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63年農曆三月，54歲的宋仁宗去世了。
消息從皇宮傳到街市，開封街頭的一個小乞丐，起初一愣，接著竟放聲大哭，踉踉蹌蹌就往皇宮跑。誰知宮門外早擠滿了人，襤褸的乞丐、斯文的書生、稚氣的小孩……哭做一團，披著白麻，燒著紙錢，給皇帝“送別”。第二天，焚燒紙錢的煙霧飄滿了城市上空，以至天日無光。
消息從大宋傳到遼國，彪悍的遼國君主也大吃一驚，衝上來抓住宋國使者的手：“你說什麽？他老人家怎麽就過世了？”說著眼淚就掉下來：“我要給他建一個衣冠塚，寄托哀思。”
從貧民到敵人，都舍不得他死——皇帝做到了這份上，大有“偶像巨星”之勢。直到700年後，看誰都比自己差一大截的乾隆皇帝，也不得不承認：平生最佩服的三個帝王，除了爺爺康熙和唐太宗，就是宋仁宗了。
爹不疼娘不愛
宋仁宗出生時，那一聲嬰兒的啼哭，讓伸長脖子的文武百官大大鬆了口氣——在他之前，所有的皇子都夭折了。於是他取名“受益”，5歲封慶國公，9歲為太子，13歲老爹一駕崩就改名趙禎，登基為帝。
比起後世的九子奪嫡、你死我活，這家夥的好命，足以叫曆代皇子們嫉妒。
但殊不知，宋仁宗的少年時光，卻過得異常艱難——他的糊塗老爹、那個簽下了丟臉的“澶淵之盟”的宋真宗，竟然時刻擔心大臣們會利用太子架空自己。他越看兒子，越有“被害幻想症”：幹脆，我先下手為強吧。
大臣們實在看不下去了：“陛下還有幾個兒子，能讓你想殺就殺？”這才讓真宗正視一個後果：殺了太子，就絕嗣了。
太子一條小命雖然保住，可父親的猜疑並沒緩解。彌留之際，真宗滿腦子都在想：這兒子不可信，隻有把權力交給皇後。
經過父親的“嚴防死守”，13歲的少年趙禎即位之後，也沒什麽舒心日子，最大的考驗來自他的“母後”——章獻太後。
拜《狸貓換太子》的“戲說”所賜，人人都知道，宋仁宗的生母是李妃，而章獻太後正是戲中的壞人劉皇後。但實際上，章獻太後非但不是“奸妃”，反而聰慧敏捷，頗有政治頭腦。她理所當然地坐到了宋仁宗身後，垂簾聽政11年。
權力的滋味，一旦嚐到，就不想放棄；更何況，從深宮走到朝廷上的聰穎女子，前朝就有一個武則天。章獻太後把皇袍披到身上，故意問大臣：“你說，武則天是個什麽樣的皇帝呀？”
這個小動作讓氣氛緊張起來，太後和臣子開始了權力拉鋸。好笑的是，雙方打出的旗號都是“保護天子”。年少的趙禎，成了這兩派鬥爭中的擋箭牌，也成了他們互擲的矛，皇位之上如履薄冰。
如果趙禎隻是個昏庸的草包，那倒罷了，日子混混也就過去了。但他偏偏在孩童之時，就能一眼洞穿父親的寵臣王若欽“實是奸邪”。這樣敏銳的孩子成了“夾心餅幹”，會有怎樣的內心煎熬？唯一能讓後世浮想聯翩的是，在這11年裏，他酷愛書法，一手“飛白體”，練得極為神妙。或許，練字就是練心。
也因此，趙禎成了一個異數——從呂雉到慈禧，中國不乏母後掌權，在她們身邊長大的小皇帝，要麽敏感怯懦，要麽偏激殘暴。但趙禎卻有了對弱者的同情、對世事的寬仁。正是這一點，決定了北宋初年改革的走勢——短暫，餘音很長。
短命的範仲淹新政
公元1033年，宋仁宗親政。
他太清楚自己接手的爛攤子：老爹當年愛麵子、好排場，為了彌補“澶淵之盟”裏受傷的自尊心，竟然一口氣把“五嶽”都封禪了。想當年，唐太宗想封禪一座華山，都因為太貴而作罷。可想而知，宋朝的國庫消耗到了何等地步。
宋仁宗的第一把火，就是抓經濟。對外平息戰爭，對內作風儉樸，從而扭轉了經濟頹勢，迎來一個黃金發展時期。至此，他才騰出手來，尋覓合適的改革經紀人。
