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要討論心理健康與創造性的關係？為的是讓人類在創造性或創新活動中保持更適宜創造或創新的心理或精神狀態，以獲得更好的創造性成果。
一、從健康談起
要討論心理健康與創造性的關係，首先要弄清什麽叫健康、什麽是心理健康。我們團隊的李虹教授著有《健康心理學》一書，論述了這些問題。
（一）“健康”的概念
健康，是人類十分珍重的概念。
世界上的發達國家早已開始重視健康，深入地研究了“健康”的實質、組成、途徑。
我國越來越關注健康，把人民健康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提出“沒有全民健康，就沒有全麵小康”的理念。
《辭海》中“健康”概念為“人體各器官係統發育良好、功能正常、體質健壯、精力充沛，並具有健全的身心和社會適應能力的狀態”（辭海編輯委員會，1999）[1]。
定義是概念的核心。《辭海》的定義不僅建立在醫學模式的基礎上，而且已涉及社會學、心理學等，對健康做了較為全麵的概括。為此，李虹（2007）[2]談了“健康”定義變化的“簡史”。
生物醫學模式下的健康觀被後來研究者稱為“消極健康觀”，健康的定義是：“一個有機體或有機體的部分處於安寧狀態，它的特征是機體有正常的功能，以及沒有疾病。”這時，健康被簡單地定義為沒有症狀和體征。症狀和體征是機體處於某種生物學紊亂狀態的表現。這種紊亂狀態，會降低機體正常生理功能。簡單地說，健康是“沒有疾病”，疾病是“失去健康”。這種解釋導入了健康是“沒有疾病”，疾病是“失去健康”的循環定義，最終並未弄清楚健康是什麽，疾病是什麽。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人類疾病譜和死因譜發生了改變，許多非傳染病性疾病和慢性退行性疾病逐漸增加（如心腦血管疾病、惡性腫瘤等）。消滅這類疾病以獲得健康，要采用綜合防治的方法降低和排除各種危險因素，並且達到個體的身心平衡及其與環境的協調一致。於是，有了對健康與疾病本質的新認識。這一認識是從世界衛生組織憲章開始的。
於是，國際上出現類似於我國《辭海》的定義。
一是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世界衛生組織憲章（1947年）的健康定義：“健康是一種生理、心理和社會康寧（well-being）的完善狀態，而不僅僅是沒有疾病和虛弱。”這被稱為健康的三分法（B.L.Bloom，1988）[3]。
二是英國《不列顛百科全書》的定義。“健康是人在體力、感情、智力和社交能力等方麵可持續適應其所處環境的程度。”（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公司，1999）[4]
三是英國《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1985年）的定義。“健康（人的）是個體能長時期適應環境的身體、情緒、精神及社交方麵的能力。”這被稱為“健康的四分法”。（《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編輯部，1986）[5]
四是整體健康觀。哈爾伯特·鄧恩（Halbert Dunn）在世界衛生組織的三分法的基礎上，增加了智力方麵（理性思維過程）和精神方麵（心靈的或精神的），使健康具有了五個方麵的內容，即軀體、社會、情緒、智力和心靈（精神）。這被稱為“健康的五分法”。（黃希庭，鄭希付，2003）[6]
（二）健康行為的領域
健康行為，分為“積極的健康行為”和“消極的健康行為”。積極的健康行為是與良好的健康狀態有關的行為；消極的健康行為是不利於健康狀態的行為。健康心理學中所說的健康行為，一般是指積極的健康行為以及減少或消除消極健康行為。
