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研究的時間、研究的目的、研究的方法及其產生的影響四個方麵來看，高爾頓都可以說是創造性心理學的奠基人。
一、從達爾文到高爾頓
從學術思想來分析，高爾頓的創造性心理學來自達爾文進化論的思想。如前所述，達爾文是博物學家，也是進化論的創立者。進化論的創立主要源於社會生產力的需要。19世紀前半期，英國完成了資產階級的工業革命。工業的繁榮要求農業、畜牧業的相應發展，農牧業的發展又要求不斷改良品種，這就是進化論產生的社會曆史背景。
達爾文年輕時受法國生物學家拉馬克（Jean-Baptiste Lamarck，1744—1829）、聖提雷爾（Geoffrog Saint-Hilaire，1772—1844）及自己祖父伊拉斯謨斯·達爾文（Erasmus Darwin，1731—1802）等人的生物進化觀點的影響，對生物學具有極大的興趣。1831年，達爾文從劍橋大學畢業，正值“貝格爾號”海軍勘探船出航南美。幾經周折，達爾文參加了這次航行。5年的環球考察，在大量的物種變異事實麵前，他認識到了物種變異進化的實質。達爾文在晚年時說，“貝格爾號”的航行在他一生中是一個重要的轉折，它決定了他的整個事業。回國後，達爾文一麵鑽研前人的著作，一麵修建溫室，還開辟了試驗園地進行科學試驗。經過20多年的努力，他終於在1859年11月24日出版了《物種起源》，奠定了進化論的科學基礎，這也成為生物學史上的一個轉折點。達爾文在書中用有力的證據推翻了神創論和物種不變論，使“進化論”在整個歐洲學術界引起了轟動。達爾文晚年進一步研究人類起源，寫下了《人類的由來及選擇》（1871）和《人和動物的表情》（1872）。在這兩本著作裏，達爾文不僅闡述了從猿到人的進化理論，還探討了人與動物在心理上的連續性和差異性，指出：“盡管人類和高等動物之間的心理差異是巨大的，然而這種差異隻是程度上的，並非種類上的。我們已經看到，人類所自誇的感覺和直覺，各種感情和心理能力，如愛、記憶、注意、好奇、模仿、推理等等，在低於人類的動物中都處於一種萌芽狀態，有時甚至處於一種十分發達的狀態。”（達爾文，1982）[6]也就是說從進化論出發，生物最初從非生物發展而來，地球上生存的各種生物有共同的祖先。在進化過程中，它們通過變異、遺傳和自然選擇由低級到高級，從簡單到複雜，種類由少到多。達爾文雖然在這些問題的研究中忽視了人類的社會曆史性，但他的理論激起了人們對諸如天賦、天才等問題的探討，於是出現了高爾頓的“遺傳的天才”研究。
高爾頓是英國的心理學家，也是達爾文的表弟。高爾頓生於英國伯明翰附近一個富裕家庭。16歲那年，他被迫進入伯明翰綜合醫院學醫，一年後轉入皇家學院繼續學醫。又過了一年，他改變了計劃，進入劍橋三一學院專攻數學。接著，旅行考察引起了高爾頓的興趣，他分別於1845年和1850年去了蘇丹和西南非洲，主要研究氣象學。當達爾文1859年出版《物種起源》時，高爾頓立刻對進化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由此，他開始從事進化的遺傳方麵的理論研究並十分重視其社會意義。19世紀60年代初期高爾頓轉入心理學領域，研究心理遺傳和個別差異。1869年，高爾頓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心理學著作《遺傳的天才》，公布了他所研究的977名傑出人物或天才人物的思維特點，這一著作也是國際上研究創造性的第一部文獻。緊接著，他又出版了《英國的科學家們：他們的稟賦和教養》，並在1883年創立了“優生學”，出版了《人類才能及其發展的研究》，1889年又出版了《自然的遺傳》一書。這些著作開創了創造性心理學這一心理學分支。
