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倫的體係》是我們目前能夠看到的黑格爾最早的經濟學係統研究成果。在這部書稿中，黑格爾已經全麵地吸收了斯圖亞特的國民經濟學思想，對需要、勞動、享受、占有、生產、所有、工具、分工、商業、價值、貨幣等一係列經濟學範疇進行了深入的討論，並試圖將這些範疇改造成哲學範疇，納入到其哲學體係的建構中來。
勞動是近代社會的構成原理，在耶拿時期，黑格爾已經充分地認識到了這一點。在《人倫的體係》的一開始，他就將勞動設定為構建“人倫的體係”的起點。但是，此時的勞動並不是亞裏士多德“家政學”中的一般的勞動，而是近代社會特有的私人勞動。這種勞動雖然也是“需要（Bedürfnis）——勞動（Arbeit）——享受（Genu?）”這樣的“三位一體”結構[47]，但這一結構被解釋成了“勞動到市場交換再到消費”的循環。也就是說，原本這一“三位一體”是個體的自給自足的、封閉的循環，現在這一封閉的循環被打破，成為一個向他人和市場開放的“三位一體”，必須要借助於他人與市場才能完成。這種勞動顯然是古代所沒有的，是近代的勞動。黑格爾給它起了一個奇怪的名字，即“剩餘勞動”（überflüssige Arbeit）。這一概念也是《人倫的體係》的核心範疇。
這一概念的奇怪之處是“剩餘”一詞。那麽，什麽叫做“剩餘”？黑格爾給出的解釋頗為有趣。即，本來人為了滿足自己的衣食住行的需要，必須要從事勞動。在這個意義上，勞動不是多餘的，勞動是必需的；同樣，生產出來的勞動產品也不是多餘的，而是必需品。但是，由於近代勞動的分工本性，生產者隻是某種特定產品的勞動者，他需要生產超過他本人需要的“多餘的”產品，以此來換回自己的其他必需品。在這個意義上，勞動者占有產品的意義對於勞動主體而言已經發生了質變：“這種占有，已經喪失了作為主體對實踐情感的占有的意義，對主體而言它已經不再是滿足欲望所必需的東西，而是剩餘（überfluβ）。”[48]也就是說，“剩餘”是超過自己需要的“純粹的量”，是多餘的勞動產品。
“剩餘”既然不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直接需要而生產的，那麽生產它肯定就有別的目的。這一目的就是要拿它同別人相交換，以滿足自己的其他需要，黑格爾稱之為“需要的整體性”。當然，要實現這一交換，就必須要讓“剩餘”具有能夠滿足別人需要的屬性，用黑格爾本人的話說，就是“需要的抽象物”或者“使用的普遍可能性”[49]；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使用價值。
但是，僅僅具有“使用的普遍可能性”是不夠的，還必須要讓“剩餘”進入現實的“交換”（Tausch）過程。但是，自己的“剩餘”為什麽能夠與他人的“剩餘”進行交換，再進一步地問，怎樣交換才算作合理？這顯然需要一個交換比率。這也就是後來馬克思所說的商品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問題。黑格爾也意識到了討論這一問題的必要性，在定義了“剩餘勞動”之後，馬上就進入到對這一問題的研究。
個人因自己的勞動而擁有了對“剩餘”的所有權和支配權，“這一權利的純粹的無限性、這一權利的不可分離性一旦反映到物這一特殊的東西中，就會變成一個物（Ding）與其他物之間的相等性（Gleichheit），而且，這種一物和他物的相等性的抽象形態、具體的統一和權利就是價值（Wert）。或者毋寧說，價值本身就是作為抽象形態的相等性、就是觀念的尺度。而在現實中人們所看到的經驗的尺度就是價格（Preis）”[50]。也就是說，個體之間之所以將自己的所有物拿出去以及能夠進行交換，是因為這些物中包含著某種“相等性”，即價值。至於這一“相等性”的本質，或者用馬克思的話說，“價值的實體”究竟是什麽？黑格爾並沒有給出明確的回答。不過，在這裏，黑格爾已經天才地猜測到了交換之所以能夠順利進行是因為個別性的物中包含了某種普遍性或者說共性這一點。在此基礎上，他還進一步分析了貨幣：“作為普遍、（滿足）一切需要的可能性，在無差別中所設定的剩餘，就是貨幣（Geld）。……貨幣是普遍，一切必需品的抽象形態，一切必需品的中介，與此同樣，交換剩餘的商業（Handel）是被這一中介所設定的活動。”[51]從這一規定來看，黑格爾已經清楚地知道，貨幣的中介性質來自對必需品共性的抽象。
就這樣，黑格爾在對經濟學的研究中，發現了近代勞動的本質是為了交換的“剩餘勞動”；交換的結果必然會出現價值；貨幣最終成為人們彼此交換“剩餘”的中介。這一“剩餘勞動→價值→貨幣”的敘述過程與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篇“商品和貨幣”中的展開順序：“商品→交換過程→貨幣或商品流通”頗為相似。當然，從經濟學的科學性來看，黑格爾的“剩餘勞動”、價值、貨幣等範疇還跟馬克思的不能同日而語，但是我們不能忘記，黑格爾對這些範疇的討論畢竟比馬克思早了40年，而且是發生在那個以抽象聞名於世、被費爾巴哈批判成“神學”的哲學家身上，這是令人驚訝的。
