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26年，盧卡奇在發表了《曆史與階級意識》之後不久，就撰寫了一篇專門研究赫斯的論文，提出“赫斯本人是一個徹底失敗的馬克思的先行者”[58]。他之所以得出這一結論，是因為同時在向共產主義者轉變的馬克思和赫斯，在他們思想形成的最後一個環節，即如何麵對黑格爾時，兩個人走向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赫斯否定了黑格爾辯證法，回到了費希特和費爾巴哈；而馬克思則批判地吸收黑格爾的辯證法，前進到了黑格爾與國民經濟學的結合。當然，結局也頗為公平，馬克思成了曆史唯物主義的創始人，而赫斯則成了“真正社會主義”的代言人，淪落為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對象。
盧卡奇認為，赫斯本來也是從黑格爾曆史哲學入手的，但卻因受切什考夫斯基的影響，不滿意黑格爾曆史哲學的僵硬性、客觀性、靜止性，試圖引入費希特的實踐概念，以建立以主觀能動性、實踐性為基礎的新哲學，即《行動的哲學》。結果，“為克服黑格爾的靜觀特征而將辯證法實踐化的嚐試……結果必然使他倒退到了費希特”[59]。這一倒退，正如盧卡奇本人在1967年《曆史與階級意識》的“新版序言”中借馬克思的話所總結的那樣：“這些思想家們（包括赫斯在內的青年黑格爾派）主觀上相信，他們已經超過了黑格爾，但在客觀上，他們不過複活了費希特的主觀唯心主義。……費希特哲學的這種激進性純粹是想象的，隻要一涉及對曆史的真實運動的認識，黑格爾哲學就立即顯示出比費希特哲學高出一籌。這是因為在黑格爾哲學體係中，各種客觀的社會的和曆史的中介因素的運動造成現存的一切，比費希特僅僅希望於未來的做法要更真實，更少抽象性的思想構造物。”[60]
的確，黑格爾的辯證法是更貼近近代社會現實的客觀認識，用馬克思自己的話說，其中包含了“客觀的社會的和曆史的中介因素的運動”。而赫斯等青年黑格爾派成員卻把這一現實主義或者實證主義視為黑格爾哲學中的保守因素，以黑格爾隻尋求與現實的和解為由，拋棄了黑格爾的曆史辯證法，訴諸未來的理想主義，“結果使他永遠落後於黑格爾”[61]，走向了烏托邦和空想社會主義。相反，馬克思恰恰吸收了黑格爾的現實主義和曆史辯證法，從社會結構內部去揭示資本主義的不合理性，並展望未來。而青年黑格爾派的道路，正像馬克思和恩格斯後來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所批評的那樣，是一種曆史唯心主義。
不僅如此，赫斯在回到費希特的同時，還全麵地接受了費爾巴哈的哲學。的確，費爾巴哈從唯物主義立場對黑格爾唯心主義的批判，特別是在主賓顛倒等理論上有其合理的一麵，但是他在批判黑格爾的同時，對黑格爾哲學中先進的一麵，特別是其中介性或間接性的合理性視而不見，試圖以直觀、感性、直接性來取而代之，結果從整體上拋棄了黑格爾辯證法的豐富性和曆史性。盧卡奇批評道：“赫斯毫無批判地吸收了費爾巴哈對黑格爾辯證法所采取的根本性的錯誤態度，特別是費爾巴哈對直接性和中介的關係理論。”[62]結果，他和費爾巴哈一樣，從“直接知”出發，拒絕了黑格爾的中介概念。在哲學觀上，“囿於費爾巴哈所具有的最薄弱的、最具唯心主義的一麵，即費爾巴哈的愛的倫理學當中”[63]，最終陷入了具有宗教性質的倫理共產主義、哲學共產主義。正是因為如此，正如前述良知力所說，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第六條對費爾巴哈的批判也同樣適合於赫斯。
那麽，《巴黎手稿》中的馬克思究竟達到了什麽思想高度呢？其實他已經達到了黑格爾的水平。如果說，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時期的馬克思由於還沒有國民經濟學的背景，從而無法接受黑格爾的辯證法的話，那麽經過了一段對斯密、薩伊、穆勒、李嘉圖等人經濟學的學習，此時的馬克思已經完全具備了接受的條件，並在事實上批判地繼承了黑格爾的辯證法。我們以《巴黎手稿》中的異化概念為例，如果說《第一手稿》中的異化概念還留有費爾巴哈和赫斯的痕跡，那麽到了《穆勒評注》，馬克思的異化概念已經超出了費爾巴哈的異化論框架，達到了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中的異化論水平。而赫斯並不明白黑格爾的異化論高於費爾巴哈這一點，結果反而將費爾巴哈的異化概念應用到了社會經濟領域，這實際上是一種倒退。馬克思本人是在《穆勒評注》中才意識到這一點的，並義無反顧地從費爾巴哈轉向了黑格爾，將黑格爾的異化概念應用到社會經濟領域。在當時的青年黑格爾派中，隻有馬克思做到了這一點。
總之，正如盧卡奇所言，“馬克思的理論工作直接銜接著黑格爾遺留下來的理論線索”[64]。對這一點，恩格斯後來在《費爾巴哈論》中也曾明確地指出：“與黑格爾體係的百科全書式的豐富內容相比，他（費爾巴哈）本人除了矯揉造作的愛的宗教和貧乏無力的道德以外，拿不出什麽積極的東西”[65]；成熟時期的馬克思本人也公開宣稱自己是黑格爾的學生。這些都說明相對於費爾巴哈和費希特而言，黑格爾才是馬克思創立唯物史觀的關鍵。在這個意義上，盧卡奇對赫斯的批判是正確的，道出了馬克思與他們的區別。而“回到赫斯”運動的一個根本性缺陷，就在於忘記了盧卡奇的這一教誨，反過來將費希特或者費爾巴哈當作了衡量馬克思思想發展的坐標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