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年初夏。

我站在操場上，凝視著腳下的塑膠地麵，烈日當空，警笛長鳴，不可名狀的悲哀，讓我架在脖子上的腦袋變得沉重如鐵。

老實講，那年夏天八歲的我對“災難”的意義理解並不清晰，甚至生死在我看來也隻是一個模糊的概念。但我仍舊感到悲哀，我為顧柏川落淚——因為從那往後他失去了母親。

女校長身著黑衣，立於主席台上，要求所有學生低下頭去。

顧柏川沒有，他是整個綠皮操場上，唯一揚起腦袋的學生。

我趁此機會偷偷瞥向他上揚的側臉，在那個男生都以不修邊幅為“酷”的年齡，他已經學會將自己收拾得幹淨利索，鬢角的碎發修剪整齊，露出一條漂亮的下顎線。

我想他應該是在看向那麵紅旗，藍天的映襯下，微風在拂動它的旗麵。

顧柏川是個很少哭的人，即便是在後來過去很多年，我也鮮少見過他的眼淚，但那天我還是看到有淚珠反射著陽光，晶瑩一點，滑過他的臉頰，砸向地麵，滾入塵土。

當警笛結束，他用手背蹭了蹭眼睛，挺直腰板站在那裏，好像什麽都沒發生過。

我有時候覺得他這人太能裝了，也太讓人琢磨不透，即便他與他的父親有諸多不可調和的矛盾，他倆仍舊相似。他們都有一張板正而嚴肅的臉，眼神掃過我，我就會感到緊張……我怕被顧柏川看穿心事，那被我牢牢拴在胸腔下、無法言說的晦澀秘密。

我跟顧柏川從來就不是一路人。

我太能折騰，這是他給我的評價。

但這不妨礙我與他廝混在一起，從小到大，度過整場漫長而荒誕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