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環境因素與漢末三國曆史進程
地理環境因素與漢末三國曆史進程
陝西理工學院文化傳播係副教授
漢末三國處於秦漢統一向魏晉南北朝分裂戰亂的過渡期。東漢王朝在著名的黃巾農民大起義中開始走向瓦解，曆史進人群雄角逐、割據鼎立的三國時代。關於東漢王朝的滅亡、三國局麵的形成、對峙、終結原因及其三國政治軍事的成敗，多年來學術界已從政治、經濟、思想、軍事諸多方麵多有討論，給予了深入的研究。但任何曆史活動都是發生在特定時期、特定地理環境和生態背景之下的，漢末三國曆史也不例外。本文從曆史地理角度對東漢的滅亡與三國時期的軍事戰爭、民間宗教試作新的分析。
一、自然災害與東漢王朝的危機
根據著名物候學家竺可所揭示的我國古代氣候變遷波動狀況，東漢三國處於三代以來第二個氣候大波動期。東漢末年格外突出的生態突變現象是自然災害頻繁發生；與此同時，東漢也是曆史上自然災害頻繁發生的階段，地震、風災、雪災、蝗災記載異常增多。東漢恒、靈以後，異常地理現象突出，瘟疫頻繁流行，天災人禍接踵而至，給本就盛行徽緯迷信的東漢社會帶來日益嚴重的心理恐慌。黃巾農民暴動恰好利用自然災害與社會恐慌乘機起事；其中瘟疫流行肆虐是導致黃巾民亂的導火線。
瘟疫雖主要作用於人體，為人群流行性強、社會危害性大的傳染性疾病，實際上也是人地關係中生態失衡所致，與氣候、水災、早災等生態變異背景有密切聯係。漢末人們對此已有所認識。曹植《說疫氣》即明確說流疫發生是因為“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因而也屬於自然災害範圍。史載，漢順帝永建四年，“六州大蝗，疫氣流行”；恒帝元嘉元年春，“京師大疾疫，……九江、廬江大疫”；漢靈帝位在位期間先後發生五次大範圍的疫病流行。疫病肆虐期間，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後果十分悲慘，如曹植《說疫氣》中所描繪的慘狀:“家家有位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黃巾以太平道秘密結眾，即以救治疾病為號召。《三國誌》卷八注引《典略》說:張角太平道“師持九節仗為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欽之，得病則日淺而愈者，則雲此人信道。”；而張魯在漢中施行五鬥米道的作法也是“加施靜室，使病人處其中思其過”。漢末，成都平原也曾爆發瘟疫流行，天師道由此而在蜀地盛行開來。東晉葛洪《神仙傳》說張道陵於蜀中創天師道原因也是所謂“先是蜀中魔鬼數萬，白晝為市，擅行疾疫，生民久催其害”。張道陵入蜀後厲行法術，驅散群魔，“於是幽冥異域，人鬼殊途”。拋開其中宗教渲染的神秘成分，也反映了天師道在蜀中借治病傳道的事實。正是在這疾疫異常流行、百姓生活水深火熱的大背景下，張角等長期借治病驅魔為名在民間秘密組織結眾，最後終於打出“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的旗幟，於公元184年，三十六方，同日起事，釀成了黃巾起義這場席卷全國的民眾暴動風暴，從而也敲響了東漢王朝覆滅的喪鍾。
二、地理環境與三國政治割據概說
