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摶這個曾經多年“判度支”的實幹宰執對於李曜可以動用的財力有著清醒的認識：其一，河中自王重榮時代開始，曆經王重盈、王珂、李曜四任節帥，根本就沒有向朝廷上供過，換句話說，就是根本沒有將賦稅“提成”上交朝廷，河中的全部地方賦稅通通成了“留使”錢，也就是全部留在節度使府了；其二，河中的農業在北方曆來都屬於比較發達的地區，歸因此屬於節度使府的營田收益本來就不小；其三，由於地理、交通等區位優勢，河中節度使府本身就有不少商務產業，這也是一筆不小的收入……然而河中鎮真正最關鍵、最大筆的收入，仍然是那個天下垂涎的解州、安邑——“兩池”。
解州、安邑兩大池鹽的收入，還在代宗時期，就已經占據整個朝廷收入的百分之十二點五，也就是八分之一，而這個收入在如今朝廷財政拮據的時期，已經上升到了六分之一！當然，這個說法僅僅隻是“如果”李曜肯將鹽池收益上交朝廷的一個假設罷了，實際上李曜承王重榮舊製，根本不向朝廷上供一文錢。那麽，李曜可以支配的財力，很明顯是非常充足的。
當然，不上供不代表對朝廷毫無表示，李曜不僅有表示，表示還很大，隻是名目不是上供，而是進奉。
所謂進奉，是藩鎮以“羨餘”的名義向皇帝上供的錢物，這在唐後期十分普遍，史稱“有土者競為進奉”，同時進奉的數量也十分驚人。史載貞元時，諸道進奉歲凡五十萬貫，其後稍損至三十萬貫。實際上恐還不止於此數。比如大曆元年，代宗生日一次所得進奉達二十四萬貫。德宗時更盛，當時持節浙江的韓說一次進奉竟達五百萬貫。而且關鍵是越到後期，進奉的名義越多，除了逢年過節、皇帝壽誕之外，各地藩鎮要進奉，名義是五花八門。最有趣的是，連一貫處於“名義統一、實際獨立”的河朔三鎮，雖然一文錢的上供都不給，但進奉卻也並不少見。至於河中，在李曜上任之前，河中每年進奉朝廷解鹽三千車，而在他上任之後，便將這一數量提高到了五千車，這其實也算是一筆巨款了。
不過話說回來，解鹽這個東西對於河中而言，本身並無多少成本，進奉三千車和進奉五千車，對朝廷來說大不一樣，對李曜來說卻幾乎隻是個態度問題，根本不會對他的收入有多大影響，因此總的來講，河中節度使府的收益是相當可觀的。如果說河中軍府都沒錢，那天下數十個藩鎮，有錢的怕也就真是鳳毛麟角了。
楊潞與王摶這一問一答，河中各家便都一時找不出什麽反駁的話來。事實上李曜也知道，這些世家對此次賺錢的機會是在意的，要不然今天就絕不會一家不落地全部來了，但是正如之前靳蓿所言，在商言商，他們自然要施展出各種手段，爭取拿到更多的利益。比如今天這種質疑，其實也不過就是為了談價。一如後世有些人在個體戶服裝店買東西，如果有心要某件商品，便總要想方設法找出那東西的一些小瑕疵來，用以與老板討價還價。
想到此處，李曜便下意識地朝楊潞看了一眼，卻正瞧見楊潞也朝自己看來，她雖然帶著帷帽，有麵紗遮擋，但李曜卻仍瞧見那輕紗後麵，這個精靈狡黠的女子正露出一絲得意的笑容。
李曜心裏頓時明白過來，暗道：“是了，楊潞這妮子豈是這般好相與的，她既然半路殺出來幫我一把，哪能沒有企圖？隻不過，我最不怕的就是你有企圖，有企圖我才好將計就計，你要是沒企圖，我才真不知道怎麽應對才好。”他心中念頭閃過，跟著就琢磨：“楊潞示好於我，無非是要為淮南謀利，但眼下朱溫剛吃了一場大敗，當不會有威脅到淮南的能力，楊行密此時應該不會是要我幫忙牽製朱溫。既然軍事上沒有擔憂，那就隻有政治和經濟兩個可能。政治嘛……目前的大事也就隻有皇帝乘輿播越到了華州之事，這事與我還算有些關係，與楊行密顯然不沾邊，因為李曄不可能去揚州，他也去不了，楊行密不可能是考慮這個。那麽，就隻有經濟了……嗯，這個倒是一時不好猜測。”