健康行為包括哪些領域？國內外的看法是不統一的。有四分法，即四個領域（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會健康、對健康的總知覺）；有五分法，即健康五維論（生理健康、社會健康、心理健康、情緒健康、精神健康）；有七分法或健康的七維度（健康的生理維度、健康的情緒維度、健康的社會維度、健康的智力維度、健康的精神維度、健康的職業維度、健康的環境維度）。
我們團隊的李虹教授（2007）[7]曾介紹過四分法。
生理健康，是一個人的生理功能狀態，也是健康的個體在正常情況下進行各種活動的能力。個體從事的活動可以分為六類：自我護理活動、運動、體力勞動、角色活動、家務勞動、休閑活動。
心理健康，確定的方法是看個體是否有抑鬱症及其他情感障礙，是否有焦慮症。另外，衡量心理健康時還要觀察積極的方麵，如幸福感、自我控製感及良好的情緒、思想和感情。
社會健康是指人際之間的交往和活動，如與朋友的交往、參加集體活動以及一些自我評價，如是否與他人合得來。
對健康的總知覺是指個體如何看待自己的健康，包括的內容主要有對自己過去、現在、未來健康的總看法，對自己抗病能力的判斷，是否擔心自己的健康以及認為疾病在自己的生活中占多大比重。
然而，李虹在《健康心理學》中的結論還是堅持健康包含身心健康，即包括生理健康和心理或精神健康。我們團隊也讚同這個觀點，也就是說，健康包括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而心理健康包含智力與非智力諸領域的健康，其中包含社會適應能力。
二、關於心理健康
我們團隊，除李虹教授的《健康心理學》之外，還有一部著作，即俞國良（2017）[8]的《20世紀最具影響的心理學大師》。前者循著“積極”而不是“被動”這個積極健康心理學的方向，集中力量探索利用人積極的本質；後者介紹了18位心理健康者的生平事跡、主要學術思想、學術觀點和學術貢獻。從中我們能看到“心理健康”概念的提出、發展、分歧和關注點。
（一）較為典型的心理健康定義
定義是對含義的界定，在眾說紛紜的心理健康定義中，我們選擇了國內外較為典型的7種定義。
英國《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譯本將心理健康定義為：“心理健康是指個體心理在本身及環境條件許可範圍內所能達到的最佳功能狀態，但不是十全十美的絕對狀態。”（《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編輯部，1985）[9]
美國《大美百科全書》引用阿佩爾（Appel）精神醫學辭典關於心理健康的定義：“心理的幸福及充分的適應，尤其是在人際關係上能夠符合社會的標準。”（《大美百科全書》編輯部，1994）[10]
以羅傑斯為代表的自我理論學者認為，“心理健康指在各種自我之間，即在主觀自我、客觀自我、社會自我、理想自我之間獲得和諧關係”（林崇德，楊治良，黃希庭，2003）[11]。
美國健康與人力服務部（U.S.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發表的心理健康報告（Mental Health：A Report of the Surgeon）給心理健康的定義是：“心理健康是心理功能的成功性表現，它帶來富有成果的活動，完善人際關係，有能力適應環境變化和應對逆境。心理健康對於個人幸福、家庭、人際關係、社區和社會是必不可少的。”（黃希庭，鄭希付，2003）[12]
我們主編的《心理學大辭典》將心理健康定義為“個體的心理狀態（如一般適應能力、人格的健全狀況等）保持正常或良好水平，且自我內部（如自我意識、自我控製、自我體驗等）以及自我與環境之間保持和諧一致的良好狀態。”
我們的《心理學大辭典》同時提出了“心理健康的標準”，從外延上進一步對心理健康加以定義：情緒穩定，無長期焦慮，少心理衝突；樂於工作，能在工作中表現自己的能力；能與他人建立和諧的關係，且樂於和他人交往；對自己有適當的了解，且有自我悅納的態度；對生活的環境有適當的認識，能切實有效地麵對問題、解決問題，而不逃避問題。