地理環境在中國古代政治、軍事格局形成中所起作用問題，已經開始引起曆史學、古代文學及經濟史學界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和重視。地理環境包括自然生態環境與人文地理環境兩個層麵。其中區域自然地貌、地形因素及其區域社會心理及民眾性格等對以戰爭為先導的古代曆史進程在不同時空背景下有不同程度的影響意義。地理環境因素對三國軍事戰爭的製約以及政治對峙製衡的作用就表現得十分突出。黃巾起義，群雄並起而兼並爭戰，赤壁之戰與定軍山之戰後很快出現魏、蜀、吳三個割據政權鼎立局麵，實際上正是東漢中期以來中原、巴蜀、荊揚三大自然地理與文化區域的分異在軍事戰略地圖上的體現。黃河流域、長江上遊和長江中下遊地區分別為曹操、劉備、孫權集團所控製，曆史進人了著名的三國時代。三國局麵的形成固然是漢末各軍閥政治軍事力量較量平衡使然，也與三方所在地理環境有密切關係。東漢末年，全國最早形成割據的是巴蜀地區。蜀地偏居西南，四塞險固，北有秦嶺、巴山屏護，東有巫山、峽江險阻，距全國政治中心京都洛陽山高路遠，成都平原沃野千裏，經濟富庶，供給充足，一旦天下動亂、中央控製地方力減弱，則往往容易出現坐險割據。早在兩漢之際，公孫述就曾占據巴蜀之地，開了秦統一中國後割據蜀地的先河。東漢末年天下大亂伊始，也是劉焉首先稱雄成都，張魯閉鎖漢中，率先宣布與東漢王朝分裂。後來劉備、諸葛亮能以三方最弱之實力而與曹魏抗衡，演出六出祁山、北伐曹魏的英雄活劇，並且能使蜀漢政治在西南中國維持四十多年，與漢中、蜀中“四塞險固”這得天獨厚的區位地勢不無關係。誠如西晉張華評論蜀漢戰略地理時說:“蜀漢之土與秦同域，南跨髻笮，北阻褒斜，西即限礙，隔以劍閣，窮險極峻，獨守之國也。”。曹操勢力起於華北、山東，關東大部分地區平原廣炭，地勢平坦，適於騎兵進行奔襲殲滅戰與集結兵團會戰，加之黃河中下遊平原是當時全國經濟重心區和人口密度最大地區，這為曹操統一北方提供了良好的用兵軍事舞台和兵源條件。因而經過官渡之戰殲滅袁紹主力，曹操很快統一北方，稱雄中原，占據當時天下九州中的充、豫、青、徐、冀、雍六州之地；有學者從政治地理學角度指出:曹操之所以很快統一北方中國，除了政治、經濟等方麵原因外，“便是因為黃淮與海河平原是一個地域整體，無法予以分割。群雄爭戰的結果，隻能是強者勝，不可能有較長時間處於分裂而不統一”，確實是頗有見地的。曹操集團在赤壁之戰中卻遭到空前的慘敗，主要原因則在於戰爭發生地處於古雲夢澤湖沼地帶，又是長江中遊血吸蟲病流行區，這對以北方士兵為主體又長於騎兵平原作戰的的曹軍來說，是天然不利的地理條件，結果戰爭一開始，曹兵不習水戰的弱點就暴露無遺，如周瑜據說“曹舍鞍馬，仗舟揖，劼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敗無疑，加之又很快感染瘟疫，損員慘重，曹操隻好狼狽逃回北方，統一江南的曹字號戰車也被迫叫停。孫吳南渡後定鼎建康(今南京)，軍事戰略一是憑借長江天險，北禦曹魏；重兵駐紮三峽東口以據蜀漢；二是孫吳擁有荊、揚二州幾乎江南中國的大部分為廣裹後方，但長江仍是孫吳最重要的國防線。赤壁之戰、夷陵之戰都關係吳之存亡，兩次重大戰役孫吳皆以南方士兵習於水戰，利用江麵寬闊、洶湧澎湃的長江天險克敵致勝，化險為夷，確立了孫吳政權在江南站穩腳跟。從社會環境來說，東漢末年當北方地區陷人戰亂、經濟殘破之時，西南巴蜀、東南江左相對平靜，“人口與經濟地位在全國範圍內與北方相比有所上升，這種情況增強了與北方對峙的勢力”，這也是促成三國鼎立局麵形成的重要人文地理因素。
三、地理環境對三國曆史的影響