李曜主政河中時間雖然很短，但與淮南的經濟合作開展得卻是很快，畢竟他們這兩家，一家產品精良、產能足夠，另一家家底富庶，消化量杠杠的，供求關係很是明顯。而且淮南一帶盛產絲綢，這東西在河中的銷路也暢。既然雙方關係不錯，那麽這等互惠互利的事，自然誰都不肯拖延。
事實上李曜還想與淮南繼續深化合作，譬如棉花的問題，就已經提上了李曜的辦事日程。此時他料定楊潞是來談經濟合作的，因此也就把這事提前考慮進去了。說起來，“提前考慮”，這也一直是李曜的習慣。
於是李曜便笑著接過話茬，道：“王相公法眼如炬，對我河中這點家底，相公當真是洞若觀火。”他微微一頓，環視一眼，朗聲道：“諸位，事情便是如此，河中即便不用河東軍械監注資，也有足夠的實力進行東升新城之建設，之所以此番讓出一百二十萬貫的盤口，隻不過是某不欲獨攬這筆大財，想著分利造福於鄉梓而已。如今廬陽縣主願代弘農郡王出資五十萬貫入股，便還剩下七十萬貫的盤口，諸位之中，還有誰……”
靳蓿起身道：“河中靳家，願出資三十萬貫入股。”
李曜還未來得及應聲，馮祺也已然起身：“既然如此，剩下四十萬貫的盤口，我河中馮家願意足額出資。”
誰料刷刷刷又站起來數人，齊聲道：“豈能如此！”紛紛道：“節帥且慢，我等也欲出資入股！”
“節帥，你既說是為了造福鄉梓，那這足足一百二十萬貫的盤口，豈能隻有三家便分個一幹二淨？”
“正是，正是！節帥，這麽大的盤口，若是隻有三家能得入股，與獨攬又有多大區別？”
一時間，場麵就混亂了起來，在場幾大世家爭論還算說得客氣，鬧到後來那些個餘財頗多的商賈們也加入進來，直言這般分法太不公平。他們雖然還不敢直接指責李曜，但言語之中明顯帶了情緒。
李曜心中好笑，麵色卻是逐漸沉峻起來，等到眾人爭執不下，連楊潞也接連望了他幾眼，顯然有些擔憂局麵之後，才忽然一拍麵前的橫案，沉聲怒道：“肅靜！”
似乎是為了配合李曜這一聲低喝，肅立不動的近衛軍牙兵同時將手中長兵往地上一頓，齊聲喝道：“吒！”
眾人何曾遇到過這等場麵，幾乎都是下意識一抖，戰戰兢兢朝李曜望去。
李曜倒也並不發怒，隻是冷著臉掃視他們一眼，寒聲道：“似你等這般吵嚷下去，這東升新城就不必再建了！”
一個人帶兵時間長了，言語之中都帶著軍威，帶著軍威含怒出聲，這般氣勢豈是尋常人承受得住的？因此眾人見節帥發怒，無論地位高低，都有些畏縮，不敢再多言。
李曜見震住了場麵，這才裝模作樣沉吟了片刻，道：“你等所言，也未嚐不是道理，此事既是某欲造福鄉梓，的確不該隻有少數幾家包攬……但若叫某逐個分配盤口額度，一則某對各家情況不甚了解，實在難辦，二則似這等事情，無論某如何公允，分配之後，也總有不滿意的人，因此……某另有一策，管教事後誰都埋怨不得誰。”
眾人見李曜說得如此肯定，都不禁有些詫異，這般難辦的事，居然還能有那麽十全十美的法子，能“管教事後誰都埋怨不得誰”？當下一個一個盯著李曜望去，看他究竟有什麽神仙辦法。
就連一直超然在外、坐看濤生雲滅的王摶也忍不住問：“蒲帥竟有這般妙策？”
李曜心中暗笑：“自然是妙策，我既然敢引入股份製，難道就不敢引入股票的概念？哼哼，不怕你們不入我轂中來。”
當下便道：“這法子其實並不複雜……此番東升新城頭期工程預計開支為三百萬貫，某曾說過，一股為三千貫錢，是也不是？”
眾人自然稱是。
李曜點點頭，繼續道：“其實如此一來，限製得太死，剩餘盤口便不好分配。因此不如這般：節帥府開放出來的一百二十萬貫盤口，按照這個基本框架分為四百股，但是每一股的價格並不限死，各家自行報價，說出自己每股出資多少，要多少股，如無競爭者，便算購入股份成功，若有競爭者，則競爭者出價須得高過此前的出價……每次加價，每股提高至少五十貫。”
此言一出，眾皆愕然，不片刻之後，與會眾人大多麵如土色，望向李曜時，眼中神色複雜之極。