盡管高爾頓對現代心理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他不僅是理學家，還是一個“雜家”。他對後人的影響主要在三個方麵：一是遺傳決定論的觀點，二是個別差異的測量，三是統計方法的創新。這三個方麵對創造性心理學的研究及其發展都是有影響的，特別是遺傳決定論的觀點。此外，高爾頓是心理學界最早提出智力由一般智力（G）與特殊智力（S）構成的心理學家，這一思想後由其弟子英國心理學家斯皮爾曼（C.E.Spearman，1863—1945）繼承並被稱為“智力二因素論”。
高爾頓的遺傳決定論觀點的基礎是他的調查。他調查了1768年至1868年這100年間共977個英國偉人和學者的家譜，發現其中332人很有名望，而在一般百姓中4000人才產生這麽一個有名望的人，從中他看到了傑出人士或創造性人才比一般人有較大的生育傑出子女的概率。於是，他得出偉人和天才出自名門世家的“智力遺傳”的結論。他還研究了80對雙生子，發現他們比非雙生的兄弟姊妹在心理上更相像，於是他進一步提出了人的心理完全取決於遺傳的論斷。高爾頓所創立的優生學，正是他片麵誇大遺傳的作用、大肆宣揚天才遺傳論的產物。
但是高爾頓的遺傳決定論，一開始就遭到企圖建立科學的兒童心理學及其理論的普萊爾的反對。普萊爾明確地反對“白板說”，也反對遺傳決定論。於是，心理（包括創造性心理）是先天的還是後天的問題在社會上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客觀地說，高爾頓的遺傳決定論，對後來有些心理學家產生了較深且不良的影響。
二、高爾頓的天才觀點
“高爾頓是科學地研究行為遺傳學的先驅，這一學科近年來逐漸萌芽並產生出巨大的社會影響。”[艾森克（H.J.Eysenck）]高爾頓以進化論的遺傳變遷觀點來研究天才即人的創造性。他在《遺傳的天才》一書中，主要闡述了關於天才或創造性人才的如下觀點。
（一）天才的分類
高爾頓關於天才分類的前提是，人類的自然能力是由遺傳產生的，與整個有機世界的形式和物理特征幾乎處於一樣的限製下。盡管有這些限製，但通過仔細選擇還是能夠獲得獨特的天賦的，因此通過連續幾代的明智的婚姻來產生具有很高天賦的人是非常可行的。由此可見，高爾頓關於天才分類的理論基礎是遺傳變異論。
1.依據聲望分類
天才的人物肯定有聲望。在論述天賦甚至天才來自遺傳之前，高爾頓相當重視兩個概念：一是傑出的（eminent）和著名的（illustrious）的篩選標準，二是聲望作為能力測試的可接受程度。事實上，這兩者很難分開論述。聲望往往是人是否傑出的表現，於是外部世界就依據一個人的表現，同時整合其所有優點，下意識地給某個人打出一個得分，這就是依據聲望將人加以分類。聲望排在前麵的人，就是傑出的人物。
傑出的人才在人類中占多少比例？高爾頓通過自傳體手冊《時代眾人》（Man of the Time），得出傑出人物的篩選標準是425∶1 000 000；更嚴格些，則是250∶1 000 000，它更強調傑出人物工作的原創性或者帶頭性。如果將篩選標準降低，就無法保證偶然和機遇的影響，不能將有名與傑出區分開。他最後得出結論：當說一個人是“傑出的”時，標準是1∶4 000或者250∶1 000 000。如果標準更嚴苛的時候，則用“著名的”這個詞。
2.依據天賦分類
在依據聲望還是依據天賦進行分類的問題上，高爾頓更傾向於依據天賦將人分類，並認為按聲望分類與按天賦分類具有一致性，有聲望的傑出人物，其聲望往往來自天賦。
