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勁 譯
通過提交博士論文來完成學業，本雅明在1917年10月22日寫於伯爾尼的信中首次提到這一打算。“今年冬天，我將開始鑽研康德和曆史。我尚且不知能否在曆史的康德中找到這方麵必要的、十分正麵的內涵。而我將可否從這一研究中發展出我的博士論文，也取決於此。”[1]1917年，他移居瑞士，在伯爾尼大學繼續深造。1912年完成中學結業考試後，他於同年夏季學期開始就讀於弗萊堡大學，“以便攻讀哲學”[2]。大學第二學期他是在柏林念的，第三學期又回到弗萊堡，自第四學期——1913／14年的冬季學期——起，他重又在柏林繼續學業。他在此學習至1916年。這一年，他“就讀於慕尼黑大學；自1917／18年冬季學期起，在伯爾尼大學學習，在此於1919年6月獲博士學位”[3]。撰寫關於康德的博士論文，這一計劃源於他所特別熱衷的研究。“我在讀大學期間，專門並一再研讀的先是柏拉圖和康德，接著是胡塞爾和馬爾堡學派的哲學。漸漸地卻對文學和藝術形式的哲學內涵越來越感興趣，這一興趣最終作為我的博士論文的研究對象而告罄。”[4]這方麵日益濃厚的興趣迫使他放棄先前的打算，即把研讀康德與撰寫一篇與此相關的博士論文相聯係。他在1918年3月30日致格爾斯赫姆·朔勒姆（GershomScholem）的信中寫道：“必須推遲對康德和科恩的進一步研究。”[5]他既然決心無論如何也要讀完博士——他在5月份致恩斯特·朔恩（ErnstSchoen）的信中寫道：“我想拿到博士學位，即便這不成或尚且行不通，也隻可能是最深重的心理障礙所致”[6]——，就必須努力使攻讀哲學博士的打算與他對藝術理論的強烈研究意圖協調一致。他在3月份時還曾指望從“導師”——伯爾尼大學的哲學家理查德·赫爾貝爾茨（RichardHerbertz）——那兒得到“關於論文題目的建議”；“而現在，我自己想出了一個題目”[7]。他在致朔恩的信中提到題目的大致輪廓：“浪漫派藝術批評的哲學基礎”[8]。他告知赫爾貝爾茨教授這一研究計劃，獲得教授的讚許。赫爾貝爾茨首肯這一題目；本雅明在信中寫道：“他欣然讚同。”[9]盡管他麵前的道路已鋪得很順，他內心的疑慮重重卻使他舉步維艱。“讀博途中如果出現阻礙，我會將之視為對自己的提示，提醒我鑽研自己的思想。”他所設想的阻礙顯然不隻是外在的：而與他“自己的思想”相關。他在3月底致朔勒姆的信中透露：“我的哲學思想的發展抵達了一個中心。我雖欲罷不能，卻也必須像對康德和康德主義的鑽研一樣，暫且就此打住，等我博士讀完後充分自由地完全致力於此。”[10]他所擔憂的一方麵是，外在目標——拿博士學位——會妨礙他表達最真實的意圖，這些意圖源於他思想發展的另類中心；另一方麵是，他在寫論文之初所定的任務，即“把浪漫派某些最深刻的趨勢與康德之間具有曆史奠基重要性的契合展現在‘博士論文’這一形式中，有可能會被證明是不可能的。對這個題目雖略知一二，卻發現材料極其棘手。博士論文總是要求旁征博引，可是，[關於浪漫派的那些趨勢]幾乎找不到可援引的”。其實對於他的主要疑慮，即把內心最深處的研究意願與外在目標相結合有多難，他倒還能應付過來：“論文隻要能完成”，恰恰能容許他擁有“內心的匿名性，這種匿名性是我在所有為這種目標而寫的東西裏所必須保障的”[11]。這指的是“真正的”科學態度所具有的匿名性，這種態度可以隱藏在外界所要求的複雜而符合常規的態度中[12]。盡管他還有另一層、更多是技術上的疑慮，論文成果卻證明，他相當出色地適應了符合常規的論文撰寫方式。因此，他所完成的論文既有實在的內涵，又指向其實虛空的內涵：“它成了它應該是的樣子：指出了浪漫派的真正性質，而這是研究文獻所全然不知的，這是間接地指出，因為我沒能涉及浪漫派的中心，即救世主義——我隻探討了藝術觀——，也沒能涉及一些別的我認為極具當前現實性的方麵[……]。