楊潞忽然咯咯一笑，曼聲道：“蒲帥好算計，不過，奴家仍覺此事可行，奴家出五十萬貫，要一百五十股。”
眾家皆是蹙眉，楊潞這般一來，就是同樣出五十萬貫，卻比之前少拿了十六七股。自家若是與她相爭，豈非要虧更多？
誰料還真有人願意虧，隻是此番出價之人誰也未曾料到，竟然是此前與節帥同時下樓的年輕郎君，他忽然開口道：“某以太原王氏名義，出資五十二萬貫，也要這一百五十股。”
眾皆愕然，便是王摶，也有些錯愕，繼而微微蹙眉，看了王笉一眼，目中似有不滿。但王笉目不斜視，反而端起茶水，小飲一口，一副淡然自若地模樣。
李曜看了她一眼，並不做聲。這時靳蓿道：“蒲州靳家，三十二萬貫，一百股。”
……
傍晚時分，河中節度使府。
李襲吉滿麵紅光地對李曜道：“明公，此番真是自古未有之盛事！原本籌資一百二十萬貫，誰料最終竟然拿到二百三十萬貫，幾乎翻了一倍！”他忍不住仰天打了個哈哈，笑得止不住，道：“更了不起的是，明公竟然能讓他們多出了近一倍的錢之後，仍然隻拿到四成股份！這真是……真是閉著眼就賺了一百一十萬貫啊！就這白白賺來的錢，我河中五萬大軍，就可用半年了！”
李曜卻仍隻是麵帶微笑，點頭道：“是賺了一點，不過這筆錢某可不打算拿去養兵，這是拿來做前次某與你說到的農業計劃的。”
李襲吉微微一怔，這才想了起來：“明公是說上次曾給某一觀的‘河中農業發展規劃’？”他忽然有些錯愕：“不過前次明公不是說，尚未物色到最佳主事人選麽？難道現在已經有了？”
李曜頜首道：“不錯。”
李襲吉問：“卻是何人？”
“張全義。”李曜嘿嘿一笑：“此公被我生擒這麽久，直到此番河中大戰之後，朱溫大敗虧輸，他才真正死了心，這才開始鬆口，願為某效力。”
李襲吉想了想，也點了點頭：“張全義此人，別的不說，對農務倒是十分熱衷，若他真心歸順，主管這農業，料來應當不差。”
李曜卻微微蹙起眉頭，搖了搖頭：“某這計劃，可不止是‘勸課農桑’這麽簡單。”他心中暗暗歎息一聲：“都說強漢盛唐，這大唐朝廷在農業上，可真是……啥事不幹，靠天吃飯啊！”
要說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裏，唐代一貫被認為是一個高度發展時期，是曆代封建王朝的盛世，其文治武功可與前漢媲美，故並稱漢、唐。從形式上看，唐確是漢以後又一個疆域遼闊的大一統帝國，隻有前漢可與之相比：漢地東西九千三百二裏，南北萬三千蘭百六十八裏；唐之疆域比漢殆又過之：“其地東極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全境，北接薛延陀界，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裏，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裏。到唐之盛時，開元天寶之際，東至安東，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單於府，蓋南北如漢之盛，東不及，而西過之。”這說明唐代疆域的總麵積超過了前漢。大唐在文化上，也是一個高度發展時期，特別是在文學藝術上和工藝技術上，都表現了高度的成就，這是不需要細說的。從這些方麵來看，漢唐並稱，可以說是當之無愧的。