《心理谘詢大百科全書》將心理健康定義為：“個體在內外環境允許的條件下保持最佳的心理狀態。”（車文博，2001）[13]
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編的《同等學力人員申請碩士學位心理學學科綜合水平全國統一考試大綱及指南（第二版）》對“心理健康定義”的表述是：“我們認為，心理健康是指個體具備正常的心理特質，從而能更好地調控心理以維持內外的平衡與協調，合乎常規地應付環境與交往。”（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2003）[14]
（二）從心理健康的定義或含義中我們看到什麽？
綜上所述，心理健康的概念既代表心理健康，也表示它的相反方向——心理問題，也就是說，心理健康分為正負兩個方麵。關於心理健康的定義，我們將從以下四個方麵來闡述。
1.國際爭議
第一，關於心理健康的含義有不同認識。有的學者強調心理健康的客觀標準，認為具有良好的身體、良好的品德、良好的情緒以及良好的社會適應能力等就是心理健康，如艾裏克森（E.H.Erikson）的心理社會發展階段論和彪勒（C.Buhler）的基本生命傾向論（C.D.Ryff & C.Keyes，1995）[15]；有的則強調心理健康是一種主觀感受，如馬斯洛（A.H.Maslow）的自我實現概念等；有心理學家從外部標準、主觀感受、情緒三個方麵來論述心理健康；還有學者認為心理健康通常包括兩個方麵：積極方麵和消極方麵（Boey & Chiu，1998）[16]。
第二，關於心理健康的測量指標有不同看法。在對西方心理健康研究文獻檢索中發現，關於心理健康的測量指標有很多，如情緒和情感、主觀幸福感、自尊（M.Rosenberg，C.Schooler，& C.Schoenbach，et al.，1995[17]；Owens，1993[18]）、一般健康狀況、生活滿意度等，那麽，什麽指標最能夠反映心理健康的本質和核心呢？這就構成了爭議。
第三，關於心理健康的測量存在有不同理解。目前心理健康工作者所使用的心理健康測量工具，是存在爭議的，因為大部分測量工具是對心理問題或心理症狀的測量，如對於憂鬱、焦慮和其他負麵情緒的測量，布位德伯恩的負性情緒量表（N.Bradburn，1969）[19]，而忽略了對心理健康積極方麵的量度。這樣的測量能否指出“健康”與“不健康”之間的區別，有待商榷。
2.心理健康的含義
迄今為止，對心理健康公認的理解如下。
（1）心理健康分為正負兩個方麵
心理健康分為正負兩個方麵，它不僅僅是消極情緒情感的減少，也是積極情緒情感的增多，心理健康也就被默認成了這兩種情感。積極情緒情感和消極情緒情感彼此獨立。換句話說，積極情緒情感的增加/減少並不意味著消極情緒情感的減少/增加，它們可以同時存在。
（2）心理健康內涵的核心是自尊
所謂自尊，是指個體對自己（或自我）的一種積極的、肯定的評價、體驗和態度。自尊是心理健康的核心。因為自尊與心理健康各方麵的測量指標都有高相關（J.Crocker，2002）[20]。
（3）心理健康是一種個人的主觀體驗
這種主觀體驗具有三個特點：一是主觀性，心理健康與否，往往來自個人的主觀體感受，客觀條件隻是作為影響體驗的潛在因素；二是積極性，表現出肯定的、正麵的精神麵貌，熱忱的、進取的心理狀態；三是全麵性，心理健康與否，不僅表現在知、情、意的各個過程和個性的各個方麵，也往往表現在個人生活的各個方麵（E.Diener，1984）[21]。
3.心理健康的標誌
其一，沒有心理障礙。心理障礙是指心理現象或精神現象發生病理性的變化，它有輕度與重度之分；大、中、小學生常見的心理問題或行為問題，主要屬於心理素質或心理質量不高的表現，它不屬於心理或精神疾病的範疇，充其量是一種心理失衡的狀態。
其二，具有一種積極向上發展的心理狀態。心理狀態可以是積極的，也可以是消極的，而積極向上的心理狀態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標誌。
