虎任四川省政協常委、重慶市人民政府參事）。
12月10日下午2時，在解放軍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聲中，蔣介石偕蔣經國、楊森、王陵基、盛文等紛紛匆匆離開成都官邸，從成都鳳凰山機場乘坐專機離開大陸。
12月29日，李宗坊參加了成都各界123個單位組成的四川省會各界慶祝解放動員大會，以隨時喜迎解放大軍早日進入成都。
12月30日，當彭縣起義的劉、鄧、潘將軍等與賀龍率領的解放大軍勝利進入成都城時，李宗坊與諸多成都市民到街上熱烈歡迎，並在隆重盛大的入城式上，歡慶成都光榮解放。而黃墨涵則組織棉紗、麵粉行業的職工，乘坐卡車走在前頭，迎接解放軍進城。 協助政府平抑糧價
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個春節臨近前，由於成都附近一些地區土匪暴亂，導致交通受阻、物流不暢，人民政府一時缺乏足夠的糧油等生活必需品來保障供應。
與此同時，一些投機商人和不法分子趁機操縱市場，他們囤積居奇、哄抬物價、牟取暴利，從而很快便導致黑市猖獗，糧、油、紗、布等多種物價持續暴漲。其中，1月份上漲35％，2月份上漲66％，尤其是大米竟上漲1.8倍，棉紗上漲70％。而那些潛伏下來的國民黨特務也趁機散布謠言，一時間，弄得居民人心惶惶，直接影響到老百姓對新生政權的信任和社會的穩定。
為此，西南局和區黨委及時做出決定，千方百計平抑物價，穩定市場，保證居民生活供應，特別是糧食，一定要“糧價穩”，使“天下安”。駐守成都的賀龍親自點將，特派餘秋裏部長率領大批解放軍官兵和地方幹部，組成征糧工作隊，下鄉征糧。
然而，由於不少地主采取軟拖、硬抗的辦法遲遲不交征糧，並提出了“殺‘朱’拔毛”、“抗糧反共”等口號，使征糧工作受挫，導致物價持續上漲，廣大市民盲目搶購。
在此期間，針對上述郊縣匪特組織暴亂、物價一度暴漲、投機活動猖獗、外縣糧食一時運不進城，嚴重威脅到成都人民春節過年和吃飯的係列問題，當成都市軍管會了解到，時任人和米廠經理、市糧油同業公會常務理事的李宗坊解放前與地下黨有過接觸的消息時，便立即派軍事代表、軍管會工商處副處長金力聲（後任成都市副市長、市人大副主任）找其商量，希望能帶動糧食業公會同人，積極響應政府號召，盡量拿出存糧供應市場，並提出承諾：如因物價波動賠錢，政府會予以補償。
1950年2月初，李宗坊所在的成都市糧油公會召開緊急會議，動員同人米商盡量拿出存糧供應市場。由於成都剛解放，百廢待興，不僅許多群眾還有種種懷疑、顧慮之情，到會的多數同人米商更是對拿出糧食來供應市場之事表示沉默。為此，李宗坊在會上發言指出：拿出糧食供應市場是利國利民的大事，並當場表示堅決帶頭支持政府。
為民所想，言行一致。在這十分嚴峻的時刻，李宗坊散會後便立即派出業務員，把庫存大米和對外加工尚未運走的糧食在成都北門大安市場上全部平價銷售。
與此同時，李宗坊一方麵與羅江、德陽、廣漢等與人和米廠有業務往來，或與其有私交的米商聯係，讓他們迅速運來大批糧食在成都出售；另一方麵，李宗坊在市內與協昌、大倫等大型米廠的經理何香晏、餘騰九和殷實糧商高潤民等協商，動員他們拿出大批糧食在成都東門、西門、南門、北門四大市場平價供應。
義薄雲天。在李宗坊係列行動的帶動下，糧食業公會的會員紛紛把自己的存糧拿出來在成都市場廣泛供應，不僅緩解了糧食供應緊張的狀況，平抑了糧價，而且為新生的人民政府組織調運大批糧食爭取了時間，保證全體市民過好解放後的第一個春節，對穩定當時的局勢起到了重要作用。
李宗坊（原全國政協委員、原成都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原成都市政協副主席、原成都市工商聯會長、原四川省工商聯副主席）
李彥灃（四川烹飪高等專科學校學生）
鮮琦(原成都市文聯文學院創作員、原成都市工商聯《成都商會》雜誌特邀主編兼主筆、中華民族友好協會副會長）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