但李曜卻認為，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比如從建邦立國的根本大計、從富國利民的社會經濟發展計劃、從鞏固國家政權基礎以強化國家機器、從為民興利除弊以圖長治久安這些方麵來看，唐朝的十幾位皇帝中，除了一二開國之君稍富韜略，可視作例外之外，其餘大都是無所作為，也不求有所作為，一切聽任自然擺布，聽任命運擺布。他們對於國家的治亂，對於自己統治地位的安危，沒有任何通籌全局的長遠規劃，沒有深謀遠慮的戰咯部署，也沒有應付急需的治標安排，甚至遇到與王朝生死攸關的巨大困難，也都是付之悠之，徒喚奈何，而不采取任何積極措施，在困難麵前不作任何主動行動，來扭轉所麵臨的不利形勢。可以說都是些平庸無能之輩。
這其中隻有玄宗原來還比較英明，開元之時亦頗思有所作為，可惜不久即沉溺酒色，驕奢淫佚，醉生夢死，天昏地暗，大唐的統治基礎被他斫喪殆盡。其餘更都是逆來順受，忍辱偷生，委曲求全，以苟延殘喘，更談不到施展韜略、有所作為了。就連憲宗，也隻是相對多了幾分手腕，而並未有真正的大局意識。其實這種情況，在前後各王朝中，都是不多見的。所以他一直認為，至少在這個方麵，唐不僅不能與漢比，甚至不能與被它推翻的隋朝比。
隋雖是一個短命的王朝，前後兩代不過三十七年，但卻為後世建立了不朽的功勳，留下一份為利無窮的寶貴曆史遺產，至今猶在放射著耀眼的光芒——那就是大運河。大運河在全國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所產生的影響之大是無可估量的。而號稱盛世的唐朝，卻舉不出有任何巨大厲史意義的成就。所以，從形式上看，唐朝的疆域比前漢大，是一個威震遐邇的大一統帝國，在原先的曆史上，大唐立國長達二百八十九年，比前漢王朝還多七十五年。然而它的內容卻是空虛的，終唐一代，沒有在這一方麵做出有任何曆史意義的重大貢獻，曆屆帝王除一二開國之君外，都是些沒有多大作為的庸碌之輩，既不能為民興利，也不能為民除害，即使問題擺在眼前，也同樣是不聞不問。象這樣的無所作為，在前後曆代王朝中實是少見。
對一向被譽為盛世的唐朝作如此貶抑，並非李曜對這個王朝有什麽成見，相反他是對大唐很有感情的，但也許是愛之深、責之切，因此他見到大唐的弱點之後，就越發希望使之改變，而他的這個觀點，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是有充分根據的。
在李曜看來，古代社會裏，農業當然是最主要的一個生產部門，所謂經濟是一切社會關係包括政治關係和意識形態的基礎，實際上就是農業在這一切關係中起決定作用。例如“三河”地帶之所以成為中國古代燦爛文化的發祥地，數千百年以來一直是一個統治中心——即所謂“都國諸侯所聚會”、“七十九代之君俱王天下”，就是因為這個地區一直是以農業為基礎的經濟中心，農業是決定一切的直接力量。因為農業不僅直接關係著人民大眾的生存，而且也直接關係著“都國諸侯”的存亡，所以一個國家的農業興衰，就直接表現為人民的貧富和國家的安危。
關於農業的這種決定一切的作用，其實古人早就認識得非常清楚，闡述得也非常明確，尤其是戰國時期的各派思想家，都紛紛從不同角度來反複中論有關這一問題的理論與經驗教訓。比如《管子》裏，就有兩段話：
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則城不固……輕地利而求田野之辟，倉凜之實，不可得也。
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製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栗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主知眾民、強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則戰必不勝，守必不固矣。……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
