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到長期的貧困壓力對這群孩子們的心理行為特點的影響，作為教育者，我們該如何切入，以幫助這些青少年應對貧困生活的壓力，使他們的人格、情緒和行為都得到良好的發展呢？在閱讀了國內外的大量相關資料，並且綜合了質性研究調查的結果之後，我們將重點放在貧困家庭的教養環境方麵。在本研究中，我們重點考察了父母應對壓力的方式以及教育子女的方式。

在強大的經濟壓力下，貧困家庭的父母會采取什麽樣的應對方式呢？經濟壓力對於父母的教養方式又有什麽樣的影響？在探討這個問題前，我們先來看一下貧困家庭父母的應對方式和教養方式有什麽特點。

表4-24 父母應對方式和教養方式的描述分析

應對方式的分數是指積極應對分量表得分減去消極應對分量表得分，而教養方式的分數是消極教養方式分量表得分減去積極教養方式分量表得分。從表中我們可以看到，貧困家庭的父親應對方式趨中，稍偏向消極；父親的教養方式整體也趨中，稍偏向消極。貧困家庭母親的應對方式和教養方式特點比較突出，兩者都很明顯地偏向消極（注：父親母親樣本量不同，是因為部分受調查家庭是單親家庭，或離異、或一方早逝）。

這樣的結果暗示，貧困家庭的母親在應對困難的時候傾向於使用回避、否認、幻想或不理性的發泄方式。在對於子女的教育上傾向於使用過度保護、過度苛責的方式，與子女比較疏遠。教養方式量表采用的是子女評價父母的方法，而這樣的結果正表明了貧困兒童對他們父母教養方式的感受。

在本研究中，貧困家庭的父母令人擔憂地表現出過度保護、過度嚴苛、疏離等教養特點，這對於子女的心理健康發展無疑是負麵的。正如我們在質性調查中發現的那樣，在量化調查中貧困家庭的教養方式也呈現出兩邊倒的現象。一方麵，隨著經濟壓力的增大，父母不堪重負。在調查中，貧困家庭的父母要麽是因為身體殘疾或能力欠缺沒有工作，要麽就為了微薄的收入疲於奔命；貧困家庭的母親每天工作時間平均為8.75小時，母親疲於應對生活壓力，大部分精力都要放在如何應對拮據的生活上，沒有足夠的精力來教育子女，無法抽身關注孩子的需求，因而造成親子疏離。上文提到，貧困家庭中父母輔導過孩子功課的次數遠遠不如非貧困家庭，這固然有父母文化水平不高的原因，但也從一個側麵反映出親子疏離、父母無法顧及子女需求的問題。另一方麵，父母會將改善生活境遇的期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害怕孩子因為出身貧寒受到傷害，過度保護自己的孩子；同時，他們又希望孩子能夠通過努力學習或奮鬥改變貧困的命運，對孩子的學習和各方麵表現都比較苛刻。

為進一步探討經濟壓力、應對方式和教養方式三者的關係，我們對這三個變量作了相關和回歸分析。

表4-25 經濟指數與父母應對方式、教養方式的相關指數（n=187）

從表4-25可以看出，經濟指數和母親的應對方式以及母親的教養方式有顯著相關，但是與父親的應對方式和教養方式相關不顯著。另外，父親和母親的應對方式，以及父親和母親的教養方式，相關不顯著。而無論是父親還是母親，其應對方式和教養方式有著顯著的相關。

相關分析的結果給了我們兩個重要提示：一方麵，經濟指數和貧困家庭母親的應對方式和教養方式有密切關聯，說明生活在經濟壓力下的貧困母親在教育子女和應對困難方麵有其獨特之處；另一方麵，無論是父親還是母親，應對方式和教養方式都有較高的相關，說明應對方式和教養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有共同的特點。這符合我們的假設，實際上，教養子女是一件長期和艱巨的任務，尤其在貧困家庭有限的物質條件下，子女的教育更加成為一種應激源，父母平時如何應對其他困難，在完成子女教育任務的時候也會表現出類似的行為風格。為證明這樣的假設，我們將經濟指數和應對方式作為預測變量，對母親的教養方式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下：

表4-26 經濟指數、應對方式對母親教養方式的預測

從上表中，我們發現，經濟指數和應對方式對於母親教養方式的回歸係數顯著，有很強的預測作用。這和上文中的相關分析一致。同樣，應對方式對教養方式也有顯著的預測作用。前文提到，教養方式實際上是一種特殊的應對方式，是父母在麵對“子女”這樣一個應激源的時候表現出來的一貫性的行為模式。當母親在麵對其他壓力的時候會表現出“可以回避、忽略”、“不合理地幻想”、“不考慮後果地發泄情緒”等行為，類似地，她們在麵對撫養子女的壓力時也會相應地表現出“忽略疏遠”、“過度保護”、“過度苛刻”等特點。這也為教育者提供了一個施以援手的契機。雖然成人的應對方式相對穩定，但還是可以通過谘詢、教育等方式掌握一些積極有效的應對方法，而通過改善應對方式也能夠起到改善貧困家庭教養環境、提高貧困家庭教育質量的目的。為探究經濟環境和家庭教養環境對貧困兒童心理健康的發展的影響，我們進一步對涉及的幾個變量作了相關分析。

