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現在讀者麵前的這本小書是我近十年來關於中晚唐曆史思考的結集。2008年畢業留校任教後，有幸參加《舊唐書》、新舊《五代史》的重新點校工作，這一工作雖然占據了我大部分的精力，但促使我有意識地將研究重心轉向唐代，開拓新的研究議題，也間接催生了本書。從我個人的工作習慣而言，麵對新的研究領域，喜歡從具體個案入手，猶如石油勘探，須先試鑽一二，嚐試深淺，才能判斷某一題目的潛力，加上日常工作時間已被校勘填滿，僅在假期中稍有餘暇作文，無力做係統地搜檢與思考。因此本書各章最初都是作為獨立論文撰寫的，並沒有形成一本專著的設計。直到最近兩年，隨著具體研究積累稍豐，漸漸覺得對中晚唐曆史演進的大勢有所心得，才決意將之前分散的研究改撰成書，因此各章收入本書時都做了篇幅不小的增訂，亦請學者引用時以書中的觀點為準。
布羅代爾曾談及：“在談到各個帝國和它們的興衰的時侯，也許應該注意到促使這些國家誕生的命運，也就是說，不要混淆時期，不要過早去察覺那些與日俱增後來變得強大的事物的巨大威勢，也不要過早去預示那些隨著歲月流逝後來不再強大的事物的衰落。”（《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第二卷，中譯本第7頁）而中晚唐在中國曆史上的特殊之處便在於這是長達兩個半世紀緩慢的“衰落”，甚至可以略作誇張地說將這一過程描述為“衰落”是後世史家提供的標簽。至少在同一時期，唐王朝的內外敵人，無論回鶻、吐蕃，還是河北藩鎮，也經曆了類似的“衰落”過程。至晚唐，唐王朝敵人們的境況甚至比唐王朝更為窘迫，如果不是黃巢起兵這一稍顯意外的衝擊，曆史的走向或許仍懸而未決。因此，本書的討論雖仍集矢於唐廷與藩鎮這一舊議題，但觀察的角度力求與前人有所不同，嚐試從政治的動態演變與藩鎮內部的變遷入手，勾勒與以往稍具不同的曆史演進線索。另一方麵，盡管中晚唐的史料總體而言不算寡少，新出石刻資料可資參酌者亦不勝枚舉，但這些史料多較為零散，缺乏成係統的記載。因此本書結論總括的線索，雖從具體的研究抽繹而出，無疑仍待進一步的補充與修正，尤其期待更多的實證研究來加以證明或證否。
陳尚君老師在我工作的最初幾年，不斷提示我值得注意的碑誌材料，本書最早完成的羅讓碑一篇，便是在他的建議下撰寫的。在陳老師的影響下，我也開始有意識地記錄新出墓誌中較有價值者，聚沙成塔，漸對唐代墓誌較為熟悉並稍有心得，可以說沒有陳老師的垂範與指點，我轉向唐代研究之路會曲折很多。感謝鄧小南、渠敬東、朱天飆、陸揚等老師的照拂，使得我有機會先後假座浙大高研院、北大文研院，稍獲安靜讀書作文的機會，書中二、五兩章初稿得以在此期間草成。本書大多數章節之前都曾在各種學術會議上報告過，受到過與會學者或溫柔或嚴厲的批評與指正，陳尚君、榮新江、陸揚、張學鋒、遊自勇、史睿、雷聞、任乃宏、陳侃理、趙晶、唐雯、夏婧、李碧妍、聶順新、陳誌遠等師友或對書中具體內容有所匡正，或提示相關資料；楊俊峰、張達誌、梁辰雪、管俊瑋協助複印了部分參考資料；學棣吳曉豐校核了部分引文並編製了參考文獻的初稿；夏婧、李碧妍、饒佳榮通讀了全書，對具體表述提供了一些建議，在此一並致謝。
本書的出版，要感謝譚徐鋒兄的鼓勵與敦促。我和譚兄最初僅在網上稍有聯絡，未曾謀麵。當時我恰好聽聞李碧妍《危機與重構》一書已輾轉幾家出版社，雖頗受好評，但因無出版資助，皆遭婉拒，因感不平，轉而向譚兄推薦。譚兄讀畢書稿後，立刻允諾出版。或許正是譚兄當年的慨然一諾，奠定了他在我心中有擔當出版人的形象，促成了本書出版的緣分。近十年來，隨著各個層級學術資助的大幅增加，學術顯得繁榮，出版變得容易，但景氣不可能永遠持續，尤其是當這種景氣仰賴的是公共財政的擴張。熱鬧過後能留下什麽，作為體製中人，保持適度的自省，或仍不無必要。
作為中國“數三數四”的高校，複旦其實不可能自外於熱鬧，反而是熱鬧的所在，好在我們平日點校所用光華樓27樓北側的四間辦公室，大約是人來人往的光華樓中最冷清的角落。如果說光華樓是一個光鮮的學術劇院，那麽這個角落恰好位於舞台的背麵，不過在我看來，這種冷和寂才更接近學術的本真。學校內外兩個非體製化的、鬆散的學術社群，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聯誼會與複旦大學中古中國共同研究班，對我近十年來的學術成長提供了巨大的幫助，許多不成熟或帶有試驗性的想法，最初是在與這些同仁直率地討論中逐步成型。我去年從聯誼會“退休”時曾感慨，在目前名目繁多的各種學術會議中，聯誼會或許是名目最不正式，但與會學者態度最為認真的學術會議。在萬花筒般的當下學界，學術的“名與實”或許會是未來學術史研究中有趣的課題。
在“微近中年”時出版的這本小書，可以算作我“走出”博士論文努力的一份答卷，其中的得失，當然有待學界同仁的批評，好在尚無“幾莖白發”，還可以拚命向前。
仇鹿鳴記於2018年8月17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