李曜認為管子說得十分透徹，所謂“田野之辟，倉稟之實”，就是發展農業的兩大目標，也是充實經濟力量和鞏固國家基礎的根本大計。《管子》的後一段文字闡述得更為明確，既然“粟”直接關係著國家人民的命運，自然就不能不把“田野之辟，倉稟之實”作為治國的根本大計。因為“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彼此間的相互關係是如此直接，如此明顯，不容有絲毫疑義。
所謂“田野之辟”，就是充分利用水土資源，擴大灌溉麵積，以提高農業生產力，增加土地的單位麵積產量。水是農作物的命脈，一個朝代是否注意興修水利，是一個朝代農業能否發達的關鍵。按照李曜在後世課堂上學到的說法來講，由於中國古代社會的基本經濟結構是小農製經濟占支配地位，一家一戶的小農民都是個體方式的經營，相互之間不能產生自願的聯合，以形成一種社會的集體力量，來興建大規模的水利工程，如開鑿人工渠道，以共同灌溉農田，用以提高土地的生產能力。所以他們隻能消極地聽任自然擺布，所謂靠天吃飯。於是朝廷這個社會上唯一的一種集體力量，就在這方麵起著決定性作用。有一個注意興修水利的朝廷，就會出現一個人給家足、經濟繁榮的時代，反之，如果聽任溝渠湮滅，水利不修，其必然來臨的，便是災荒連年，饑謹薦臻，甚至是人相食吠，白骨蔽野。
所以一個王朝對於水利是否給以足夠的關心和重視，是判斷一個主朝興衰隆替的準繩，一個能主動大興水利的王朝，必然是一個田墾、粟多、國富、兵強、戰勝、地廣的王朝。作為一個接受共產主義教育多年的國企幹部，李曜記得馬克思也曾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並作了論述，指出舉辦灌溉或排水的公共工程是中央政府的主要職責，隻不過記不住原話了而已。
不說馬克思，就說從曆史的角度來說，如周、秦、漢都是從偏僻小國發家，其依靠的就是不斷的夯實農業基礎。有農業才有人口，有人口才有士兵，才能考慮對外擴張，這是最簡單的道理。
唐朝是漢以後在關中定都的又一個大一統王朝，雖然它開拓了遼闊的疆域，與前漢帝國的聲威不相上下，但在這個方麵，卻是一個基礎薄弱，內容空虛，名不符實的強國。它不重視農田水利，不為人民“通溝讀，畜破池”，以達到五穀豐登，人給家足。漢武帝所說的農天下之本，泉流灌浸，所以育五穀的道理，似乎根本不為唐朝的皇帝、百官所理解，絲毫沒有奠立國家根本、強化政權基礎的打算。終唐之一代，沒有興建過大規模的灌溉工程。不修新渠，也不注意保持淚渠，如秦漢時代的鄭白渠，到唐時還能發揮其固有作用，朝廷不僅不加愛惜，王公權貴還肆意破壞。總之唐朝既不開鑿新渠，也不維護舊渠，對開發水利，發展農業，好象與自己完全無關，李曜對此十分惋惜。
好在大唐朝廷雖沒有進行過有計劃的水利開發，但各道州府的地方官吏偶爾還會利用本地區的自然河流，川澤、肢塘修建一些地方性的小渠，或把廢棄埋滅了的古渠故道加以疏浚修整，使之能灌溉附近田疇，這在各道州府中皆不乏其人，如此修建的小渠亦屢見記載，但是地方小渠都是修舊利廢，小修小補，而不是有計劃的水利建設，大都規模狹小，灌溉麵積不大，其利不溥，地方上雖能獲得一點收益，但對整個天下農業而言，實在無足輕重。
而且李曜覺得更糟糕的是，唐雖然繼秦、漢之後，亦定都關中，但是唐時的關中已不是秦漢時的關中，因為全國的經濟中心已經南移，關中的自然條件和經濟力量，已不足以支撐作為大一統帝國的政治中心。