不過，人們從論文裏可以讀出這一情形，我認為論文做到了這一點。”[13]論文的最初方案尚以康德作為基石。他在3月30日致朔勒姆的信中闡述道：“浪漫派以降，下述觀念才漸漸居主導地位，即藝術作品本身可以在觀照中被把握，無關乎它與理論或道德的關係，有觀者足矣。藝術作品麵對藝術的相對自主性，或者毋寧說是它對藝術的純粹超驗的依賴性，成為了浪漫派藝術批評的條件。任務在於，在此意義上證明康德美學是浪漫派藝術批評的本質前提。”[14]本雅明為了極其細致地梳理浪漫派的藝術批評這一概念本身而沒能處理這一任務。他全神貫注於研究浪漫派[15]。即便“沒有外在緣由的話”，他“永遠不會從事這項研究”，他卻認為這項研究並非荒廢光陰。“我通過它所學到的是一窺真理與曆史之間的關係，這一點在論文裏雖然幾乎隻字未提，不過希望聰明的讀者能覺察到。論文研究的是浪漫派的批評（藝術批評）概念。浪漫派的批評概念孕育出現代的批評概念；盡管如此，對於浪漫派來說，‘批評’是一個十分幽秘的概念——[注腳補充]他們曾有多個幽秘的概念，不過可能沒有哪個概念如此深藏不露——，就認識而言，這一概念立足於神秘主義的前提，就藝術而言，它涵括同時期及之後作家的見解之精粹，在眾多方麵蘊含我們的藝術概念。我對此所做的思考環環相扣，因此很遺憾我難以在信中隨便寫幾句使您對論文全貌有個概念”[16]。他寫這封信時，即1918年11月，“真正的論文[……]尚未落筆一字，不過準備工作——查找文獻很難，閱讀所找到的文獻是極其乏味的事——已頗有進展”[17]。1919年4月7日，本雅明報告道：“幾天前，我完成了博士論文的初稿。”[18]如果把論文寫作在一月份的中斷算進去的話[19]，他撰寫論文初稿大概花了4個月時間，最多不超過5個月。為了向係裏提交終稿，他在4月和5月、多半6月仍在修改論文，因為在一封之後認定寫於“1919年5月”的信中[20]，他不僅提到這時不能缺的書籍，還提到他剛把博士論文的“一部分交給導師”[21]。最終於1919年6月27日，“哲學係鑒於赫爾貝爾茨教授的申請報告，接受”博士論文，該論文版本在5月時已擴充“早期浪漫派的藝術理論與歌德”這一附錄——這一章與論文其餘部分截然有別，他稱之為“幽秘的後記，是為我把博士論文作為我的研究願與之分享的人寫的”[22]。
博士論文答辯舉行於7月19日與7月24日之間[23]，本雅明獲特優成績[24]。關於論文的印刷和出版事宜，本雅明與朔勒姆的父親和伯爾尼的出版商福蘭克（Franke）交涉。這在戰後的最初兩年之艱難，從兩封信中可見一斑。1919年11月23日，本雅明在致朔勒姆的信中寫道：“現在對我來說很重要的問題是，您父親將為印刷我的博士論文估算多少費用。我另外用一張紙條寫下數據，希望沒缺什麽，如果需要，我可以寄上打字機打出的一頁樣板。（福蘭克大概會出版這個東西。我當然得付印刷費。）我不在乎特別大的字體，正好相反，隻要看上去還成，字體小些也沒關係。不過一定要好紙（不要亮光紙）。尤其是印刷字體比較小的話，我更傾向於用哥特字體，而不用拉丁文字體。——我想福蘭克會同意印刷1000冊至1200冊的。”[25]他指的多半是：“納入出版計劃”，因為博士論文實際上由柏林的阿圖爾·朔勒姆書籍印刷廠印刷。費用支付方麵當然困難重重。本雅明在1920年4月17日致格爾斯赫姆·朔勒姆的信中寫道：“在您全家中，您是最後一位在我待在柏林期間談這事的。我已和您哥哥萊因霍爾德商議過好幾次，借此機會也與您父親交換了意見。今天，這些商議暫時告一段落，商議結果讓我震悚：由於印刷成本近期猛漲，論文頁數比原先估計的要多，盡管從我這方麵和他們那方麵盡量減少成本，印刷費仍會超過5000馬克。我恐怕將在伯爾尼申請更高的資助或許可，即目前還不是非得印刷不可。”