高爾頓指出，人的發展是先天遺傳所決定的。智力與品質在生殖細胞的基因中就被決定了，後天和教育的影響隻能延遲或加速其遺傳能力的實現。對此，他從以下幾個方麵進行了說明：嬰兒的差異是先天的，他並不認同“勤勉努力”是個體間差異的唯一解釋；個體自入學到工作，所表現出來的心智水平與天賦是一致的；許多天才的天賦都是普遍的，人與人之間能力的差異是巨大的；職業選擇與興趣有關，一個有天賦的人在選擇他的職業之前通常是反複無常的、變化的，但是一旦選擇之後，將以一種真正熱情的態度投入其中；應根據天生的能力大小，對人進行分類和排序；能力評定應用離均差的定律，蘇格蘭男性士兵與法國男性的生理指標，甚至智力，在人群中的分布也符合離均差定律；從智力由一般智力與特殊智力構成的觀念出發，對於1000000個人的一般能力和在繪畫、音樂或政治等方麵特殊的天賦能力，根據其得分等距分為14類，會形成常態分布的趨勢，50%集中在中峰，然後以80%、95%分布，天賦能力在兩頭的（天才與低能）不到5%。
3.聲望與天賦的能力
首先，要澄清聲望和能力這兩個概念。聲望，是同一時期的人對一個人的看法，許多傳記作者對某個人的性格進行批判性的分析，最終呈現一個經由後代雕琢後的人物形象。天生的能力，是一個人的智力水平和性情。他在一個人的行為過程中起著促進和限製作用，使一個人獲得聲望。
聲望可以衡量一個人天生的能力嗎？或者說，一個人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取決他的機遇，又在多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天生的能力或智力？這是高爾頓提出的一個重要問題。對此，他比較了兩個階層。
一個極具天賦的人，即使處於下等階層，也能夠很容易地跨越下等社會階層的種種阻礙，躋身精英階層。這種阻礙無疑是一種自然選擇的係統，用以壓製平凡的人們，即使這些人們擁有和上等階層相同的能力，最終成功的也不是他們。但是，如果一個人擁有巨大的天賦，渴望工作，並且有工作的能力，高爾頓相信這樣一個人不會被社會階層所阻礙。
英國在下等階層向上等階層流動方麵設置了太多阻礙，那些不存在如此多阻礙的國家，會給一個人提供更好的文化環境，促使他成功。但這類人並不是前文提到的那類傑出人士。在美國，文化傳遞非常廣泛。他們的中產階級和下等階級所受到的教育已經大大提升，但是即便如此，美國在一流的文學作品、哲學或藝術方麵仍然不能達到英國的水平。即使像美國一樣，英國社會中躋身精英階層的障礙被移除，英國社會的傑出人士也不會大幅度增加。
那些在很大程度上享受良好社會資源的人們並不能成為傑出人士，除非他們天生擁有極高的能力。如果一個人天生的能力處於中等水平，即便為他提供良好的社會資源，他也無法躋身精英階層。
這裏的心理機製是什麽？高爾頓提出了各種品質。天賦的傑出人物，正是由於這種品質結合得好（Galton，1978）[7]。那麽，是哪些品質呢？是三種品質的結合：腦力、熱情和體力，這三者對於人們衝破社會底層是必要的。
政治家隻需要腦力和體力，因為他一旦進入公眾生活，就有了興趣，可以給他的凡夫俗子之心提供必要的刺激。因此，成功的政治家肯定出身上流社會，出身社會底層的人很難成為成功的政治家。
統治者需要若幹重要品質，包括獻身於特種學問、堅定的毅力、社會關係方麵親切坦率、國家最強大腦都為他工作、平等地看待興趣和觀點、知道如何產生受人民歡迎的想法、能夠忍受孤獨等。另外，統治者不需要智力超群，因為國家中智力最好的人都在為統治者服務。
指揮家的特質是特別的，需要有策略。策略就像下象棋一樣，需要大量的練習。在和平時期很難看到策略是如何與極致的耐力、無畏的勇氣、不安分的性格結合來實現卓越的。
煽動家需要勇氣和力量，不需要智力超群。
那些戰勝反對派的高級政治家和統治者們，一定都擁有極大的天賦。
獲得高聲望的過程可以看作一場對高才能的公平測試。高爾頓認為沒有被賦予極高能力的人是不可能獲得極大的名聲的，而擁有極高能力的人是不會在獲得聲名的過程中失敗的。
