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簽署的任命狀救了我一命

李宗坊口述 鮮琦 李彥灃整理

“文革”中，紅衛兵大破“四舊”，對“黑五類”、“走資派”、“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等大肆進行批鬥和“抄家”。因為李宗坊屬工商界的代表人士，有著許多鮮為人知的“特殊關係”，新中國成立後的曆次運動以來，省、市黨委暗中不僅把他列為重點保護對象，而且每每通知派出所、居委會派人加以保護。

正是由於上述“特殊關係”的原因，李宗坊不僅在新中國成立前的成都工商界就名聲不小，而且新中國成立後的名望更大。為此，有不少朋友跟他開玩笑說：“老李，你咋那麽經得住整？什麽運動你都沒倒過？”

麵對這樣的話題，李宗坊總是笑笑，不作任何解釋。其實，他自己最清楚不過，除了忠心耿耿為黨為人民工作外，還有個原因，那就是與周恩來的“奇緣”。

第二次國共合作期間，中共中央決定在重慶設八路軍辦事處，由周恩來任辦事處主任。辦事處設在哪裏好呢？既要方便工作，又要確保安全，這是很傷腦筋的事。

經過篩選，最後定在紅岩村，而提供場地的介紹者就是李宗坊的姑父範英士。皖南事變後，範英士轉入地下工作，其公開身份是成都市政府秘書長。在範英士的精心安排下，周恩來及其辦事處才得以在饒國模（李宗坊的銅梁同鄉，李覺鳴的兒子李誠“宗熙”的幹媽。其畢業於成都益州女子師範學校，二哥饒國梁是黃花崗72烈士之一)創辦的“紅岩村”安家落戶，並最終安全地完成了中共中央賦予的曆史使命。

紅岩村不僅是八路軍辦事處的聯絡點，而且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新華日報的所在地，中共的重要領導人周恩來、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鄧穎超、葉劍英，民主人士沈鈞儒、史良、劉清揚、鄧初民，記者範長江、高崇明等均是這裏的常客。而周恩來的父親、鄧穎超的母親等，則常居住在這裏。

1945年國共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下榻紅岩村，曾專門邀請饒國模共進午餐，並握住她的手說：“劉太太，我們黨離不開你這樣的群眾支持。”

與此同時，饒國模利用自己哥哥是老同盟會員和丈夫劉某是國民黨黨員的灰色身份，掩蓋本質上

的紅色；同時利用自己“農場主”的特殊身份，在虎穴狼窩中支持黨、援助黨，為革命做了不少事情。

新中國成立後，饒國模又把自己的“紅岩村”等房地產全部交給國家，因而被譽為“革命的媽媽”，並由毛澤東親筆簽署，任命她為西南軍政委員會監察員。1950年，周恩來邀請她到北京，在西花廳設宴招待她，舉杯向她致敬，共慶勝利。

此後，先後擔任重慶市人民代表、全國婦聯執委、全國政協委員的饒國模組織了婦女互助會，並創辦了20多個街道托兒所，以解決不少街道婦女的就業和兒童的讀書問題。

1960年5月，饒國模在北京參加第三屆全國政協委員會議期間，突患腦出血而住院，經搶救醫治一月無效，於1960年6月14日病逝，享年65歲。

1950年，李宗坊作為四川代表團團長，到北京參加第一次全國青年代表大會時，受到周恩來的親切會見。從1955年12月起，在成都市民主青年聯合會第3～5屆委員會期間，李宗坊連續被選為副主席。

在1962年10月20日到1993年8月6日的民建成都市第5～9屆委員會期間，李宗坊先後與黃魚門等被選舉為副主委、名譽副主委。

除上述職務、名譽外，李宗坊還先後擔任第二商業局副局長、成都市工商聯主委、名譽主委、市政協副主席、省政協常委、省人大常委、民建四川省常委、全國工商聯常委、省工商聯副主委、名譽副主委、市人大副主任、全國政協委員等職。

由於身居要職，他年年都要到北京開會，幾乎年年都要在會上見到周恩來。

1964年12月20日到1965年1月5日，全國人大、政協四屆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期間，國務院總理、全國政協主席周恩來來到大會餐廳向大家祝賀新年，並依次到每桌敬酒，與代表、委員們親切交談。

見此情況，李宗坊與不少代表和委員便紛紛離座，不約而同地圍到周恩來身邊。談笑風生間，周恩來轉過身來，向站在其身後的李宗坊親切問道：“你來自哪裏？是什麽界別的？”李宗坊激動而又有點不好意思地回答：“我是成都市工商聯的。”周恩來聽後，像看透了李宗坊的心思，便一下子就調轉話

頭：“工商聯？過去是資本家！沒有啥！不要背階級成分高的思想包袱。我生在蘇北淮安。爺爺、叔叔都做官，我出生也不好嘛，官僚資本家！但出生不由己，道路可選擇，重在政治表現。”

從此，就這語重心長的一席話，使李宗坊及在場的工商界人士無不卸下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回到成都後，當時兼任省、市青聯副主席的李宗坊，立即將此事在省、市團委、青聯、政協和工商聯等會議上專門作了傳達，從而給了大家極大鼓舞，使大家增強了聽黨的話、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

但盡管如此，在“文革”動亂期間，李宗坊仍然被“革職”，押送到成都鳳凰山農場“禁閉”。白天，他種植棉花、勞動改造，夜晚，則與市工商聯的其他“黑五類”等一起“悔過自新”。

1966年8月28日，隨著黃魚門因病在成都撒手人寰，李宗坊的“政治待遇”就上升到了原來黃魚門的“一號”位置。從此，作為“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他每天晚上都要作為“主角”，接受紅衛兵的批鬥、向“革命群眾”交代問題。

看著李宗坊還繼續“逍遙法外”，近在咫尺的成都西北中學的“紅衛兵小將”們極不服氣，他們蜂擁著衝進了李宗坊地處永靖街45號的家門，開始了“抄家”。

由此，一場在所難免的浩劫拉開了序幕。然而，在“抄家”過程中，奇跡發生了：當“小將”們把李宗坊家的寫字台抬出去，並打開抽屜東翻西找時，他們被幾張裹成一團、已經發黃的任命狀驚得目瞪口呆：任命狀上麵赫然寫著周恩來的名字和蓋著鮮紅的中央人民政府印章！直到過了好一會兒，派出所的民警等聞訊到來之後，“小將”們的頭兒才發號施令說：“哦，這是周總理的任命！這個人真是不簡單，也不大像‘資產階級反動派’。算了算了，我們不抄這裏了，換個地方去！”

就這樣，李宗坊家的寫字台和被抄出去的東西又被完好地放回到了原處。

為此，李宗坊指著周恩來當年先後給他簽署的3張任命狀、他和周恩來在一起的照片等珍貴文物，不無感慨地告訴筆者說：“我是‘文革’期間，成都市工商業人士中，唯獨被中止‘抄家’的。這主要是‘周恩來’三個字救了我一命，更使我們家免遭一劫！”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