幾經斟酌，在群眾中呼聲很高的範仲淹，進入視野。1048年，宋仁宗宣布全新的“內閣名單”：調範仲淹回京，任參知政事（即宰相），與樞密副使富弼、韓琦一道主持朝政。
範仲淹從政已經28年，改革在他腦子裏醞釀已久，十大政策一揮而就——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宋仁宗當場拍板：準奏，全國執行。
但是，僅僅1年零4個月後，範仲淹、富弼和韓琦相繼被調出京城，改革突然刹車。是宋仁宗不信任他嗎？不。曆朝曆代，改革者如商鞅車裂、張居正掘墳，比比皆是，可小範毫發無損，“聖眷”不可謂不深。是政敵暗算他了嗎？也不盡然。學幾筆小範親信的字體、造一封逼仁宗退位的假信，這樣拙劣的政治伎倆，宋仁宗不會看不出。
問題隻在於，操之過急。
有一次，範仲淹審查一份官員名單，不稱職的都毫不客氣一筆勾銷。一旁的富弼看了不忍：“小範呀，你筆一勾，可害哭一家人。”
範仲淹嚴肅地說：“不害一家哭，那就害了一路百姓哭。”
富弼啞然了。不錯，官員要嚴格選拔；可你隻看一眼名單，又憑什麽認定昏官呢？範仲淹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言簡意賅地找到改革的目標，卻找不到複雜精細的實施辦法。麵對那封假造的退位信，宋仁宗看到了潛在的危機：群臣惶惶，小範孤立，新政還怎麽執行？他果斷地叫停了。
文人最好的時代
範仲淹離去了，嶽陽樓留下他文人的絕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但宋仁宗不會離去，開封城延續著他政治的部署——文彥博，一個有些保守的大貴族，接替了小範的宰相職位。
這一次，宋仁宗選對了改革的經紀人。此後的十多年裏，文彥博以沉默而實幹的姿態，把宋仁宗的改革意圖，不動聲色地貫徹了下去。和他一道的，是包拯、杜衍這批能臣。沒有口號、沒有激辯，小範的十大政策，一條條修改，變得可以操作了。
1050年前後，文彥博覺得，宋仁宗在四川試點多年的紙幣“交子”，向全國推廣的時機成熟了。陝西長安的官員“立功”心切，說幹脆廢止鐵錢，隻用紙幣吧。此言一出，老百姓連忙拋售鐵錢、搶購貨物，長安經濟陷於混亂。緊急關頭，文彥博並沒有強製推行“交子”，而是拿出了自己家裏的絲綢，來到長安：“來來來，今日我賣絲綢，隻收鐵錢。”一下子就穩定了民心。從那以後，朝廷再推廣“交子”，就沒有阻力了，因為百姓對主政者有了信任。
或許，宋仁宗這種含蓄漸進的方式，錯過了大變革的可能時機，治不好國家的病根；又或許，這種方式的成功，過分依賴他個人的寬仁魅力，而令後世之君難以效仿。但無論如何，新黨舊黨的爭議淡化了；日後改革的中心人物王安石提拔了；人才薈萃的一座高峰到來了——在“唐宋八大家”裏，除了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其他6人都活躍於仁宗時期。以至於林語堂說，這是中國文人“最好的時代”。
很多年以後，激進的王安石改革失敗了，宋神宗又恢複了祖父仁宗的溫和改良做法，遼國君主急忙召集將領：“不許再去邊界惹事了，宋朝又回到了仁宗的路上”。遼國人或許不會懂得，他們敬畏的這個宋朝皇帝，為什麽叫“仁宗”。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追求；在中國曆史上，他是第一個被尊稱為“仁宗”的皇帝，並造就了北宋一世繁華。（來源：《環球人物》雜誌編輯：肖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