從高爾頓“天才的分類”中可見，他認為聲望與天賦能力是一致的。而對天才或創造性人才的測量，正是從高爾頓開始的。
（二）傑出人物與家庭的關係
高爾頓在《遺傳的天才》裏的論證中，十分重視家庭因素，因為他把家庭視為遺傳的一個重要標誌。他比較分析了超過300個家庭、將近1000名傑出人物。如果存在決定天才在家庭中的分布規律的話，通過這個大樣本，高爾頓向社會展示了這一規律。
圖3-1 最具卓越天賦的家庭中每一代卓越人物的比例
我們這裏僅引用了高爾頓研究中的一幅畫（F.Galton，1978）[8]，反映了家庭與天才或遺傳比例的“規律”。高爾頓認為圖3-1隻涉及了那些特別傑出的家庭，以非常準確的方式顯示了相比遠親屬關係，近親屬關係在遺傳天賦方麵的巨大貢獻。大體上來講，親屬關係隔一代，下一代遺傳的比例就是1/4了。結果就是，第一代的比例大約是28，第二代大約是7，第三代大約是1.5。他又指出，能力從長遠來看，不是突然地出現和消失的，而是從家庭生活的普遍水平逐漸地、有序地上升。隨著血液的逐漸稀釋，法官的後代達到傑出的頂峰逐漸顯示出不可能。能力必須基於一個穩定的三角，其中每一條腿必須穩紮。具體來說，一個人為了遺傳能力，他必須遺傳三種分離和獨立的東西，即必須遺傳才能、熱情和活力。如果沒有三種，至少應該具備聯合起來的其中的兩種，否則就沒有希望在世界上成為一個卓越的人物。
家庭由父母與子女組成，但通常研究隻考察父子的關係而忽視了母親的因素。高爾頓卻重視這個問題，並做了如下的說明。很大數量的傑出人物的後代成為有名的人，說明這個人的妻子應該是超越平庸的。傑出人物的妻子，通常應該是在他的社交場合能夠碰到的，因此不太可能是愚昧的女人。並且事實上，大量傑出的男人都與傑出的女人成婚。接下來，他對比了男性和女性親屬間的能力傳遞的強度。高爾頓從研究中看到5種名人類型（法官、政治家、軍事家、文化人、科學家）男性和女性的總體親屬比例幾乎一致，男性∶女性=70∶30，或者超過2∶1，其他名人類型也超過2∶1。他又指出唯有在神學家這一類上出現男女比例的翻轉，女性在宗教培養上的影響力是顯著的。因此，“偉人背後都有一位了不起的母親”應該隻是偉人孝順心理的一種誇張的表達。
在研究傑出人物與家庭關係的同時，高爾頓也涉及了傑出人物與親戚的關係、與不同職業以及教育和機遇的關係。他指出，能力在親戚類型上的一般性分布規律也是很明顯的。名人家庭中，有名的兒子的數量總是多於有名的兄弟，同時他們的數量略高於有名的父親。按照親疏遠近，第二級和第三級親戚關係的名人數量驟減（堂/表兄妹相對於其他第三級關係仍具有較大的數量）。在所有名人類型的分組上，不同親戚級別的名人比例相近。其中一個異常值是軍事家的兒子的數量（31）遠低於平均值（48），這與軍事工作的性質不無關係。但軍事家的孫子的數量與其他類別沒有差別，高爾頓將之歸因於教育的優勢，即良好的教育確保了親戚成名的比例。另一個異常值是偉大科學家的有名父親的數量（26）遠低於兒子的數量（60）。這是因為科學成就應歸因於訓練和母親的遺傳，並且家庭中第一位具有科學天賦的人往往不那麽容易獲得成就，而他們的後代被教導以科學為專業，會少走很多彎路。另外，藝術家家庭的數量（28）並不比詩人家庭的數量（20）大很多，但藝術家有名的兒子的數量（89）卻極大。對科學家後代超過前輩的解釋同樣適用於藝術家。偉大藝術家的後代，比那些具有同等天賦但缺少專業教育的人，更有可能成為專業的名人。藝術家的兒子成為名人數量之大，證明了特殊能力的強烈的遺傳特征。以上僅呈現出一般規律的很小的變異，可以這麽說，高爾頓發現每10個名人的家庭中，有2～4個有名的父親，4～5個有名的兄弟，5～6個有名的兒子，這能正確估計24個案例中的17個，其中7個案例估計錯誤，而這個錯誤在其中2個案例（軍事家的父親、文化人）中將小於1個單位，在4個案例（詩人的父親、法官、軍事家、神學家的兒子）中等於1個單位，在1個案例（藝術家的兒子）中大於1個單位。他還指出，如果僅考慮一個人與某位名人的親戚關係，那麽有多大可能他會成名？總體的結果是，恰好1/2的名人具有1個或更多有名的關係。所以，我們把某數列的數值除以2，將得到對應的另一數列——成功的可能性。