地貌、地形因素的影響。地理環境對軍事戰爭的製約是顯而易見的，曆代軍事家無不重視對地形的了解，《孫子兵法》中有《地形篇》專講戰爭中地形在戰役中的重要性，以及兵家如何在戰前充分研究掌握地形製定戰略。三國時期地形因素對戰爭製約最典型者要數魏蜀間對峙的秦嶺。秦嶺山脈高大險峻，橫亙關中平原與漢中盆地之間，早在《山海經》中就稱其為“天下之大阻”。戰國時期的秦與蜀、巴、庸、楚的對峙，楚漢時劉邦與項羽的攻防進退，都曾利用了秦嶺天險。三國時期，秦嶺及其秦嶺山間艱險的交通條件在三國魏、蜀戰爭中的軍事地理作用尤其明顯。秦嶺對蜀、魏雙方的軍事作用恰好相反，一方麵對曹操的統一戰略產生了重要的製約延緩作用，另一方麵劉備、諸葛亮、薑維等則充分利用秦嶺為天然屏障，不僅成功地阻擊防禦了曹魏西進入蜀，而且以漢中為基地，利用秦嶺多條棧道聲東擊西，以弱國之兵連年不斷北伐，有“六出祁山”、“九伐中原”之舉。建安二十年與二十四年，曹操曾兩度率兵西征蜀地北方重鎮漢中，一是為征討收降張魯而來，一是為解決定軍山之戰夏侯淵敗死殘局而至。按照曹氏當時所擁有之兵力，一舉西進攻下蜀地，將劉備集團扼殺於初創之時有很大可能。事實也確實如此，當曹操初次西進，收編張魯、占領漢中時，“蜀中一日數警”，引起極大恐慌。但曹操最後卻僅僅留下少量兵力守漢中，自己北撤回師關中；第二次經褒斜道征討漢中，對攻打蜀漢似乎更無信心，最後留下“雞肋”的感歎黯然退兵，最終放棄了漢中。仔細研究曹操兩次西征的原因，我們不難發現，這位曾在中原逐鹿、屢敗群雄的將軍卻並不適應山地作戰，因而在漢中往往一籌莫展。第一次打張魯，曹操走陳倉道，結果從散關至陽平(今勉縣武侯鎮)，一路行進艱難緩慢，且不斷遭遇羌、氏土著武裝的阻擊，兵至漢中盆地西部邊緣後，已經兵疲帥倦，本欲撤兵，隻是因偶然的事變才乘亂攻下陽平，進入南鄭，收降張魯。第二次西進，在漢中與劉備對峙數月，苦苦無敗劉計策，竟哀歎南鄭為“天獄”而北撤，究其原因，仍然是極不適應秦巴山地的地形。不少學者認為，曹操放棄漢中，等於放棄了奪取蜀中的大好機會，因而統一西南大業難以實現。其中原由多歸結為急於回許昌逼獻帝篡權代漢，無心在漢中戀戰。實際上如果從秦嶺具體的自然地理與交通條件分析，就會發現此種見解並沒有抓到問題的要害。可以說疏於對秦嶺地理特點的了解，拙於山地作戰，是曹操兩次西征失敗的主要原因。反過來說，假如曹操占領漢中後集重兵一舉攻下蜀中成都平原，顯然三國曆史將會重新改寫。曆史上自關中攻打蜀地很
少有成功者，就在於長於平原作戰的北人很難適應秦嶺山地特殊的地形，在此往往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三國魏蜀爭戰的事實表明，秦巴山地的軍事地理作用對於南北兩個方向的戰略進攻難度與效果是各不相同的。自南向北，秦嶺是有效的天然掩體；自北向南，秦嶺則往往是一大很難逾越的天然險阻。
當然，地理環境對戰爭的製約也是辯證的，秦嶺天險一方麵成功地屏護了漢中盆地與蜀中平原的安全，但同時也為諸葛亮北伐製造了糧草運輸的致命困難。據《三國誌·蜀書·諸葛亮傳》，六出祁山戰役有四次是因為秦嶺棧道交通艱難，糧草難繼被迫退兵。即使諸葛亮發明了木牛流馬，也在北伐實際中難以奏功。有些學者認為，諸葛亮北伐之所以屢屢失利，在於用兵過於謹慎，繞道迂回祁山進軍，而否決魏延兵出子午穀的軍事奇策。實際上乃不諳熟秦嶺諸棧道地理交通路線實際狀況而作的評論，且不說褒穀至子午道之間並無橫向間道支線可循，子午道北口已經逼近長安郊區，曹魏一直有重兵防守，即使冒然出兵打出子午道，以蜀漢疲憊之師在魏軍以逸待勞的防守下，也很難克敵致勝。而走祁山一線，地勢較為平坦，隴西天水郡又是東漢以來著名的產麥區，當地雜居的氏、羌又向來與曹魏不和，可資利用，因此諸葛亮選擇出兵祁山，自渭水上遊向東推進，進逼關中，以求緩進取勝，不失為可行之策。當然這樣一來，戰爭進程較為緩慢，很難短期見效。對諸葛亮來說，也實為兩難選擇。但無論如何，秦嶺在蜀魏之間出現長達四十年之久對峙格局中作用甚大。實際上一直“具有直接而強有力的劃界作用”，因之也就成為兩國的天然軍事分界線。