表4-27 經濟指數、應對方式和教養方式與兒童心理健康變量的相關分析

從上表中可以看到，父母的應對方式和母親教養方式與行為抑製、焦慮、抑鬱3個變量都有顯著相關，而經濟指數隻與抑鬱水平有顯著相關。從結果中，我們可以初步探知父母的應對方式和父母的教養方式與兒童的心理健康水平都有著密切的聯係，而經濟指數與後者的直接聯係不是很大，隻和抑鬱有密切相關。

為進一步探究經濟和教養環境對兒童心理健康變量的影響機製，我們對相關變量作了進一步的回歸分析。

表4-28 經濟指數、應對方式和教養方式對兒童心理健康水平的預測

從上表中可以發現，經濟指數對行為抑製、焦慮和抑鬱3個情緒行為變量都沒有明顯的預測作用，父親的應對方式對於抑鬱情緒沒有明顯預測作用，而母親應對方式和教養方式對3個心理健康變量都有較強的預測作用。父親教養方式未能進入回歸方程。

這些結果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經濟壓力對於兒童的行為抑製、焦慮和抑鬱沒有直接的影響。對於這個年齡段的孩子來說，父母的應對方式和教養方式，即家庭的教養環境才是影響孩子的心理健康發展最關鍵的因素。母親教養方式能夠進入回歸方程，說明母親的教養方式是預測青少年焦慮的良好指標，是影響青少年焦慮水平的重要因素。

研究結果顯示，母親苛刻要求、過度保護、親子疏離等非積極的教養方式與子女的焦慮水平有顯著的正相關，說明受到母親非積極教養的子女焦慮水平更高。同時，母親提供幫助與子女焦慮、抑鬱和行為抑製有顯著的負相關，說明能夠及時發現子女的需求並提供幫助等積極教養方式能夠降低青少年的焦慮水平。

但是，在前文的分析中，我們看到經濟壓力對於父母應對方式、教養方式有顯著的影響，那麽，物質環境和教養環境如何共同影響了兒童的心理健康發展呢？

帶著這樣的疑問，我們借助結構方程模型分析來探尋三者之間的作用機製。

根據路徑分析的結果，我們得到了下圖中的預測模型。在模型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經濟環境作為壓力源雖然對於兒童的抑鬱、焦慮和行為抑製沒有直接的預測作用，但是它能夠通過父母的教養方式來傳遞這種壓力。換言之，經濟壓力塑造了貧困父母特殊的教養方式，而這種特殊的教養方式將經濟壓力間接地傳達給他們的子女。同時，作為教養方式的泛化，應對方式對教養方式起到了不可小覷的調節作用，也就是說，雖然受到同樣的經濟壓力，但父母若能具備積極開放的應對方式，其教養方式相比消極應對的父母要積極得多。

圖4-2 經濟環境和教養環境對兒童心理健康的預測模型

表4-29 經濟環境和教養環境對兒童心理健康預測模型驗證性因素分析

在本研究中，非積極的教養方式表現為：親子之間沒有親密的聯係，關係疏離；對子女要求過高，標準苛刻，常給予消極反饋；對子女過分保護，限製子女獨立自由地與人交往或承擔某項義務；對於子女的需求不能給予有效的幫助。

對於貧困兒童來說，其經濟環境限製了他們探索新環境、鍛煉自身能力的機會，因此和他人相比獲得別人讚同、表揚的機會較少。作為他們最親近的母親，本來是最能夠給予幫助的人，但是不良的教養方式使母親不能有效地給予子女關愛，提供溫暖和支持。相反，她們出於保護子女遠離危險的目的，限製子女在她們認為安全的範圍內活動，並限製子女的社交對象，為子女設置行為處事的“模板”，甚至代替子女作決定，這種教養方式更加減少了貧困兒童培養獨立自主能力的機會，減少了他們嚐試新環境、承擔新任務的可能性，使他們在麵對新異刺激或新異環境時，體驗到的焦慮、抑鬱情緒更嚴重。同時，對於子女過分苛刻的要求使子女難於令母親滿意，子女總是從母親那裏得到負評價，這對於本來就難於聽到別人讚揚的貧困兒童來說更是雪上加霜，容易使子女不堪壓力，產生自卑情緒。而在壓力情境和自卑情緒的雙重作用下，兒童極容易產生焦慮情緒。

與此相反，若母親能夠以積極的教養方式對待子女，善於體察子女的需求，給予關愛，給子女設定適當的要求標準，既鼓勵子女突破自身退縮、畏懼的氣質限製，又不給子女額外的壓力和負擔。在這種環境下成長的青少年，容易體驗到溫暖，哪怕在探索新環境時遭遇失敗挫折，也能夠從母親那裏得到及時的鼓勵和支持，這樣能夠有效地增強他們的自信，降低其焦慮、抑鬱的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