4.心理健康概念的具體表述
國際心理衛生大會標準（四條）：①身體、智力、情緒協調；②適應環境，人際交往順利；③有幸福感；④發揮潛能。
人本主義心理學（經典十條）：①我安全感；②了解自己；③理想、目標切合實際；④適應環境；⑤保持人格的完整與和諧；⑥善於從經驗中學習；⑦良好的人際關係；⑧控製情緒；⑨適應群體，發揮個性；⑩適當滿足個人需要。
美國人格心理學的標準（七條）：①自我開放（不自我封閉）；②良好的人際關係；③具有安全感；④正確地認識現實；⑤勝任自己的工作；⑥自知之明；⑦內在的統一的人生觀。
（三）心理健康走向積極心理學
長期以來，病理學與缺陷觀占據著健康心理學的主要地位，而人類的積極特征，如樂觀、希望、知識、智力和創造力等卻被忽視了。於此，在世紀之交，積極心理學產生了，其創設人是塞利格曼（M.E.P.Seligman），他以研究人類的積極心理品質，關注人類健康幸福與和諧發展為主要方向，試圖以新的理念、開放的姿態詮釋與實踐心理學，因此，積極心理學是關於人類幸福和力量的科學。
積極心理學研究涉及多個領域，主要研究內容是積極的情緒和主觀幸福感體驗、積極的個性特征、積極的心理過程對於生理（身體）健康的影響，以及積極的心理治療等。
特別要指出的是塞利格曼提出的六大人類核心美德和24種性格力量。這個科學的結論固然有其理論上的分析，更重要的是來自他的團隊對54個國家及美國的50個州的117 676名成人被試進行的跨文化研究的數據。六大美德有智慧、勇氣、仁愛、公正、克己和自我超越；24種性格力量是六大美德的具體表現形式，表現為個體的思維、情感和行動中的積極品質：創造力、好奇、開放思維、好學、有見地、真實、勇敢、毅力、熱情、仁慈、愛、社會智力、公正、領導力、團隊精神、寬恕、謙遜、謹慎、自律、審美、感恩、希望、幽默和虔誠。
我們不必去細細評論積極心理學的具體內容，應該看到的是積極心理學使心理健康或健康心理學走向積極的或正能量的方向。
1983年，在國內我率先提出學校心理衛生與心理健康的設想，20世紀90年代起我國學校開展心理健康，我又強調學生心理健康是主流，不要把心理問題擴大化。1995年，我與幾位專家商議心理健康的標準，我們從學習上的“敬業”、人際關係中的“樂群”和自我的“修養”這三個方麵來確認標準（心理學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1995）[22]。後來我按這三個標準，提出了18項心理健康的指標（林崇德，1999）[23]：敬業（樂學善學、勤學反思、有滿足感、衛生用腦、排除憂懼、良好習慣），樂群（權利義務、客觀看人、關心他人、誠實守信、積極溝通、和諧相處），自我（自知之明、鏡像自我、正確歸因、珍愛生命、抱負實際、自製力強）。對照塞利格曼的積極心理學，我們提出的時間相近，各有內涵與外延。讓我們一起把心理健康理解為積極的心理特征吧。
三、關於心理健康與創造性關係的文獻綜述
長期以來，關於心理健康與創造性的關係，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具有高創造力的人都是心理不健康的，並出現了天才者喪失理智觀；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心理健康是創造性的基礎和保證。
（一）創造者有心理健康的缺陷
在西方心理學的文獻中，在心理健康與創造性的關係研究中，持高創造力者有心理問題的往往居多數。
1.當代西方應用率最高的三個研究
在當代西方的創造力與心理健康這一主題上，被引用和轉述最多的三個文獻（J.C.Kaufman，2016）[24]如下。
第一個就是賈米森（K.R.Jamison，1993）[25]總結的她曾做過的一些小型調查分析，包括一些傳聞逸事以及有關精神疾病和創造力的觀點。她在文中主要專注於研究躁狂抑鬱症和創造力之間的聯係，所收集的個案大都服務於證實這種聯係。後來，她（K.R.Jamison，1997）[26]寫了一本關於自己與病魔鬥爭的回憶錄，這本書後來成為暢銷書。該論著在歐美有較為廣泛的傳播，這使得躁狂抑鬱症與創造力存在緊密聯係的觀念深入人心。