首先是關中已經遭受過幾次慘重的破壞，特別是東晉十六國時期的長期破壞，破壞到“關中無複行人”，在“井埋木刊，纖陌夷滅”之後，生態平衡被徹底破壞，水上長期流失，幹早的黃土已經沙化，在土地報酬遞減現象日益嚴重的情況下，不斷增加的人口使土地更失去負荷的能力。故當唐在關中建都時，已明顯觀察到關中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早。這是唐在關中建都時首先遇到的一個明顯的不利條件。但是這個不利條件並不是不可改變的，因為關中是黃土高原，土層厚，土質肥沃，如果千早缺水，則風沙淋漫，穎粒無收，一旦有水灌概，仍可畝收一鍾。這樣的事實，都曆曆在目，不僅秦、漢的曆史經驗可資效法，眼前的事例尤足借鑒。
例如玄宗時期的同州刺史薑師度，“首開溝恤”，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使“由來棒棘之聽，遍為粳稻之川，倉庚有京抵之饒，關輔致珠玉之潤”。玄宗特下詔褒美，但卻不把這個成功經驗加以推廣。可知唐朝並不是真正重視這一成功經驗，更不準備走自己發展經濟的道路，而是把自己政權的立足基礎——實際上也是自己的生存依據，仿佛孤注一擲般完全放在“歲潛東南之粟”一著上，竟然沒有注意到江淮漕運是不可靠的，以此為國策，實是一個致命的錯誤。因為唐都關中，江淮槽運不能直達，漕運全程，明顯地分為三段，隻有大運河一段是暢通的，後兩段、特別是最後一段是極端困難的，而且是不可逾越的。唐朝把自己的立國基礎和生存依據放在這樣一個不可靠的漕運上，這就鑄定了唐朝必然是一個基礎脆弱，隨時可能傾覆的政權。
這些東西，原本都是李曜穿越前偶爾涉獵得來，而穿越之後因為切身體會，才真正開始仔細思考的。如今身為河中節度使，心中又有更加遠大的理想，對於這些國家建設之類的事情，也就考慮得更多、更廣。他覺得一個王朝沒有自己的富國、利民、長治、久安之策，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就地發展經濟，以奠立一個地辟、粟多、國富，兵強、戰勝、地廣的鞏固基礎，特別是當遭運已經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難，朝廷的存亡已經遇到嚴重危脅，而仍然不肯改弦易轍，速謀自救之道，仍然死抱著錯誤政策不放，這是使人費解的。
例如大運河雖然可以暢通，但運輸卻曠日持久，史稱：“江南漕船以歲二月至揚州，入鬥門，四月已後，始渡淮入注，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門，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舟楫阻隘，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雇河師水手，重為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這說明黃河能夠航行的時間是很短的，沉溺損耗是很大的。黃河運程到三門而止，三門之險是全部運程的一個最大障礙，在此時的技術條件下，由黃河越三門而進入關中水係是根本不可能的。
朝廷對這個倒是曾經進行過不實際的改進計劃，耗費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什麽辟高山，易堅石，以另辟新渠，所謂“辟三門之嶺，逾岩險之地，傅負索引艦，升於安流”，結果是徒勞無功，岩險之地不能逾越，不能用人力負索把潛船升於安流。不得已在三門置倉，將槽糧搬入倉中，改由陸運，用大車運至渭濱，再轉槽京師。道路之梗阻，運腳之高昂，沿途之損耗，丈骨之盜竊，損耗驚人，當時有“用鬥錢運鬥米”之說，以如此高昂之代價，曠日持久，運到京倉時已所餘無幾，遠不足以滿足需要，朝廷不得已每年須以大部分時間移駐東京(洛陽)，即將整個朝廷搬往洛陽以就食。洛陽地濱黃河，漕運雖然艱難，但遭船畢竟可以直達，比西京長安略勝一籌。裴耀卿在評論漕政時曾指出：
