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一兵對赫斯的正式研究最早出現在《回到馬克思》一書中，該書雖然從形式上把赫斯作為青年馬克思的一個重要的“經濟學的支援背景”來敘述，但從內容來看，赫斯的作用絕不僅僅限於“支援背景”，而是在某種意義上直接“參與”了《回到馬克思》的建構。後來，張一兵又為《赫斯精粹》寫了一個“代譯序”。在這篇“代譯序”中，針對目前關於《穆勒評注》的討論以及上述廣鬆涉的論文，對自己的《回到馬克思》中的觀點又作了進一步的補充說明。
張一兵首先表明了自己的基本立場，就是“基本認同科爾紐的觀點”，“正視赫斯對馬克思的一定學術影響”，既要反對盧卡奇那樣貶低赫斯的作用，又要反對廣鬆涉那樣對赫斯影響的誇大。[51]那麽，究竟是赫斯的什麽著作以及什麽思想影響到了馬克思呢？張一兵認為是《論貨幣的本質》和“經濟異化”的觀點。這裏的“經濟異化”觀點主要是指：赫斯與以往隻從“人的自由活動”的角度來規定人的本質不同，“進一步從社會關係的角度論證了人的類本質的社會實現，即交往（Verkehr）關係”，將“共同協作與交往看作是人的社會本質”，將交往中的“共同活動”看作是生產力，等等。僅從這點來看，張一兵與侯才基本一致，但與侯才不同的是，他認為赫斯這些觀點的背後並非是費爾巴哈，而是英國的國民經濟學。他說道：“人的現實本質是一種物質交往關係，這顯然是赫斯在經濟學研究中開始超越費爾巴哈哲學的一個重要進步。國內學者侯才沒有意識到赫斯更深一層的經濟學背景，仍然將赫斯此處的論說僅僅界定在費爾巴哈的哲學語境中，這顯然是一種誤解。”[52]
張一兵在強調了《論貨幣的本質》背景是國民經濟學而非費爾巴哈之後，又提出了與我直接相關的問題，即《論貨幣的本質》與《穆勒評注》的關係。緊接著上麵那段引文，他寫道：“與費爾巴哈相比，（赫斯）的確有了很重要的進步。但有兩個致命錯誤：一、交往（實際上是商品經濟的現代交換）被置於生產之上，他沒有意識到這種‘交往’是生產的結果。這一交往決定論是在古典經濟學社會唯物主義第二層級上的倒退。我認為，青年馬克思在後來的《穆勒筆記》（《穆勒評注》）中，就直接受到了赫斯這種交往決定論的影響。二、他更無法意識到，這種交往隻是物質生產的一定曆史條件下的產物，即資產階級社會商品生產的特定曆史結果。以費爾巴哈的類哲學去提升經濟學，必然是從同樣抽象了的交往（交換）出發。由此他更接近重商主義而不是斯密和李嘉圖。當然，赫斯在此處觀點的實質（包括他所標舉的生產力、交往的共同活動等規定）在隱性邏輯上是非科學的。但我還要指出，比之於赫斯，此時青年馬克思的思想遠沒有達及這種深度。”[53]
在這段話中，張一兵表達了兩個觀點：第一，《論貨幣的本質》的實質是一種“交往決定論”，而馬克思的《穆勒評注》是受這種“交往決定論”影響而形成的；第二，如果引文中的“此時”是指《巴黎手稿》中的《穆勒評注》階段，那麽《穆勒評注》甚至連赫斯《論貨幣的本質》的水平都沒有達到。這與他在《回到馬克思》中對《穆勒評注》的某些評價相比，大大地後退了。譬如，他曾在《回到馬克思》中說道：“在哲學對經濟學的批判上，也是他自認為最有發言權的地方，他同意赫斯。並且，他在《穆勒摘要》中一出手就輕而易舉地超越了赫斯。”[54]對這一問題，我們姑且不論。