第二個得到廣泛引用和傳播的研究是安德烈亞森（N.C.Andreasen，1987）[27]做出的。他曾經用結構化訪談的方法分析了30位具有高創造力的作家，還選取了30位與作家相匹配的一般人作為對照組。此外，他還訪談了這60位被訪談者的一級血親。基於訪談內容，安德烈亞森得出結論，高創造力的作家更容易患上躁狂抑鬱症及其他情感性精神障礙；高創造力作家的一級血親也更有可能同時具有高創造力和患有情感性精神障礙。安德烈亞森和格利克（N.C.Andreasen & L.D.Glick，1988）[28]還得出結論，與高創造力的科學家相比，藝術家看起來存在更多的焦慮、情緒不穩定和容易衝動。
第三篇引用和轉述較多的文獻是基於路德維格（A.M.Ludwig）采用曆史測量學方法所做的研究（A.M.Ludwig，1995）[29]。加州大學西蒙頓曾經完善和開拓了這一有悠久曆史的創造力心理學研究方法（D.K.Simonton，1990[30]，1994[31]，2009[32]）。曆史測量學的數據主要來自高創造性傑出人物的傳記資料，涉及傑出人物個體層麵的變量主要包括出生順序、智力早慧、精神創傷、宗教信仰、家庭背景、移民遷徙和教育經曆等。路德維格的這項大規模研究囊括了西方1 005位出現在1960年到1990年主要傳記中的高創造性傑出人物，這些人來自18個職業領域。在研究中，他發現藝術領域（如寫作、視覺藝術和戲劇）傑出人物比非藝術領域（如商業、政治和科學）傑出人物更易出現心理和行為上的病態（包括酗酒、吸毒、精神病、焦慮障礙、軀體化問題和自殺等）。
這三篇文獻被引用和轉述最多，它們均支持高創造力人群與高的精神疾病患病率存在高相關這一觀點，同時，這三篇文獻還容易衍生出這種假設，即所有的創造力都與精神疾病高度相關（J.C.Kaufman，2016）[33]。當然，所有上述三項研究在得到了高度關注的同時，也都受到了嚴格的批判。例如，羅斯伯格（Rothenberg，1990）[34]認為安德烈亞森（N.C.Andreasen）的實驗對照組並沒有與選中的作家很好地匹配；施萊辛格（J.Schlesinger，2009[35]，2012[36]，2014[37]）做了大量的工作來證明這三項研究的缺陷（她稱這三項研究為創造力研究領域“不穩定的三腳架”）。而考夫曼（J.C.Kaufman，2016）[38]認為，盡管路德維格的研究存在缺陷，但卻具有研究價值，但賈米森和安德烈亞森的研究除了增加了這個主題的喧囂之外，幾乎無法給有關精神疾病和創造力之間關係的討論提供任何有價值的論據。
2.創造力與心理健康的特殊領域
與路德維格（A.M.Ludwig，1995）使用類似方法的其他研究也發現了創造力與精神疾病存在較高的相關這一結論。這些研究分析了不同領域的創造力與精神疾病的聯係，如有研究發現爵士音樂家具有更高的患精神疾病的可能（G.I.Wills，2003）[39]，有的研究發現傑出的男性藝術家和作家多伴有人格障礙（F.Post，1994）[40]，還有研究進一步證實了高創造性作家更容易罹患情感性障礙（F.Post，1996）[41]。路德維格（A.M.Ludwig，1998）[42]在另一項曆史測量學研究中發現，藝術領域的高創造性人才比其他職業領域的同類人才具有更高的精神疾病患病率。馬錢特-海寇斯（Marchant-Haycox）和威爾遜（G.I.Wilson，1992）[43]使用艾森克人格問卷（EPQ）測量了162位表演藝術家（包括演員、舞蹈家和音樂人及歌手），結果發現這些人在焦慮、內疚和抑鬱幾項上的得分顯著高於一般人群；哈蒙德（J.Hammond）和埃德爾曼（R.J.Edelmann）（1991）[44]則發現職業演員比非職業演員在EPQ的神經質量表上得分更高，這表明職業演員可能更容易焦慮、緊張、擔憂、鬱鬱不樂和憂心忡忡，他們的情緒可能起伏更大，遇到外界的刺激，更易有強烈的情緒反應。
