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論旨趣

20世紀初期，章太炎先生率先對戴震哲學思想進行研究，並給予了積極評價。他對清初諸儒有如下認識：“叔世有大儒二人，一曰顏元，再曰戴震。顏氏明三物出於司徒之官，舉必循禮，與荀卿相似。戴君道性善，為孟軻之徒。持術雖異，悉推本於晚周大師，近校宋儒為得真。”[2]章氏從曆史學的角度出發，對戴震哲學中為民請命的終極旨趣給予了高度的肯定。他說：“戴君生雍正亂世，親見賊渠之遇士民，不循法律，而以洛、閩之言相稽。哀矜庶戮之不幸，方告無辜於上，其言絕痛。”[3]又雲：“戴震生雍正末。見其詔令謫人不以法律，顧摭取洛、閩儒言以相稽，覘司隱微，罪及燕語。……震自幼為賈販，轉運千裏，複具知民生隱曲，而上無一言之惠，故發憤著《原善》《孟子字義疏證》，專務平恕，為臣民訴上天，明死於法可救，死於理即不可救。又謂衽席之間，米鹽之事，古先王以是相民，而後人視之猥鄙。其中堅之言盡是也。震所言多自下摩上，欲上帝守節而民無癉。”[4]

章太炎之後，梁啟超、胡適第一次對戴震哲學思想進行了係統的研究。

之後，現代新儒家之一馮友蘭也對戴震的哲學思想做了少量的研究。不過，在馮氏的思想框架裏，清代哲學隻不過是宋明理學的繼續罷了，對戴震哲學的主旨缺乏真切的體認。他認為，戴震“自以辟道學家之學為己任，如孟子以辟楊墨為己任然”[6]，這一觀點其實將戴震“孟子化”了，隻能是馮氏個人思想傾向的曲折反映。

（二）方法論特色及其貢獻與不足

20世紀初，蔡元培對戴震哲學的方法論特色及其貢獻有較精到的認識。他認為：“東原之特識，在窺破宋學流弊，而又能以論理學之方式證明之。”其學說的優點有三條。第一，“心理之分析”，以“欲、情、知三者為性之原質”，與西洋心理學家將心分為意誌、情感、知識三部分相同。第二，對情欲之界限有所規定，“以人之欲為己之欲之界，以人之情為己之情之界”。第三，對善的標準之設立，“使人人得遂其欲，得達其情”。簡言之，東原之學說“其立說之有條貫，有首尾，則尤其得力於名數之學者也”。當然，蔡氏亦看出了戴震倫理學之不足。他說：“東原囿於當時漢學之習，又以與社會崇拜之宋儒為敵，勢不得有所依傍，故其全書，既托於孟子，而又取群經之言一一比附，務使與孟子無稍異同，其間亦不免有牽強附會之失。而其時又不得物質科學之助力，故於血氣與心知之關係，人物之所以異度，人性之所以分於陰陽五行，皆不能言之成量，此則其缺點也。”[7]

除蔡元培之外，容肇祖先生對戴震“以學求理”的理性方法給予了高度的肯定，認為這種方法“是應用科學的方法去研究事物”。以此為例，進一步論證清代“樸學”“確有‘科學’的精神”。

容氏將戴震的求理方法概括為兩種：“強恕以去私”“學以去蔽”，前者是通過倫理情感的啟發，後者是通過知識的學習，皆是用理性的方法獲得人事之理與客觀事物之理。容氏基本同意胡適對戴震哲學地位的評價，並進一步認為：“戴震說的理及其求理的方法，是戴學的精髓，所以使戴震在中國哲學史上站立了一個頂重要的位置的原因。”他認為，戴震說的理，“就是在事物中所得的條理”。“他以為則，匪自我為之，必求諸物，即科學上客觀的尋求於事物上之‘法則’。又以為理是天下之民無日不秉持為經常，即人類行為的定則。言行之得當與否，就是得理與失理的分別。”“他以為‘理’是抽象的，不是實質的。”這種“實體實事自然上的必然法則”，“是人心的明白能夠分別出來的，即人人所承認的必然的法則”，而且這種生於“心知之明”的“理”“是存乎情欲之中，必然而無憾”的。他雖然主張達情遂欲，但不是提倡放縱情欲，而是“要在情欲中求其無疵，求其不惑乎所行”。這便是戴震所說的“理”。根據以上對戴震“理”字內涵的歸納，容先生對戴震所說的“理”進一步分析道：“是事物上的條理，客觀上所得的事物的法則，故此他很重分析的研究。”而且戴震所運用的方法——“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後得”，乃“是用著科學上分析的方法，去研究他所謂的理”[8]。另外，容氏還對戴震學說之於後世的影響做了簡要概述，從而揭示了20世紀現代中國哲學與自己民族精神傳統的內在關係。

馮友蘭對戴震哲學的主旨似無深入體認，然對戴震的方法論則有所關注。他認為，戴震的“求理方法”可以從兩個方麵去看。一是從人事方麵，這種求理之方法，即“絜人之情”是也。也即“孔子所謂忠恕之道，《大學》所謂絜矩之道”。二是在別的事物方麵求理，“則‘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後理得’”[9]。

另外，有些學者通過對戴震詩學的研究，概括出了其學術研究的方法，亦具有一定的哲學方法論意義。如吳時英在論戴震的詩學時，對戴震的治詩方法做了研究。他認為，戴震反對漢儒的“緣辭生訓”方法，而創立了“通證”的方法。這種方法是“取詩中同樣的字歸納攏來求一個共通的解釋；或者取同樣組織的辭句歸納來得一個共同的辭例”。舉例言之，詩《周南·卷耳》“采采卷耳”句，《毛傳》說：“采采，事采之也”，朱熹說：“采采，非一采也”，二者都將“采”字當作動詞。戴震不同意他們的解釋，在詩中舉出與之類似句式，如“采采芣苢”，又如“蜉蝣之翼，采采衣服”等句，以證明“采采”為形容詞，為一望而眾多貌。[10]像這種解釋詩的方法，在其詩補注中還有很多例子。由此可知，戴震以具有現代科學精神的歸納法和內證法來進行古典文獻研究，其研究方法亦體現了一種近代哲學精神氣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