張一兵之所以說“交往決定論是在古典經濟學社會唯物主義第二層級上的倒退”，是因為這種“交往決定論”把“交往（實際上是商品經濟的現代交換）”“置於生產之上”，“沒有意識到這種‘交往’是生產的結果”。也就是說，他認為“生產”高於“交往”，隻有從“生產”出發才更接近成熟時期馬克思的思想。而在當時，馬克思在《手稿》的《第一手稿》中討論了“異化勞動”，而“勞動”等同於“生產”；與此相對，《穆勒評注》中討論的是“交往異化”，而這是受赫斯《論貨幣的本質》中“交往決定論”影響的結果。於是，由此出發，他就推出了《第一手稿》高於《穆勒評注》，《穆勒評注》隻能寫於《第一手稿》之前的結論。
從這一立場出發，張一兵不可能認同廣鬆涉的連《提綱》都還處於赫斯影響之下的主張，事實上，他馬上就對廣鬆涉進行了批判：“赫斯的類本質更多的是傾向於人們之間的交往關係和共同活動，在這一點上，赫斯對青年馬克思的影響恰恰體現在《穆勒筆記》的以貨幣中介為核心的‘經濟異化’（交往異化）之中，而不是《1844年手稿》的勞動異化。《1844年手稿》中，青年馬克思對資產階級經濟結構中的勞動關係多重異化批判和基於工業生產（動產）之上的客觀邏輯批判，都是超越赫斯的。”[55]與這一旨趣相同，張一兵在另一篇為廣鬆涉《唯物史觀的原像》中文版而作的“代譯序”中也寫道：“赫斯的交往是以小商品生產者的簡單商品流通為邏輯視域而生成的表象，其中，流通當然就是重點。‘在這個簡單商品流通社會的模型中，該交往形式簡直就是社會的分工=協作的定在形式’。其實，青年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將赫斯基於流通領域得出的交往異化推進到生產領域的勞動異化，就是意識到這個局限的表現。然而，一些論者竟然將這個理論邏輯上的進步完全逆轉了，因為他們無法從馬克思的經濟學研究進程中來具體透視這一點。”[56]
這兩段話不僅是在批評赫斯以及廣鬆涉的錯誤，在更深一層意義上，也是在對他本人的上述觀點，即《穆勒評注》寫於《第一手稿》之前進行辯護。熟悉這些年我國《巴黎手稿》研究狀況的讀者都知道，其實正是在這一問題上，我的意見和張一兵恰恰相反。我認為無論是在文獻學的考證上還是在思想邏輯的水平上，《穆勒評注》都應寫於《第一手稿》之後，《穆勒評注》中的“交往異化”高於《第一手稿》中的“異化勞動”[57]。張一兵之所以在兩個“代譯序”中寫了旨趣相同的兩段話，可能也是意識到了我們之間這一分歧的結果，他所批評的那“一些論者”中，也應該包括了我。
這裏因論題所限無法展開，在我看來，首先，《第一手稿》“異化勞動”中的“勞動”與馬克思後來所說的“生產”（Produktion）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讓這樣一種“勞動”等同於1857—1858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的“生產”過於勉強。其次，《穆勒評注》中的交往異化理論是絕對不能用赫斯的“交往”概念，或者如張一兵所說的“交往決定論”所概括的。它實際上是馬克思在認真地研讀了國民經濟學的分工和交換理論，將黑格爾的辯證法結合起來以後而獲得的一個方法論範疇。如果說勞動是一種主客關係，那麽交往則是一種包含了物象與物象之間關係在內的主體和主體之間的關係，而這種關係的實質是馬克思後來所說的經濟關係或者社會關係範疇，而這是赫斯永遠也沒能達到的高度。因此，此處的交往概念屬於馬克思對近代市民社會的基本認識，實際上相當於斯密的“商人社會”或者黑格爾的“需要的體係”。再次，《穆勒評注》中的“交往”概念絕不能等同於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所提及的、作為“生產、消費、分配、交換（流通）”整個生產過程中的一個環節的“交換”或者“流通”。我們並不能因為在這篇《導言》中“生產”排在了“交換”之前，就將《穆勒評注》中的“交往”矮小化為生產過程中的一個要素，甚至由此簡單地類比出《第一手稿》中的“異化勞動”高於《穆勒評注》中的“交往異化”的結論。總之，關於《穆勒評注》中的交往異化為什麽高於《第一手稿》中的異化勞動，後麵我還將作更加詳細的展開，這裏就不再贅述了。