另外一個研究方向是關注創新人才所在的領域在精神疾病發病率方麵的差異。考夫曼（J.C.Kaufman，2001）[45]的研究發現，與其他類型的女作家（小說作家、劇作家和紀實文學作家）和男作家（小說作家、詩人、劇作家和紀實文學作家）相比，女詩人更容易罹患精神疾病（此處的精神疾病是按是否具有自殺企圖、是否曾住院接受治療或特定時期是否出現抑鬱症來衡量的）。將詩人與政治家、女演員、小說家和視覺藝術家進行比較研究發現，詩人比其他職業類型更容易患精神疾病。還有研究發現，知名詩人比其他作家患有精神病的可能更大（J.C.Kaufman，2005）[46]，並表現出認知扭曲（K.Thomas ＆ M.P.Duke，2007）[47]。
研究也發現，西方作家的平均壽命要短於其他從業者（包括與藝術相關的職業）（V.J.Cassandro，1998）[48]。考夫曼（J.C.Kaufman，2003）[49]對近兩千名美國、中國、土耳其和東歐作家的大規模研究發現，平均而言，在這四種文化中，詩人的壽命比小說作家和紀實類作家的壽命都短。早期研究（Simonton，1975[50]）也發現，詩人是所有作家中最容易英年早逝的人群。
前文提到的西蒙頓對204名西方傑出的科學家、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和作曲家進行曆史測量學研究發現，精神疾病與創造力之間存在著某種函數關係，這些函數關係又表現出領域性差異。具體來說，對於文學家和藝術家，創造力成就是精神疾病的單調遞增函數，而對於科學家、思想家和作曲家，創造力成就是精神疾病的非單調單峰函數。達米安和西蒙頓在探討精神疾病與創造力的關係時還引入了另一個因素，即成長逆境。他們發現，在預測創造力成就時，成長逆境具有與精神疾病相似的作用，而且兩者之間存在此消彼長的關係，即有些天才人物具有很高的精神疾病表現，但成長逆境得分較低；而另一些終身未曾罹患任何精神疾病，但其成長逆境的得分會很高。西蒙頓等人用“均衡”理論（trade-off theory）來解釋這種互補現象[51]。
賈米森（K.R.Jamison，1989）[52]采訪了47位英國藝術家和作家，結果發現他們中患有某種形式精神疾病的比例高於普通人口中一般的預測比例，特別是罹患情感障礙（如雙相情感障礙）的比例較高。不過正如前文提到的施萊辛格（Schlesinger）指出的那樣，該研究沒有控製組；路德維格（A.M.Ludwig，1994）[53]研究了59位女性作家和59位對照被試，結果也發現作家罹患精神疾病的可能性更大，這些精神疾病包括情緒障礙（包括雙相障礙）和一般性焦慮。科爾文（K.Colvin，1995）[54]發現音樂家比那些有天賦的音樂專業的學生出現更多的情緒情感障礙。內特爾（D.Nettle，2006）[55]研究了詩人、數學家、視覺藝術家和普通人的心理健康水平，發現詩人和視覺藝術家具有更高的罹患精神分裂的可能，數學家罹患精神分裂的可能性較低。
3.綜合探索創造者的心理困擾
考夫曼（J.C.Kaufman，2001）[56]對1629名作家進行了研究，發現女詩人比男作家和女性作家經曆更多的心理疾病的困擾。這可能與女詩人的情緒狀態有關。進一步追溯該類研究時，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巴倫（F.Barron，1966）[57]在研究創造性作家時發現，他們在MMPI測定精神分裂症傾向、抑鬱症傾向、癔症傾向和心理變態傾向的一些量表中，得分較高。如果我們認真而謹慎地接受這些測驗的結果，那麽作家似乎比普通人心理健康水平更高，也更成問題。換言之，他們有更多的心理問題，但也更有能力解決這些問題。巴倫認為，隻有這樣才能更好地解釋作家的社會行為。他們顯然是一群高效率的人，他們驕傲地、與眾不同地駕馭自己，但他們置身於現實世界時卻是痛苦的，這個世界常常容不下他們，有時又是冷漠和令人畏縮的，而且他們的確也容易對此大動感情。然而這些心理品質顯然都是正常的品質，他們在診斷測驗中較高的得分便是這些品質的標誌。賴恩-艾希鮑姆早在1932年就提到，許多變成精神病患者的天才，隻是在完成了他們的偉大事業之後才生病的，如哥白尼、多尼采第、法拉第、康德、牛頓、司湯達等。哈夫洛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在1904年對英國天才人物的研究中發現，確實有4.2%的天才患有精神病。他認為“天才與精神病之間的聯係不是沒有意義的。但證據表明這種情況的出現僅僅不到5%。麵對這一事實，我們必須要對任何關於天才乃是精神病的一種形式的理論采取蔑視態度。”