氣候因素。曆史地理學者研究發現，中國曆史上的戰爭動亂與氣候寒熱波動有一定函數對應關係，也即曆史上寒冷期易發生民族戰爭、疫病流行與社會動蕩。而軍事戰爭的發生和成敗與氣候因素無疑也有很大的關係，這在秦末陳勝、吳廣農民暴動、明末陝北李自成農民起義以及法國拿破侖滑鐵盧戰爭等曆史戰例中都是一再被印證了的。三國時期氣候處於中國氣候學史上東漢南北朝寒冷期，而且向來較為溫暖的江南地區也常常出現嚴寒天氣。黃初六年(225)十月，魏文帝曹丕南下廣陵(揚州)視察水軍演習，因淮河結冰受阻而返。《三國誌·魏誌》卷二《文帝紀》雲:“冬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族旗數百裏。是歲大寒，水道冰，舟不得人江，乃引還”。此乃有史以來淮河曆史第一次結冰的記錄。《三國誌·吳誌》卷二載:孫權赤烏四年(241)春正月，江南地區“大雪平地深三尺，鳥獸死者大半”；孫吳太平二年(257)二月，建康一帶也出現降雪“大寒”天氣，致使孫亮下詔“大赦”(《三國誌·吳誌》卷三)。甚至在孫權嘉禾三年(234)，出現“九月朔，隕霜殺穀”的奇寒低溫。南方如此，北方的寒冷自不待言。但三國時期的氣候特征卻並非完全幹冷，是以寒濕交替狀態出現的。在中國西南地區，寒冷期中降雨量並未減少而有增多趨勢。三國時期寒冷多雨的氣候對魏、蜀、吳間的戰爭成敗也具有典型的影響。如曹操死後，曹魏繼續發動對蜀漢進攻，建興八年(230)，“司馬懿由西城，張合由子午，曹真由斜穀，欲攻漢中”在丞相亮於城固赤阪嚴陣以待下，加之“大雨道絕”，結果“真等皆還”(《三國誌·蜀誌》卷三《後主》)，蜀漢的國家危機暫時得以解除。多年以後，曹魏方麵還有人提及這次因陰雨導致的軍事行動的失敗:“昔子午之役，兵行數百裏而值霖雨，橋閣破壞，後糧腐敗，前軍縣(懸)乏”，因而被迫退師。此外在赤壁之戰、鍾亭之戰中，曹操、劉備的失利均與氣候不適有關。
三國時期的疾痊及影響。三國時期是我國曆史上自然災害頻發的高峰期，寒冷的氣候，頻繁的戰爭，常常引發瘟疫流行。而瘟疫反過來又對三國時期的宗教、軍事、經濟乃至社會心態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古代文獻所記載的“瘟疫”、“疾疫”往往泛指流行性傳染病，其致病機理、病種類別等至今尚不能完全考證清楚，但其作為一種對人類危害極大的自然災害長期存在卻是無疑的。三國時期戰爭頻繁，疾疫也常相伴隨，據有關文獻資料統計，整個三國時代發生疾疫的次數多達二十二次，這對三國軍事的勝敗與人口的減耗關係甚大，這樣也就相對延緩了戰爭進程。著名的赤壁大戰，兵力占絕對優勢的曹軍最後一敗塗地，除了士兵不習水戰外，軍中爆發瘟疫是一大原因。《三國誌·蜀誌·先主傳》載:劉備與曹操“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並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孫權晚年窮兵黷武，欲攻打珠崖(今海南島)及夷州(今台灣)。名臣全琮勸諫，“權不聽，軍行經歲，士眾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權深悔之”。結果兩地沒有攻下，吳軍卻損兵折將，大敗而歸；最典型的是，孫吳建興二年(253)，諸葛恪領軍二十萬圍攻曹魏合肥新城，連月不下，時值盛暑，軍中爆發瘟疫，“士卒疲勞，因暑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迫使諸葛恪無功而返。三國時期的戰爭之所以曠日持久且雙方往往都難取勝，與這些頻繁爆發的疾疫製約不無關係。