張一兵之所以這樣設定《穆勒評注》與《第一手稿》之間的關係，這與他對早期馬克思思想的分期以及《回到馬克思》的體係建構有關。我們知道，《回到馬克思》曾提出過一個“兩條線索說”，根據“人道主義異化論”和“經濟唯物主義”這兩條線索的此消彼長，它將“廣義的曆史唯物主義”誕生界定於1845—1846年，也即《提綱》和《形態》時期。因為這一時期馬克思的經濟學思想才相對成熟，“經濟唯物主義”戰勝了“人道主義異化論”。但是，從馬克思遺留下來的手稿來看，在1844至1846年期間，能夠代表其經濟學最高水平的莫過於《穆勒評注》了，可張一兵對這一事實視而不見，仍然堅持《德意誌意識形態》是“經濟唯物主義”的高峰。他之所以這樣做，顯然跟他這裏將《穆勒評注》判斷為赫斯水平的作品有關。換句話說，這一判斷直接影響到了他的“兩條線索說”，故筆者才說，赫斯“參與”了《回到馬克思》的建構。總之，對張一兵而言，赫斯研究絕不是一個單純的赫斯定位問題，而是一個關係到他的《回到馬克思》體係結構的問題。
從侯才到張一兵，中國的赫斯研究走了一條很獨特的研究進路。侯才最大限度地強調了赫斯思想中的費爾巴哈元素，並將《論貨幣的本質》與馬克思的《穆勒評注》聯係起來。張一兵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得出了《穆勒評注》與《論貨幣的本質》是同等水平的作品，並從中推出了《穆勒評注》的思想水平低於《手稿》的結論。這一條研究進路雖令人頗感意外，但在世界範圍內也可謂獨樹一幟。當然，從本書後麵的分析將看到，我是不同意這一進路的。
以上，我們回顧了科爾紐和中日兩國的“回到赫斯”運動，下麵讓我們先簡單地評述一下這場運動。撇開歐洲不談，中日兩國在曆史上都曾深受蘇聯教科書體係的束縛，要想拿出自己獨創的馬克思主義理解，必須要從教科書體係回到馬克思的原初語境，然後再來重構理解馬克思的理論框架。日本從20世紀60年代起開始這一工作，當時重構“馬克思像”、“曆史原像”等成為了一種流行語。正像我們在廣鬆涉和良知力之間的“青年黑格爾派論爭”中所看到的那樣，在這一過程中，青年黑格爾派研究，特別是“回到赫斯”運動成為他們重構馬克思的關鍵契機或者進路。從日本的這一經驗來看，我國也應該加強對青年黑格爾派的研究，侯才和張一兵的研究就可看作是我國在這條進路上的一種嚐試。
但是，“回到赫斯”也麵臨著一定的理論風險，特別是當我們將赫斯因素應用於對馬克思哲學的重構時。從上述對赫斯研究史的梳理中我們不難發現，實際上，出於對以前人們輕視赫斯的不滿，“回到赫斯”會很自然地出現誇大赫斯之於馬克思影響的傾向。這種傾向，在客觀上會帶來一種用“外因”來說明馬克思本人思想發展“內因”的危險；甚至會導致貶低馬克思思想的獨創性，從而把馬克思所完成的哲學革命看成是對各種既成觀點的“拚湊”。因此，實事求是地評價赫斯的理論地位以及赫斯之於馬克思的影響是我們避免不必要的理論風險的關鍵，同時這也是我們借助青年黑格爾派來重構馬克思這條理論路徑成功的保證。