從傑出人物與家庭等諸多關係來分析，高爾頓強調的天才主要來自遺傳。他用其測量統計方法比較了近親與遠親的差異，仍然在證明天才或創造人才發展的第一因素是遺傳。與此同時，高爾頓也承認某些教育、機遇即環境因素在天才或創造性人才的成長中起到了加速或延遲遺傳能力發展的作用，但真正改變某些遺傳基礎的是變異。
（三）智能發展與種族的關係
高爾頓在《遺傳的天才》中還進行了種族、國家和曆史的比較。比較的前提是什麽？是天賦的智力。他指出，文明是群居高智力動物的必要產物。智力同體力及其他自然天賦一樣重要。因此，任何在其他方麵享有同等天賦的物種之間，擁有最優智力的物種無疑在生存鬥爭中最有優勢。類似地，與人類一樣有智力的動物，在其他品質同等的條件下，最具社交能力的物種最有優勢。
高爾頓首先比較了種族。他對研究對象做如下的假設：假設能力等級的間隔在所有種族間相同，即如果某種族的能力等級A等於另一種族的能力等級C，那麽前者的能力等級B等於後者的能力等級D。他比較了黑人種族和盎格魯-撒克遜人中那些能夠獨自成為法官、政治家等不同類型名人的品質，結果發現了他們與白人之間的差異。在一個國家，不同地區或種族之間也是有差異的。例如，英格蘭和英國北部的人比普通英國人智力上具有一些優勢，因為前者傑出人士的數量遠高於他們自身種族按比例所能達到的數量。同樣的優勢，還出現在幸福感的比較上。
高爾頓還做了曆史比較分析，比較種族的智力差異。通過曆史分析法，他指出古希臘毫無疑問是曆史記錄上有才華的種族，二部分是因為他們在智力活動上的傑出事跡仍未能被超越，另一部分是因為創造傑出事跡的人口很小。古希臘不同的亞種中，阿提卡是最有才華的，主要是因為雅典不加選擇地吸納移民，吸引了很多高能力的人。阿提卡在公元前530年到公元前430年共產生了14名傑出人物，我們對該時間段內阿提卡的人口進行近似估計，得到傑出人物產生比例為1∶4 300或者更高。雅典種族的平均能力幾乎比今天白人的種族高兩個等級，就像白人的智力高於非洲黑人兩個等級一樣。
如何提高當前人們的智力呢？高爾頓斷言，如果種族的平均能力提高一個等級，當今傑出人士數量將提高10倍。將整個國家平均能力提高一個等級，社會上有天賦的人數將提高17倍。具體措施是什麽？高爾頓從通過變異、遺傳和自然選擇的進化論思想出發，提出以下三條建議（Galton，1978）[9]。
一是倡導文明。我們當前平均能力的提高對於將來後代的幸福必不可少。文明是能夠通過曆史進程作用於人類的新條件。它們或者通過自然選擇修正種族的屬性（當改變足夠緩慢，種族適應性足夠強時），或者摧毀種族（當改變太過突然時，種族不能妥協時）。集權化、交流和文化，需要比種族平均水平更高的腦力和耐力。目前我們的種族是超負荷的，需要倡導文明以提高智力。
二是改變落後的種族。隨著世界人口的增加，社會關係變得複雜，在大部分野蠻人身上發現遊牧文化不再適應新條件。遊牧文化與開明文化的差異在於，前者的本能是獵食，滿足野蠻生活的需要，不需要思考過去和未來，而這樣的本能在文明社會中則是完全行不通的。人類種族在最初完全是野蠻的，在未開化的無數年之後，人們才逐漸發現通往道德和文明的路。
三是改革結婚年齡。民族的本能和智力影響國家的發展，而婚姻的年齡能從遺傳變異角度提高民族的本能和智力。於是高爾頓提倡：最明智的政策應當讓那些軟弱的種族或階層的平均結婚年齡得以推遲，而讓那些充滿活力的階層或種族的平均結婚年齡得以提前。但讓他感到惋惜和痛心的是，許多社會行為強烈地且致命地走向這一政策的反麵。