[26]鑒於論文——作為赫爾貝爾茨教授所編輯的《關於哲學及其曆史的伯爾尼新專著》之第五卷——同年出版於福蘭克出版社，可以推測的是，本雅明申請到了更高的資助，出版社支付了所餘印刷費。這一年末，他提到自己重新加入康德協會，協會立即請他在《康德研究》上登載關於博士論文的作者自述[27]。這一自述發表於1921年的《康德研究》第1／2期，第26卷，第219頁；重印於“附錄”[28]。關於論文的影響，本雅明幾年後才有匯報，而即便這時談，也是因為古怪的偶然事件發生，這些事件簡直像是要摧毀論文的影響：“書籍開始經曆其自有的命運（libelli mei sua fata）”，他於1924年這樣寫道。“我不久前得知，我的論文的所有現存冊數通通被焚燒於伯爾尼。”他以斯多葛學派的諷刺口吻繼續寫道：“我因此給你[指朔勒姆]一個無價的建議，並透露給你一個消息，倉庫裏尚存37冊，你如果把它們購到手，將在舊書市場上穩操勝券。”[29]兩個月後，他寫道：盡管如此，“未被焚燒的博士論文[……]如今似乎正大行其道”。“一篇關於《文學研究的新潮流》的文章詳細談到我的論文，據說一本荷蘭雜誌發表了關於論文的書評，評價極高。”[30]朔勒姆認為前者是本雅明的謬誤，後者指的是施帕爾內（H.Sparnaay）發表於《新語文學》（Neophilologus）上的書評（第IX卷，第101頁及下頁）。不管對論文的接受情況如何：本雅明認真考慮過出第二版，並為此做了充分準備，他的手稿裏字斟句酌的新增語句和貼上去的便簽都證明這一點。他在生前卻未能實現這一計劃。直到1955年出版的《本雅明文集》裏，論文才再次付梓，阿多諾將之編作《本雅明文集》第二卷，強調指出本雅明“一直十分珍視它”。
[1] 《本雅明通信集》，151頁，法蘭克福，1978。
[2] 瓦爾特·本雅明：《三段生命曆程》，西格弗裏德·溫瑟爾德主編：《關於瓦爾特·本雅明的當前現實性——瓦爾特·本雅明八十誕辰紀念文集》，45頁，法蘭克福，1972。
[3] 瓦爾特·本雅明：《三段生命曆程》，西格弗裏德·溫瑟爾德主編：《關於瓦爾特·本雅明的當前現實性——瓦爾特·本雅明八十誕辰紀念文集》，45頁，法蘭克福，1972。
[4] 同上。
[5] 《本雅明通信集》，180頁，法蘭克福，1978。
[6] 《本雅明通信集》，188頁，法蘭克福，1978。
[7] 同上書，179頁。
[8] 同上書，188頁。
[9] 同上書，188頁。
[10] 同上書，180頁。
[11] 《本雅明通信集》，188頁，法蘭克福，1978。
[12] 同上書，208頁。
[13] 《本雅明通信集》，208頁，法蘭克福，1978。
[14] 同上書，179頁及下頁。
[15] 參見《本雅明通信集》，201頁，法蘭克福，1978。
[16] 《本雅明通信集》，202頁及下頁，法蘭克福，1978。
[17] 同上書，203頁。
[18] 同上書，208頁。
[19] 同上書，207頁。
[20] 參見《本雅明通信集》，209頁，法蘭克福，1978。
[21] 《本雅明通信集》，210頁，法蘭克福，1978。
[22] 《本雅明通信集》，210頁，法蘭克福，1978。
[23] 參見《本雅明通信集》，212、216頁，法蘭克福，1978。
[24] 參見瓦爾特·本雅明：《三段生命曆程》，西格弗裏德·溫瑟爾德主編：《關於瓦爾特·本雅明的當前現實性——瓦爾特·本雅明八十誕辰紀念文集》，45頁，法蘭克福，1972。
[25] 《本雅明通信集》，225頁，法蘭克福，1978。
[26] 同上書，237頁。
[27] 《本雅明通信集》，247頁，法蘭克福，1978。
[28] 見後文《博士論文自述》。
[29] 《本雅明通信集》，341頁，法蘭克福，1978。
[30] 同上書，34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