但是，黑格爾畢竟不是經濟學家，他研究國民經濟學的目的也不是要建構什麽經濟學體係，他是要說明，在近代社會中，人們將必然會結成一個“普遍的相互依賴”的體係，即“需要的體係”。在《人倫的體係》“三、人倫”的“國家體製”中的“公正的身份”部分，黑格爾這樣寫道：“需要的體係，在前麵，形式上被概念地理解為物的普遍的相互依賴關係。無論是誰，都不可能獨立於自己需要的整體性。他的勞動，或者滿足他的需要的能力的任何形式都不能保證滿足這種需要。對他而言，他所占有的剩餘能否滿足需要的整體，依賴於一種異己的力量（fremde Macht），他對這種力量無能為力。反映他的剩餘的價值的，即對剩餘的需要關係的，是與他相獨立的、不安定的東西。這種價值本身，依賴於需要的整體和剩餘的整體。而且，這一整體，是幾乎不可能認識的、看不到的、不可能預測的力量。因為，這種力量，在量的關係上，是無限多的個別性的總和，在質的關係上，是由無限多的質所合成的。個體與由個體組成的整體之間的，以及作為觀念的整體與個體的這種相互作用，作為規定價值的東西，像波浪一樣不斷地上下起伏。”[52]
這段話更是令人驚訝。因為其中包含了類似於斯密的“看不見的手”以及馬克思《資本論》中的“拜物教”批判的內容。譬如，黑格爾提到，近代社會是一個人們彼此互相依賴的分工和交換的體係，任何人都不能獨立於這個體係之外，否則他的需要將無法得到滿足；控製這個體係的，是在自己之外的異己的普遍性力量，即價值；價值雖然與每個勞動者的“剩餘”有關，但任何一個具體個體都對價值規定無能為力，價值的規定依賴於一個看不見的整體；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價值是無法預測的，價值來源於個體與整體之間的一種動態平衡，它會“像波浪一樣不斷地上下起伏”；“需要的體係”盡管“是幾乎不可能認識的、看不到的、不可能預測的力量”，甚至是“一種異己的力量”，但是，它卻可以使個別趨於普遍，使偶然趨於必然，使特殊趨於均衡。從本章的主題來看，這一結論尤其值得關注，因為在這一結論中，包含了使個別上升為普遍、個體過渡到整體的可能性。
總之，這是一個吸收了國民經濟學的哲學家的洞見，是一個高水平的近代社會認識。那麽，既然《人倫的體係》中的經濟學研究已經達到了如此高的水平，當時的黑格爾為什麽沒有發現國民經濟學就是自己所要解決的個體與整體二律背反的途徑呢？行文至此，我們恐怕必須得回答這個問題。的確，如上所述，《人倫的體係》中已經包含了高水平的勞動理論和分工理論，甚至提出了“需要的體係”這樣的思想。但是，黑格爾卻沒能讓它來解決自己所麵臨的“人倫的悲劇”問題。原因是多方麵的：首先，在《人倫的體係》中，他更多的是對勞動和分工範疇采取了消極的態度。譬如，他在討論抽象的勞動時，強調的是分工勞動和機械勞動給人帶來的異化後果，如整體的勞動被分割，勞動的多樣性被排除，生命的整體性遭到破壞等。這種態度頗似馬克思在《巴黎手稿》的《第一手稿》中第一次麵對勞動和分工時的做法，即強調國民經濟學狀況下勞動和分工的非人性。這種消極態度會阻礙黑格爾將它們提升為構成原理，並以此來解決個體與整體之間的矛盾問題。
其次，此時的黑格爾還沒有形成一個市民社會的概念。我們知道，市民社會是黑格爾法哲學中的一個關鍵概念，它是個體和整體、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統一。在某種意義上，市民社會就是“物象本身”，因此它的形成可看作是黑格爾解決了個體與整體關係問題的標誌。在《人倫的體係》中，盡管黑格爾也討論了經濟和法律等市民社會概念的專屬領域，並對其中的基本要素，譬如占有、所有、交換、契約、人格、法律等進行了分析，故有人說《人倫的體係》是最早的《法哲學原理》[53]。但是，如果仔細對比《人倫的體係》和《法哲學原理》，我們就會發現，兩者還是有本質上的差異。在篇章構成上，《人倫的體係》采取了“自然的人倫”→“否定的人倫”→“絕對的人倫”——原題為“關係中的絕對的人倫”（Die absolute Sittlichkeit nach dem Verh?ltnis）→“否定的東西，或者自由，或者犯罪”（Das Negative oder die Freiheit oder das Verbrechen）→“人倫”（Sittlichkeit）——這樣的三段論，從形式上看，這一三段論與《法哲學原理》中的“家庭→市民社會→國家”頗為相似，但從內容上看，“否定的人倫”並不具有後來市民社會概念的內涵。在“否定的人倫”一節，黑格爾並沒有討論個體的自由、主體性和恣意性——這本來是市民社會的主題——而是隻討論了“犯罪、掠奪、盜竊、暴力、殺人”等；而且，其中的主體也不是近代意義上的個人，而是傳統的家庭；“否定的人倫”基本上處於以血緣關係為主的家庭的延長線上，其中的關係還屬於為名譽而鬥爭的騎士關係，而非“需要的體係”中的相互依賴關係。
總之，在耶拿前期，“人倫”哲學的建構與對國民經濟學的吸收，這兩者就像“木質的鐵”——馬克思曾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使用過的比喻——一樣，還沒有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這也導致黑格爾在解決“人倫的悲劇”時，最終還是不得不訴諸古代的共同體主義。但是，這一對國民經濟學的吸收和洞察，為黑格爾接下來的思路轉變，跳出承認理論模型，最終找到“物象本身”概念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