高爾頓用統計方法詳盡地分析了傑出人才或創造性人才與種族的關係，無論是在創造性心理學史上，還是在整個心理學史上，都是第一次。並且，這既是一個典型的遺傳決定論觀點的體現，又是他提倡優生學以改良人種的體現。智力是先天的，還是後天的，抑或是先天與後天的結晶，這是心理學的一個古老問題，也是當今世界耗資最多的一個研究項目。對於智力的種族差異，距高爾頓研究整整百年後，1969年詹森（A.R.Jensen）通過總結四大洲八個國家100多個不同的研究，在《哈佛教育評論》上發表了題為《我們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智商（IQ）和學業成就》的文章，表達了與高爾頓100年前相似的觀念。他指出親緣關係越近智商相關越高的研究結果表明，種族的智力差異是存在的，智力變異的環境影響遠遠小於遺傳影響，可以認為智力是出生時就定型了的，甚至教育的最大努力也很難改變（Arthur & Gopinathan，1981）[10]。 詹森與高爾頓的不同之處在於，前者以人類一般智力為研究對象，後者則是以傑出人才或創造性人才的智力與能力為研究基礎，但兩者形成的都是悲觀的種族智力遺傳決定論。
三、對高爾頓創造性心理學觀的簡評
心理學界公認，高爾頓的《遺傳的天才》不僅是遺傳決定論的最初心理學著作，也是創造性心理學的奠基著作。
首先，高爾頓確定創造性或傑出人物的活動是心智或智力與能力的活動，而智力與心智分一般智力與特殊智力。高爾頓從一般智力與特殊智力構成智力的角度出發，論證了傑出人物或創造性人才在一般智力與特殊智力上的表現。他把特殊智力分為14級水平，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常態分配趨勢，這“兩頭小”之一就是傑出人物或創造性人才。高爾頓就這樣開啟了創造性心理學研究之先河。
其次，高爾頓論述了創造性人才或天才的基礎是遺傳，也就是反複闡述傑出人物來自天賦。他從個人發展、家庭成員和種族特征等諸方麵論述了遺傳決定傑出人物或創造性人才的類型。換句話說，他認為創造性來自遺傳。這一觀點引發了心理學界一百多年激烈的爭論，於是包括創造性在內的智能是先天的還是後天的，或者是先天與後天的結合，成為心理學界持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結論最難確定的課題。這也是心理學界遺傳決定論、環境決定論和相互決定論的緣起。
最後，高爾頓在創造性心理學領域乃至對心理學方法論上的貢獻是他的測量學、統計學與心理學具體研究手段的創新。他應用統計方法來處理心理資料，並在收集了大量資料後證明人的心理特征尤其是生理指標與智力指標是呈常態分布的。他在研究傑出人才及其聲望與家庭關係時，創造了一種數學統計方法，運用相關係數（r）來表示遺傳對智能差異的影響，前邊列舉的圖示法表征了相關係數的基本性質。高爾頓最早研究聯想和問卷問題，以此來測定並表示傑出人才與非傑出人才心理特別是意向的差異指標。此外，高爾頓還發明了測定視覺距離最小可覺差的儀器——高爾頓橫木（bar）和測量音高絕對上閾的儀器——高爾頓音笛（tube）。
如果說高爾頓的創造性心理學研究有何不足之處，絕對不會是他的遺傳決定之天才觀，因為這是一個世界性爭論的課題。作為創造性心理學的開創者或者奠基人，高爾頓通過傑出人才的天賦論來研究創造性心理學僅僅隻是個開始，他沒有建立創造性心理學的體係，也沒有應用他創造的心理學儀器開展創造性的實驗研究，甚至連基本的實驗研究都沒有開展。然而作為一名開創者，高爾頓的貢獻是永遠無法磨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