（二）心理健康與創造性呈正相關
在心理學界還有另一種意見，認為創造力在某種程度上是每個人所固有的，而且隻要創造性潛力一實現，不管其範圍如何，都使人在心理上處於正常狀態。特別是人本主義心理學家更認為隻有心理健康的人才將創造能力更好地付諸實現，富有創造力正是心理健康的標誌和表現。
牛（Niu）和考夫曼對722名20世紀中國傑出文學家進行研究發現，相對於西方文學家，中國文學家表現出更低的精神疾病得分，似乎在中國高創造性的文學家身上並不存在比普通人更高的罹患精神疾病的可能。他們指出，存在這種文化差異的原因可能是中國人普遍受儒家和道家傳統哲學影響，推崇與自然及他人和諧共處，認為這樣才更具創造力（羅曉路，2004）[58]。
一些精神病學家認為，借助於喚起病人創造性能力的精神治療，應當是心理療法的全部目的。他們把創造性能力的培養，視為使神經官能病患者養成克服對他們來說苦難情境的行為的心理治療程序。通過學習解決日常問題的戰略方麵的課程，加強了心理的穩定性。在這種情況下，起主要作用的並不是所獲得的知識，而是有可能變換策略和使行為正常化的靈活性。根據這種觀點，“個人創造性天賦”與“正常人的心理”的概念的意義是相同的。人本主義心理學家認為，真正的創造力是兩種創造力的整合，即初級創造力（primary creativity）和次級創造力（second creativity）。初級創造力來源於無意識裏的衝突，而次級創造力則是自我狀態良好的、心理健康的成人的行為中自然的、邏輯的產物。人本主義關於創造性人格的觀點和高自尊的特征基本相同。一項關於那些具有高自尊的個體才能獲得高水平的創造力研究探索了阻礙大學生個人創造力的因素，發現缺乏時間/機會、壓抑/羞怯是兩個重要因素，且男女生存在顯著差異。這為教育者幫助大學生減少阻礙創造力發展的因素提供了科學依據（羅曉路，2004）[59]。
近年來，我國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創造力和心理健康的關係進行了研究。程喜中等人2003年利用卡特爾16PF問卷作為測量工具，對大學新生的創造能力與心理健康的關係進行了研究，結果發現，學生的心理健康因素與創造能力個性因素成負相關關係，創造能力個性因素超常組的心理健康因素與正常組存在顯著差異，超常組心理健康因素高於平均數的僅占26%，遠低於正常組62%和總體56.5%的水平。說明超常組較其他學生有更多的焦慮和抑鬱，在適應社會上有更多的苦難。但是，更多的研究結果與此相反。俞國良（2003）[60]從理論上具體闡述了創造意識和創造精神、創造性思維和創造性人格、創造能力與實踐能力，以及這些特征與心理健康的關係，並明確提出以心理健康教育為突破口，全麵培養和提高兒童青少年的創造素質。王極盛、丁新華（2002）[61]發現中學生創新心理素質與心理健康水平關係較為密切，創新意識與學習壓力、抑鬱、焦慮呈顯著負相關，創新能力與學習壓力、抑鬱呈顯著負相關，與適應不良呈顯著正相關，競爭心與抑鬱、焦慮、學習壓力有顯著的負相關；心理健康水平高者其創新意識和競爭心較心理健康水平低者高；學習壓力對創新意識和競爭心的預測作用較大，學習壓力、適應不良和抑鬱對創新能力的預測作用較大。還有研究者（盧家楣，劉偉，賀雯，等，2002）[62]通過教學現場實驗，研究了情緒狀態對學生創造性的影響，結果表明，學生在愉快情緒狀態下的創造性總體水平顯著高於難過情緒狀態，且主要體現在流暢性和變通性兩個方麵。盛紅勇（2007）[63]也利用威廉姆斯創造力傾向量表探討了大學生的創造力傾向與適應不良、心理健康水平的關係及相互作用方式。結果發現，大學生的適應不良與心理健康總分呈顯著正相關，與創造力傾向呈顯著負相關，適應不良對創造傾向、心理健康有很好的預測作用。適應不良學生的心理健康狀況較差，適應性強的學生的創造力傾向明顯。這些研究從不同角度說明健康的心理是創造性活動得以順利進行的基本心理條件。