瘟疫對漢末三國宗教的盛行也有一定促進因果關係。漢末三國間，以巫師方士為主體的道教十分盛行。如果我們結合當時環境因素考察，就會發現這一現象是以瘟疫流行導致大量人口死亡為社會背景的。前已論及，三國時期是秦漢以來自然災害高發期，有文獻記載的瘟疫次數高達二十二次之多。瘟疫導致的人口死亡並不亞於戰爭中的人口減少。建安二十二年中原地區的大瘟疫，著名的“建安七子”有四人因之染疾而死。後來魏文帝曹王回憶此事沉痛地說:“昔年疾疫，親故多摧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三國末期發生於洛陽地區的流疫，竟然奪走該地區幾乎多一半人的生命。《晉書·武帝紀》載，鹹寧元年(275)十二月，“是月大疫，洛陽死者大半。”瘟疫給時人造成的劫難慘狀是觸目驚心的，曹植在《說疫氣》中說:“建安二十二年病氣流行，家家有僵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殖，或覆族而喪”。。這些由自然災害造成的社會災難必然會對民眾信仰與社會心理帶來深刻變化。
流行於漢末三國時期的天師道即以宣揚長生不死為號召，以鑲災療病為聚眾手段，對當時處於戰亂、瘟疫水深火熱中的平民百姓有極大吸引力。《三國誌·魏書·張魯傳》載:“張魯割據漢中施行五鬥米道，“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眾，多者為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張魯傳》裴注引《典略》也說:“初熹平中，妖賊大起，漢中有張修為太平道，張角為五鬥米道，太平道師持九節杖為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病或自愈者，則雲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雲不信道”。本文第一節引葛洪《神仙傳》也已指出張道陵於蜀中大邑鶴鳴山創天師道主要也是利用蜀地疫病流行，以祛魔攘疾為號召吸引民眾的。《天師道》經典《太平經》中多處強調生命健康、養氣長壽、防治疫氣等道理和方法，顯然是針對當時民眾懼怕疾病、消災免禍的杜會心理有意而為。這也是早期天師傳播盛行
的重要原因。三國以後，天師道一支沿漢水傳至荊襄、江南，經過東晉葛洪等改造在江南廣泛傳播；一支由漢中傳至關、隴，五胡十六國時勢力甚熾。直到北魏寇謙之“整肅道教”後才在北方廢止。
綜上所述，三國時期的地理環境對三國政治、軍事、經濟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它使三國曆史進程深深打上了時代的印記，其中自然因素對區域社會政治、軍事、宗教的成敗消長有明顯的製約力量。然而我們也不能過分誇大地理環境的影響力，更不能說起了決定作用。比如同樣的地理環境，為什麽當年諸葛亮親自布署、蜀漢軍民堅守近半個世紀的漢中防線於蜀漢末期在鍾會的進攻下很快瓦解，使魏軍**滅亡蜀漢政權?同樣的長江三峽水道，為什麽劉備東征會兵敗夷陵，而三國末期的王浚自成都順江而下，卻能勢如破竹，衝出三峽，很快滅掉東吳?這充分說明地理環境對一個時代的政治、軍事成敗並不能起決定作用。曆史進程中決定性因素仍然是人在政治、軍事中的主觀能動性。但同時，誠如布羅代爾所說，地理環境因素並非隻是曆史活動靜止的舞台背景，也是曆史進程中的重要參與力量，人在曆史中的主觀能動作用也畢竟有其能量極限，甚至有時往往不能超越自然環境的製約。這或許也是從地理環境角度研究三國曆史進程所得出的最大啟示。
陝西理工學院文化傳播係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