臣以國家帝業，本在京師，萬國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為秦中地狹，收粟不多，僥遇水早，即便遺乏。往者貞觀、永徽之際，祿凜數少，每年轉運，不過一二十萬石，所用便足，以此車駕久得安居。今升平日久，國用漸廣，每年陝洛槽運，數倍於前，支猶不給，陛下幸東都以就貯積，為國大計，不憚幼勞，皆為憂人而行，豈是故欲來往。
僅此一說，就已充分說明完全仰賴漕運是危險的。
唐朝以高昂代價維持江淮漕運，而江淮消運並不能保證永久暢通，因大運河的較長一段位於河南，而且是運河的關鍵部分，是運河轉入黃河的樞紐。然而中原是兵爭之地，一旦中原有事，運河即被切斷，如安史之亂時，中原為主要戰場，兵荒馬亂，淮、汴梗阻，運道斷絕，唐朝立即陷入絕境，因失去了江淮財賦，就失去了活命之源，朝廷地位，岌岌可危，在萬分危急之中，不得已而改變航道，遭船改由長江溯漢水北上，運抵漢中，然後再改由陸路運往京師。這完全是一種饑不擇食的救急之策，不得已而為之，因陸路車載，途程遙遠，道路崎嶇，腳價更為高昂，沿途損耗更為浩大，而且曠日持久，緩不濟急，以致京師米價爆貴，軍民乏食，太倉空虛，宮廚斷糧，連皇帝後妃也差點成為餓殍。為了活命，遂迫使蜀中人民按穗以供。情勢竟如此危急，這時唐朝的命運實己不絕如縷。
但是像這樣的危急情勢，在唐朝並不是偶然一見，而是屢見不鮮。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不斷稱兵，漕運常被切新，朝廷對此束手無策，皇帝悶坐宮中，望眼欲穿地在坐等漕糧的到來，此外即無所作為。李曜是怎麽也沒有想明白：一個王朝本應立足於自力更生，應當自己動手，開發農田水利，生產一部分或大部分衣食之源，而不能依靠從外地征調而來，何況運輸這些征調之物又非常不可靠，至多以之作為補充，而不能作為全部生存依據。然而唐朝恰恰作了這樣一個錯誤決策，而且是一成不變，盡管事實已經一再證明江淮運不可靠，因航道不能改變，三門之險不能逾越，縱使以劉晏之能，他雖然作了最大努力，但所能改變的隻限於管理槽政的行政效率，罷掉了貪汙無能的經手官吏，使浪費損耗為之大減，但對於運道的艱難險阻仍一籌莫展。事實上，誰也不能改變根本不能改變的自然條件，就算讓多了一千多年曆史智慧的李曜來辦，他也辦不到。
唐朝的十幾代皇帝對此皆無動於衷，仍然要坐待東南之采，不謀自救之道，寧作餓殍，也不肯改弦易撤。結果，王朝虛弱衰敗到不堪一擊，四方一有風吹草動，皇帝就倉皇出逃，歸根結底，就在於現在的關中不能自給自足。
李曜不希望千年後的關中仍然要成為自己那個時代的“黃土高原”，同時也希望將來的關中能恢複生機，因此在現在就開始格外關注水利工程建設，在河東軍械監時期，就做了一些安排，如今則是時候將當時積累的經驗拿來，進行更加細致的改進和實驗了。
李襲吉這時已經明白李曜的意思，略微思索道：“無妨，隻須讓張全義負責大局，至於細務，不是還有軍械監水利司麽？這可就要看張掌監(河中軍械監掌監張敬詢)如何配合了。”
李曜輕輕點頭，道：“某欲辟舉張全義為河中觀察副使，可道，你來草書……襲吉先生，此事還要勞駕你去知會敬詢。”
李襲吉收起笑容，拱手道：“明公放心，某自省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