（三）對於心理健康與創造性關係分歧的文化分析
從上述材料中，我們能初步看出，西方的研究結論是西方的高創造力者大多是心理不健康的；西方學者對中國的高創造力者的研究，或中國學者對心理健康與創造性關係的研究結論是心理健康是創造性的基礎和保證。
1.西方對心理健康與創造性關係的結論來自古代西方的教條，在一定意義上是來自西方的文化
古代西方的不少學者都將創造力與意識狀態的改變或強化聯係起來，這種改變或強化通常具有個體心理健康變化方麵的含義。在古希臘，創造力也被視為魔鬼附體。在當時的語境下，這種魔鬼是半神性的，是給予特殊個體的神聖禮物。蘇格拉底曾說他的大部分思想來自魔鬼，柏拉圖用“神聖的瘋狂”來描述創造力，亞裏士多德認為創造性的個體具有抑鬱質，但是此處的抑鬱並不是現在語義，而是指其後有某種東西支持他們。在希波克拉底（Hippocraties）的體液說中，抑鬱質也並不等同於某種精神疾患，而是四種氣質類型之一，與抑鬱症相關的特征包括了敏感、情緒化、內向和古怪（R.M.Ryan & E.L.Deci，2000）[64]。前文提到的西蒙頓的研究發現，到1800年這種創造力與瘋狂之間存在必然聯係的刻板印象已經成為教條。
在西方，相信精神疾患會導致創造力的觀念主要發端於浪漫主義時期。當時的人們認為，瘋狂是極端創造性帶來的副作用。這一階段許多浪漫主義詩人認為瘋狂的狀態是創作所需要的，所以開始擁抱瘋狂，宣稱自己經曆著精神折磨甚至患有某種精神疾病；這種將創造性與瘋狂聯係起來的信念產生了根深蒂固的影響，直到當代社會仍然存在。西方的作家和藝術家有時行為怪異，不少富有創造天賦的個體覺得正常就意味著平庸，從而渴求將自己與普通人區別開來。有一位曾獲得過奧斯卡提名獎的電影明星，曾有過吸毒、因犯罪被拘捕的曆史。後來，他說：“我的惡習，現在看來，是創造力。”
2.中外學者對心理健康與中國創造者關係的研究結論反映了東方文化的特點
衣新發、諶鵬飛和趙為棟（2017）[65]運用曆史測量學的方法研究了92名唐宋傑出文學家的創造力成就及其影響因素，其中包括唐朝傑出文學家48名，宋朝傑出文學家44名。結合唐宋傑出文學家的傳記及文學史相關資料，研究者們使用“遠距離人格測量”（At-a-distance Personality Assessments，APA）（R.I.Damian & D.K.Simonton，2014）[66]的方法對文學家的精神疾病逐一編碼評分，其中所涉及的精神疾病包括以下四個維度：①心境障礙（如抑鬱、躁狂、焦慮等）；②認知神經障礙（如精神分裂、精神錯亂、精神衰弱等）；③成癮（藥物或酒精）；④自殺。同時，研究者們使用曆史測量學的技術對這些傑出文學家的創造力成就予以評分。此外，還將朝代、性別、出生年份、智力早慧、成長逆境、移民遷徙和宗教信仰作為唐宋傑出文學家創造力成就的影響因素納入整體分析。研究結果顯示，成長逆境對唐宋傑出文學家的創造力具有穩定的正向預測作用，即取得高創造力成就的文學家曆經了更多的成長逆境。但精神疾病對唐宋傑出文學家的創造力成就未產生任何影響，也未發現成長逆境與精神疾病在預測西方傑出人物創造力成就時所存在的“均衡”現象。無論是在唐宋合並的總體樣本，還是在分朝代分析的樣本中，都未出現成長逆境與精神疾病之間此消彼長的關係。因此，我們有理由推測，在精神疾病與傑出創造力成就關係方麵可能存在中西方跨文化差異，這個差異可能折射了精神疾病作為一種心理特質在東西方可能具有不同的社會意義和個人意義，也可能是中西方文化心理結構的差異所導致的。這有待於未來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